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老牌大國，而老牌大國也必然會回應這種威脅，這樣就不可避免地導致沖突甚至戰爭。

2012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用“修昔底德陷阱”來隱喻中美關系，認為雙方的沖突是必然的。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當中國尚未顯出挑戰第一強國的潛力時，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是“驕傲與偏見”；當中國成為第二大經濟體，顯露出欣欣向榮、蒸蒸日上的大國氣象時，美國就陷入恐慌和焦慮，認為雙方難免發生沖突或者戰爭。

2015年，中國政府明確指出，世界大國應該避免戰略誤判，不可人為地給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強國追求霸權的主張不適用于中國，中國沒有實施這種行動的基因。

1，傲慢與偏見

冷戰思維早就應該被扔進歷史的垃圾堆，但是，美國政客們的頭腦中殘存的“冷戰”記憶和思維習慣還相當頑固。

美國及其盟友一直以來總是把中國當做“對手”，然而，不同時期，對中國這個“對手”的評估各有不同。在過去的歲月中，更多的是藐視這個“對手”，從而，美西方很容易帶著優越感，暴露出對中國的各種版本的“傲慢與偏見”。

在美西方的觀念中，早年間龐大而虛弱的中國是威脅——美西方擔憂不穩定的中國可能危及四鄰，就像崩塌的長城可能會砸傷相距甚遠的不相關者；甚至“誰來養活中國”都成了美國關心的問題，因為他們擔心中國人“飯量”太大，有可能讓其他國家買不到足夠的糧食。

在美西方的觀念中，快速發展的中國是威脅——美西方把中國當作全球氣候變暖的理想“背鍋俠”，認為中國的化石能源消耗總量巨大，因而應該承擔關于“溫室氣體”的大部分責任，但是他們忘記了美西方在過去幾百年發展過程中已經排放了何等巨量的二氧化碳；更有甚者，美國總統在大庭廣眾之中妄言，如果中國人過上美國人一樣的日子，將成為“人類的悲劇和災難”。

在美西方的觀念中，強大起來的中國是威脅——長期做盜匪的人總是擔心其他人也會做強盜，美西方認為強大的中國有能力“脅迫”其他國家，甚至可能用武力手段解決領土爭端。

在美西方的觀念中，不融入西方“規則”的中國是威脅——美西方認為必須用“和平演變”戰略來推動中國發生變化，從而實現西方政治制度、經濟模式和社會治理方式。

在美西方的觀念中，中國融入現存國際體系也是威脅——美西方認為中國積極參與國際社會的活動是為了“擴大地緣政治影響”，中國為完善全球治理提出中國倡議和中國方案又是在試圖“修正”已有國際秩序……

只要中國保持著自身發展道路的獨立性，不朝著美國預期的方向發展，那么，不管中國怎樣行動、如何調整，都是美國不愿意接受、也不能適應的。

2，打壓與遏制

當美國發現了中國迅猛的發展趨勢，它的“傲慢與偏見”于是就更多地轉化為打壓和遏制。最典型的表現就在貿易和關稅。

美國政府的核心邏輯是企圖通過提高關稅實現兩個目標：一是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緩解美國財政赤字；二是通過關稅壁壘迫使制造業回流，重振美國本土產業。

提高關稅，對財政收入來說，好比是飲鴆止渴。從財政角度看，關稅短期內確實能帶來收入，但長期來看，高關稅會對國際貿易造成負面影響，從而縮減貿易規模，最終導致稅基萎縮。

制造業回流的設想忽視了美國勞動力成本高的問題——美國制造業外流的主因是全球化分工下的成本差異，而非關稅政策。單純提高關稅無法抵消這種差距，反而會推高美國企業和消費者的成本。

美國關稅政策還呈現出反復無常的特點，這與現任美國政府的執政風格密切相關。習慣通過“極限施壓”制造談判籌碼，即，先提出極高要求，再根據對方反應逐步調整。

但是，美國低估了中國的反制決心。中國的“硬剛”使美國政府陷入被動，不得不通過部分豁免給自己找臺階下，釋放“緩和”信號，尋求與中國接觸和談判。

中國對美出口中約30%為美企在華生產產品，關稅成本由美國企業分攤，實際轉嫁壓力有限。

中國制造業占全球30%的規模效應難以替代，越南等新興市場雖承接部分低端產能，但其對美出口中60%的中間產品仍依賴中國。

美國消費者對中國商品的依賴很高，短期內難以改變，轉從其他國家進口商品替代勢必導致物價上漲，美國政府最終暫緩部分關稅印證了經濟現實的掣肘。

中國反制策略的精準性體現在靶向打擊美國關鍵利益領域。例如，針對大豆、玉米等農產品加征關稅，這些農產品都是共和黨農業州的核心產品，針對這些產品加征關稅對共和黨明顯不利。

