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棄

2025年5月22日，泰國前總理英拉·西那瓦在沉寂多年后，再度被推上風口浪尖。這一次，不是政變，不是逃亡，而是以“國家瀆職罪”的名義，被最高行政法院裁定賠償100.28億泰銖，約合22億元人民幣。這一判決，既是對其主政時期“稻米補貼王國”的終極追責，也是泰國深層政治權力結構博弈下的一場“遲來的政治審判”。

法院的判決理由是：英拉在擔任總理期間，未能阻止大米銷售計劃中的腐敗現象，未采取必要措施加以制止，最終導致國家財政嚴重受損。雖然腐敗直接發生在執行層級，但法院認為，英拉作為總理有不可推卸的行政責任，應承擔損失的50%。

這場被稱為“泰國史上最昂貴的總理代價”，不僅是對英拉個人政治命運的重擊，更是對泰國民選政體與精英司法之間矛盾的再度揭露。

英拉的政治生命，幾乎就是她哥哥，前總理他信·西那瓦的翻版。她因其“親民”“柔性”“不干政”的政治形象，在2011年被他信一手推上政壇，并于同年出任泰國首位女總理。然而，她上臺后主導的大米收購政策，雖被宣傳為“農民福利改革”，實則演化為龐大的民粹補貼機器。按照該計劃，政府以遠高于市場價的價格收購全國農民的大米，試圖以國家主導方式穩定農村選票，而事實卻是，大批大米在國有倉庫中腐爛，財政被抽干，黑箱交易橫行。

據泰國審計部門估算，該政策在實施期間造成國家財政損失高達2000億泰銖（約440億元人民幣），其中部分損失被界定為源于“系統性腐敗”和“權力失控”。而英拉最終需要為其中的50%——100.28億泰銖“埋單”，可謂“只償其責的一半，足壓其身一生”。

有人說，英拉并不是罪魁禍首，她只是“政治代言人”；真正的推手是他信，是整個西那瓦家族背后的資本網絡與鄉村利益團體。但正是這種“政商合體+家族政治”模式，導致泰國一再陷入“民選政府興起—精英司法清算—街頭動亂—軍方接管”的死循環。而英拉此番被判巨額賠償，其實正是舊體制對“民粹治理失敗”的一次總清賬。

這場判決也徹底宣告了英拉政治路線的破產。2014年軍方政變將她驅離泰國，2017年她以“醫療為由”出境后流亡至迪拜，一直未曾回國，直至今日，“遙控治國”的他信家族也無法再扳回這一局。哪怕他信本人已于2023年返回泰國，亦只能屈身服刑與“軟性妥協”，英拉的回歸之路早已被法律鐵閘徹底封死。

關鍵是這筆“百億罰單”，不是一個簡單的財務問題，而是對“政策責任制”的制度性回擊。泰國最高行政法院罕見地將“政策失誤”與“瀆職罪責”劃上了直接等號，等同于宣告：未來任何大規模國家干預項目，若造成損失，執政者即便無直接腐敗行為，也須承擔民事賠償責任。這一邏輯，若普遍適用，勢必對后續民選政府形成巨大震懾，甚至可能導致政策消極化、官員“躺平化”。

當然，也有聲音質疑，此案是否過度政治化，甚至具有“選擇性清算”的成分。早在2021年，中央行政法院就曾駁回財政部提出的更高額賠償請求，理由是“證據不足”“調查程序不當”，而如今最高行政法院卻重新認定其“行政失職”，反映的可能不僅僅是法律獨立，而是現實政治下，“法院作為國家權力工具”的再度運作。

畢竟，泰國政壇的基本邏輯始終未變：民選政權若觸及既得利益集團紅線，隨時會被以“法律”名義打回原形。英拉今日所受，某種意義上是西那瓦政治路線在制度層面遭遇的又一次“象征性絞殺”。

而英拉本人并未回應這一裁決。她在國外的社交平臺持續保持低調，對家族政治未來亦未有表態。這種沉默背后，或許是無力反抗、也可能是回歸幻想破滅——尤其在他信自己也“低調服刑”、與保守派私下達成妥協的大背景下，西那瓦體系已再無重構空間。

但問題是，這場政治與司法合謀的“復仇劇”，真能解決泰國深層治理危機嗎？恐怕未必。農村與城市、民選與保守、民粹與法治、利益下沉與精英治理之間的裂縫依舊存在。英拉或許被清算了，但類似她的大米政策、民粹手法仍可能以新的面孔重現。

因此，這場審判不是終點，而是又一個周期的起點。泰國若不能徹底擺脫“家族政治vs體制政治”的結構困局，只會在“政策激進—司法回擊—政變中斷”的循環中不斷輪回。而英拉這一筆22億人民幣的賠償令，不只是對她個人命運的終結，也是對整個“西那瓦政治神話”的冷酷注解。稻米政治、紅衫浪潮、他信王朝，終將翻篇，代價是巨額金錢，更是一個國家二十年改革輪回的慘痛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