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詠 | 文 進入5月，各地陸續發布“幼升小”“小升初”相關政策，開放報名平臺。我們注意到，在流動人口隨遷子女入學政策上，部分城市今年進一步降低了門檻。

比如無錫宣布，對持有本市居住證滿3個月及以上的未落戶人員，不設社保繳納要求，保障其子女進入公辦學校或政府全額購買學位的民辦學校、普惠性幼兒園就讀；蘇州將隨遷子女申請積分入學條件之一的連續居住時限由1年縮短到了6個月。成都將在3個區（縣）試點實施隨遷子女就學“零門檻”“隨到隨讀”“全公辦學位”的政策。浙江則提出，今年將為持有居住證的農民工隨遷子女100%提供義務教育公辦學位。

各地相繼放寬隨遷子女入學條件是政策推進的結果。經過多年的演變，中國流動人口隨遷子女義務教育政策，最終形成“兩為主（以流入地政府管理為主、以公辦學校接收為主）、兩納入（將常住人口納入區域教育發展規劃、將隨遷子女教育納入財政保障范圍）、以居住證為核心依據”的政策體系。這一政策體系的完善與落實為隨遷子女平等接受教育提供了保障。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教育部部長懷進鵬透露，城鎮務工隨遷子女85%都能夠進入公辦學校就讀。數字背后是無數家庭的故事，意味著孩子可以不再留守，父母妻兒得以團聚。這也是教育普惠邁出的大一步。

換個角度看，相關政策得以推動和落實，和城市之間的“搶人”大戰也不無關系。對于一個城市的外來者而言，大部分人更關心能否和本地人一樣享受優質便捷的公共服務，比如孩子的入托入學和自己的社保等問題。可以說，政策驅動和城市發展的客觀需要就這樣形成了合力。這體現了城市治理觀念的進步。

不過，現實中我們仍然會發現，一些城市“搶” 的主要是高學歷人才，為此不少城市開出了優厚的條件，并給予各類人才包括落戶在內的各種便利，這當然無可厚非。但是很顯然，能夠名列其中的人畢竟是少數。問題在于，很多城市很少考慮不在此列的大多數，更不用說在公共資源投入方面將他們納入其中，特別是在城市提供各類生活服務業的外來務工人員。這就形成了一個怪圈：城市需要這些人，但城市對他（她）們并不友好。無論這個群體自己還是他們的子女，都是城市的“邊緣人”。

近幾年，一些城市開始重視服務型人才的引進。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經濟下行壓力之下，各地都提出大力發展服務業以促消費；另一方面，城市在進入老齡化之后也有更多照護服務的需求，特別是老齡化程度比較高的城市，這樣的需求就更見緊迫。坦白說，這種“轉向”多少有些功利色彩——遷徙自由是人的權利，城市本不應該厚此薄彼，甚至給一部分人打上“低端人口”的標簽，試圖拒之于門外。即使如此，我們仍然樂見改變的發生。我們以為，今天的城市主政者應該像重視自己眼中的“高端”人才一樣重視這部分人的訴求，提供便利讓他們更好地融入城市。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在城市落地生根的過程，就是他們貢獻于城市的過程，也是城市生長的過程。

事實上，一座富有活力的城市必然是有包容性的，無論身份職業或財富多寡，都能夠在城市里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間，并享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們共同構成了一座城市的完整生態和勃勃生機。當我們討論促消費的時候應該明確：消費能力的提升依賴于城市的勃勃生機，新消費場景的涌現也離不開這樣的生態和土壤。

一些城市擔心，給予外來人口平等的公共服務，增加公共服務需要人力和財力投入，本地居民也有可能因為資源被分享而產生不滿。我們理解，這是以靜態而非發展的眼光看問題。一座著眼長遠的城市，是懂得投資于人的。城市與人，從來都是相互依存、彼此成就的共生關系。人是城市的核心資源，人向哪里流動，哪里就有活水源頭，奔涌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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