美國作家薇薇安·戈爾尼克是個城市漫游者，每天散步六英里，通過散步提神醒腦，也以此表達自我。散步時腦海里浮現的那些關于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思緒，幫她熬過了無數虛度的日子。

她經常聽到的一句評價是：“你真是個怪女人！”她說話風趣而尖刻，總帶著批判的意味；她擁有智慧和勇氣，可擺脫不了焦慮和孤獨，也害怕暴露自己的不足；她結婚、離婚，對為人母、為人妻不怎么感興趣；最重要的是，她愛自己。生活要怎么過，她說了算。

以下內容選摘自回憶錄《怪女人和一座城》。

作家：薇薇安·戈爾尼克

我早就知道，生活要么是契訶夫式的，要么是莎士比亞式的。我家的生活屬于哪一種，結論顯而易見。我母親躺在昏暗房間里的沙發上，一只胳膊搭在額前，另一只按在胸口。“我真孤單！”她喊道，女人們——以及男人們——的空洞安慰從公寓的每個角落傳來，他們想以此緩解自己眼中那顆高貴靈魂正在經受的劇烈痛苦。但她拒絕安慰，帶著難以壓抑的不滿閉上了雙眼。她渴求的精神安慰，這些人誰也無法提供。他們不是對的人。她身邊的都不是對的人。只有一個人是對的，現在他死了。

她認為愛的地位堪比圣杯。找到真愛，不單單是體會魚水之歡，更是在宇宙中占據一席之地。她告訴我，她嫁給我的父親時，心上的云翳消散了。這是她的原話：云翳。爸爸擁有魔力：他的神情，他的撫摸，他的理解。在這句話的結尾，她身體前傾。理解是魔法般的詞語。她說，沒了理解，她就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有了理解，她就能感到生活有了重心，感到自己在世界上有了一席之地。在我父親面前，她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深刻回應詩歌、政治、音樂：一切。她夸張地閉上眼睛。一切。他死后，她說，“一切”都隨他而去。她心上的云翳又回來了，而且它比從前更加灰暗：如今它遮天蔽日。

沮喪是強烈的，顯然也是無法改變的，歲月無法將其沖淡分毫。她沒法忘記自己曾經擁有的絕對 “正確”。現在，無論擺在她面前的是什么，她都無法接受。再也沒有什么事是對的事，再也沒有什么人是對的人。對不盡如人意的拒絕開始枝繁葉茂。

我變成了跟母親一樣的人。我從小發現，倘若得不到聰明的回應，我就感受不到自己的有趣。我需要志同道合的伙伴，但身邊的人沒法提供我想要的回應。我總在給街坊鄰里的孩子們講故事，那些故事改編自學校里、雜貨店里、我所住大樓里剛剛發生的事。我先敘事，然后總結，告訴他們這個故事的意義。接著，我希望有人能說上一兩句，好讓我知道他們能聽懂我的話。然而，熱切的目光消失了，他們的表情變得困惑或不滿，最后，總會有人問：“你這是什么意思？”

我變得焦躁不安、尖酸刻薄，總是憤憤不平。 “你怎么能這樣說！”我早在到達法定投票年齡之前，就會這樣大喊。母親的匱乏感令我心煩意亂，仿佛我的理想朋友一出生就背叛了我，現在我只能注意到眼前這個朋友的不足之處。

“一群人跟另一群人并無二致。”濟慈未滿二十五歲就明白的道理，我永遠也不會明白。那是一種莎士比亞式的生活。濟慈將自己的經驗發揮得淋漓盡致，最簡單的交談就能與他自身澄明的內心世界溝通，因此幾乎任何人都能與他溝通。他生活在心靈的天堂里，而他的心靈只需用自己的交談滋養。我的余生卻徘徊在自我放逐的煉獄里，我永遠在尋找那個對的人，等待與之交談。

這條死胡同很快就通向了傲慢的道德說教。我經常宣揚“大寫之愛”的意義與本質，真正的愛，誠摯的愛，正確的愛。我斬釘截鐵地宣稱，當你遇上愛情，你會立刻知道。如果你不知道，那它就不是愛。如果它是愛，無論面前有什么阻礙，你都應該毫不猶疑地投身其中，因為愛是登峰造極的熱烈，是無可比擬的快樂。正是我一次又一次重復這些話時的篤定之感，在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記。

在我目空一切地談論大寫之愛的同時，我也是一個總在幻想的女孩，我幻想自己站在某個大禮堂的舞臺上，或是站在某個公共廣場的講臺上，為成千上萬人演講。我確信自己某天會擁有讓人們采取行動的口才與遠見，這份確信令我暗自激動。

我當然知道，有意義的生活包含真正的工作——在世上從事的工作——但現在我似乎開始想象，為了開展這項工作，我需要一個理想的伴侶。我心想，如果身邊有一個對的人，我就能實現一切。沒了對的人——不行，那實在不堪設想。沒有那個對的人，一切都將成為泡影。重點從開展工作變成了為開展工作而去尋找那個對的人。漸漸地——但是顯然，找到對的人似乎就成了我的工作。