中國的反制有力地打擊了美國的遏制。

3，恐慌與焦慮

與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期相比，中國在處理中美關系時更有能力做到以中國為本位的戰略自信。換句話說，中美關系未來的發展方向不再是美國一國說了算。

美國政府對中國實施瘋狂的遏制政策，但都沒有奏效。反觀中國，對美的博弈策略是有效的，充分反映了中國的底氣、耐心與智慧，也捍衛了中國的主權、安全與利益。

由于中國經濟堅強的韌性以及在各領域取得的突飛猛進的成果，使得美西方的打壓和遏制根本無法達到它的目的，因此就有美國對華策略的突變，即，已經不是傲慢與偏見，而是恐慌與焦慮。

首先，在航母和大驅等軍艦造船領域。

中國造船能力是美國的232倍，年均下水艦艇噸位超過20萬噸。055型驅逐艦的技術水平被美國視為嚴重的威脅，且中國依托反艦導彈體系構建了“區域拒止”能力。

由于經費短缺，更因為沒有足夠的船塢，美國海軍雖有11艘核航母和72艘驅逐艦，但艦艇老化嚴重，近40%的軍艦因維護延誤而無法投入戰斗。

中國航母少而精，并且還在蓬勃發展之中。數量雖少于美國，但福建艦的電磁彈射技術已實現代際跨越，而且中國艦艇的快速建造能力讓美國難以在數量和質量上保持絕對優勢。

其次，在先進戰機與無人機領域。

中國人民空軍已列裝200余架殲-20隱形戰機，其氮化鎵有源相控陣雷達探測距離超越F-35的砷化鎵雷達。中國無人機技術也遙遙領先，翼龍系列、彩虹系列無人機在國際市場上廣受歡迎。

還有，在關鍵礦物稀土領域。

中國占據全球92%的稀土精煉產能，擁有全球60%的稀土專利，在磁性材料領域掌握4300項核心技術。2025年5月，中國對釤、釓、鋱等中重稀土實施出口管制，凸顯了其在該領域的戰略主導地位。

美國唯一主要運營的稀土礦是加利福尼亞州的芒廷帕斯礦，而且主要僅僅生產輕稀土元素，其重稀土分離提純技術落后中國20年。

美國試圖通過蒙古、澳大利亞構建“去中國化”供應鏈，但蒙古稀土運輸依賴中國港口，澳大利亞礦石雜質含量超標導致分離成本激增。

美國約70%的稀土依賴從中國進口，中國對稀土出口的管制讓美國新能源車企和軍工企業如坐針氈。

另外，在光伏等新興產業領域。

中國在光伏產業占據全球主導地位，擁有完整的產業鏈和高效的生產制造能力。中國的光伏產品在全球市場份額超過70%，技術水平和成本控制能力領先。

美國光伏產業在技術、成本和市場份額上均落后于中國。美國試圖通過政策支持和補貼發展本土光伏產業，但短期內難以改變中國在全球光伏產業的主導地位。

在這個此消彼長的變化過程中，美國必須既要摒棄過去的傲慢，也要克服當前的焦慮，以更為開放和合作的姿態，與中國和世界各國一起，共同塑造一個更加和平與穩定的國際未來。

基辛格在世時，一直主張一種“相對公平”的對話，認為美國在追求強大的同時，也應給予其他國家一定的空間。然而，他去世后，美國的外交政策似乎更加走向了極端，傲慢和焦慮成為主導。

美西方在競爭失利情況下難免就產生了焦慮，從而有必要做出政策妥協和戰略調整。

在世界多極化的大背景下，這不僅是對美國外交政策的挑戰，也是對其作為國際領導者責任感的一次重要考驗。

如果美國還要繼續做世界的“老大”，那么通俗地說，“老大”必須要有“老大”的樣子，不是僅僅拳頭硬，不僅僅是耍酷抖威風，而是要仁義、要寬容。否則，遲早會垮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