在大學里，我的女性朋友們都是文學愛好者。我們要么認同喬治·艾略特筆下的多蘿西婭·布魯克，誤以為書呆子就是智者；要么認同亨利·詹姆斯筆下的伊莎貝爾·阿切爾，把壞心腸的奧斯蒙德當作文雅之士。認同多蘿西婭的女孩被她對“道德標準”的驕傲堅持深深打動，不認同的女孩則覺得她是個保守的榆木腦袋。認同伊莎貝爾的女孩欣賞她在情感上的遠大抱負，不認同的女孩則認為她天真到了危險的地步。不管是前者，還是后者，我和我的朋友們都覺得自己是其中一人的潛在化身。我們的擔憂有多深，取決于我們對這兩位虛構女性的迷戀有多深。

《米德爾馬契》和《一位女士的畫像》中都有一個問題，即漂亮、聰明、敏感的女主角誤把孽緣當成了良配。這個問題的發生，在我們眼中似乎合情合理。這樣的事每天都在上演。我們當中不乏一些優雅、聰穎、美貌的年輕女性，她們愛上了或是即將愛上一些頭腦空空、精神貧瘠、注定會把她們拖向深淵的男人。這種可能的命運讓我們擔憂不已。一想到自己也許會變成這樣的女人，每個人都不寒而栗。

我不會這樣，我堅信。我大膽地發誓，要是找不到那個對的人，我就一個人過。

大學畢業后，將近十年的時間里，我一直四處追尋那個圣杯：大寫的愛，大寫的工作。我生氣勃勃、興奮不已地游蕩在紐約與歐洲的大街小巷。不知怎的，一切都不太對勁。我不知該怎樣開展工作，不消說，我也沒能邂逅那個對的人。久而久之，一種深深的厭倦籠罩了我。仿佛我已是行尸走肉，亟待被人喚醒。

二十九歲的最后一天，我嫁給了一位科學家，他性情沉郁，花了十八年才寫完自己的論文。他的困境讓我覺得他充滿詩意。當然，他也能敏銳地察覺我自身的矛盾。戀愛時我們一起散幾小時的步，與此同時，我激動地講述著自己為何無法實現目標。我說話時，他眼里閃爍著深情。“我親愛的女孩，”他驚呼道，“我美麗、非凡的女孩。你就是生活本身！”

我成了有趣而矛盾的角色，他則是聰明而熱情 的妻子。這樣的安排讓我倆都很開心。這種感覺就像同志之情。我想，我終于有了一個理想的朋友。那時的生活似乎很甜蜜。一個人的時候，我內心困頓；現在，我能暢快呼吸。早上醒來，看到丈夫就躺在我的身邊，這讓我非常開心。我體會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心靈慰藉。

一天早上，我醒來時內心凄涼。為什么會這樣？我說不上來。一切都沒變。他還是他，我也還是我。 幾個禮拜前我還會興高采烈地醒來。現在我痛苦地站在浴室里，看到星星點點的悲傷在我眼前跳動，昔日的孤獨又溜了回來。

他是誰？我心想。

他不是對的人。我心想。

要是擁有對的人，就好了。我心想。

一年后，我們離了婚。

我依然酷肖我的母親。現在她是底片，我是沖洗出來的相片，但我們都一樣：身邊沒有對的人，最終孑然一身。

離開杰拉德后，過了很多年，我才明白，我就像多蘿西婭和伊莎貝爾，生來就為尋找錯的人。這就是我們孜孜以求的東西。若非如此，我們早該找到一份有用的工作，全然忘記那個“對的人”。但我們沒能忘記。我們從未忘記。那個難以捕獲的真命天子成了我們生活的主旋律，他的缺席成了我們人生中的決定性事件。

就在那時，我理解了《豌豆公主》這個童話故事。她追求的不是王子，而是豌豆。她感到二十層床墊之下有豌豆的那一刻，就是她一生的轉折點。這就是她旅程的意義，是她一路走來的原因，是她想要確認的東西：那種會讓生活永遠陷入困境的極度不滿。

我母親也是這樣，多年來她一直在為那個缺席的理想伴侶哀嘆不已。我同樣如此。

我們都被神經質的渴望奴役，我們——多蘿西婭、伊莎貝爾、母親和我——都是童話故事里的公主。這種渴望吸引著我們，占據著我們最殷切的關注。這是契訶夫式生活的本質。想想那些娜塔莎，在漫長的三幕劇里，她們為不理想且永遠無法變得理想的東西哀嘆不已。與此同時，一個又一個（錯的）男人滿懷同情地傾聽她們講述無解的困境。

我和杰拉德就是一直、一直、一直交談的娜塔莎和博士。娜塔莎迷人的談話背后隱藏著一種巨大的被動——博士是完美的陪襯。娜塔莎和博士必然會分開。他們只是暫且相互陪伴，一起消耗彼此同樣不充分的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