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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文革勢頭迅速升溫，毛澤東等領導人號召革命師生進行“串聯”，參觀學習，交流經驗，希望以此打開運動的僵局，通過外力迫使領導層分化并抉擇。來京串聯的決定是以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名義下發的，剎時間熱情高漲的外省市高校師生紛紛涌向首都。

據倉促成立的北京市委外地師生接待處粗略估計，從8月12日至16日留京人數高達13萬人，8月29日達到30萬人，而且來京人數越來越多，離京的人數反而見少。幾十萬人員突然來京，接待單位毫無準備，倉皇失措，在安排飲食、住宿方面均發生很大困難。

大串聯

8月30日北京市服務管理局向上級報告說，外地革命師生來勢很猛，短短半個月內已出現兩次來京高潮，現在最大的問題是吃飯解決不了。

報告中稱，8月27、28、29日三天，每天都有大批外地師生吃飯沒有得到妥善安排，有的師生一天只吃了一頓飯，更多的人到飯館排隊買飯，給飲食業門市供應增加了很大壓力，普遍發生食品脫銷、等候時間長等現象。

在北京大學和北京站、永定門車站等地區，吃飯要等候2-3小時，外地師生意見很大，急切要求立即解決。與“三年困難時期”相比，1966年北京面向常住居民的副食品供應已經大大改善，趨于正常應對水平。

但是要突然供應額外30萬人的吃喝問題，確實給整座城市的食品生產供應帶來嚴峻的挑戰（市委報告語）。

由于供應能力嚴重不足，飲食行業除了應付本身門市業務外，全市每天能夠擠出食品10萬-12萬斤，只能解決12萬人的吃飯問題，遠遠不能滿足外地師生30萬人的飲食要求。而且供應外地師生只能是饅頭、火燒、面包、餅干等干食品，流質食品和蔬菜根本無法提供。

報告中還表示，飲食業供應外地師生的食品大部分是職工們加班加點趕制的，大部分職工工時超過了12個小時，有的長達15至16個小時，對此不少職工向單位領導提出抗議。

崇文大通小吃店、宣武南來順等單位職工承受不了疲累，明確提出要求8小時工作。宣武國營清真食堂職工要求一禮拜休息一天，甚至在食堂門口貼出“星期日停業休息”的通知書。

1966年9月初，為應付全市性的接待難題，很快籌建“市委接待外地革命師生委員會”，其實還是以“市委接待處生活組”班子運作，由市副食品局、服務局、糧食局、供銷社、衛生局五個局人員組成。

原來指定在飲食業領導工作經驗豐富的金映光掛帥，沒想到文革運動一深入，金映光卻按照群眾組織的要求，被停職反省。接待部門一下子陷入無人領導的境地，這樣繁雜的行政事務不是一般人所能承辦，新市委無奈之下只得焦急地從市級機關來回扒拉，欲找出一個或幾個革命性強、具備超強解決能力的專人來主事。

新市委幾次發文強調：“我們首都的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發揚無產階級的革命感情，努力完成黨中央和國務院交給我們的這一個光榮而又艱巨的政治任務，千方百計地做好對外地革命師生的接待工作。”

在那樣風云激蕩、管理逐漸失控的年月，解決全市性的吃喝拉撒的瑣碎問題，非得有一批才干特殊、意志堅韌、善于協調的人物才能搞定，不是簡單空喊幾句革命口號就能解決。

在文革前半期，北京經常舉行超大規模的群眾集會，譬如數百萬紅衛兵被接見、大型國慶游行、百萬群眾上街游行表態等，其壯觀景象和組織規模都令世界目瞪口呆。

在這些運動開展之中已經培育成一支干練、有效的幕后團隊，他們是文革運動相伴而生、吃苦耐勞的行政奇才，堪稱世界官員隊伍中最善于籌劃做事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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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時間內怎么解決幾十萬人的食宿問題嚴峻地擺在北京新市委及財貿部門面前。中央高層貿然地決定串聯，卻不會多考慮其間操作的困難程度。由于上級旨意，北京各級領導意識到此事必須做好，不能因處理不慎而釀成外地師生的民憤。

所以市委多次謹慎地告誡：“解決好外地來京師生吃飯，是一個政治問題，弄不好，會造成嚴重的政治損失。”北京市一開始就確定一個屬地管理原則，即外地革命師生住宿在哪個區，即由所在區負責供應伙食；臨時搭棚住宿的，統建新住宅房住宿的，以及火車站、參觀接待人數集中的地區，也都由所在區組織伙食供應工作。

同時實行定點“五包”，指定人員聚集較多的居住點應負責的承包單位，譬如，東城區除繼續負責供應東大橋居住點的主食和咸菜外，還要擔負新中街居住點的全部接待責任；朝陽區，擔負左家莊、農業展覽館兩個居住點的全部接待責任；

東大橋居住點的主食和咸菜除由東城區負責外，其余各項也由朝陽區負責；西城區負責地質學校、北京展覽館、建筑學校三個居住點的全部接待工作；海淀區，負責社會主義教育學院居住點的主食調劑，該居住點的其余各項，均由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負責。

為協助各區的領導和管理，在以上各居住點工作的市接待處干部，仍留守原崗位，或由各區調配，市接待處不予抽回。僅僅依靠飲食、食品業無法解決30萬外來人口的日常供應，市委接待處建議市委指示本市各機關、工廠、企業內部職工食堂和街道居民食堂，立即行動起來，接收一部分外地師生入伙或供應主食品。

具體規定如下：各接待單位負責安排好住在本單位的外地革命師生的伙食供應，動員炊事力量，盡量吸收外地革命師生在本單位食堂入伙。

沒有食堂或食堂做不了的，應負責與附近單位的職工食堂、街道居民食堂或飯館、食品店聯系掛鉤，就近供應伙食。同時，沒有住宿外地革命師生的單位，要積極組織炊事力量，充分利用炊事設備，積極吸收外地師生入伙，或組織代加工飯菜食品。

外地革命師生需要外出參觀、參加集會時，應從原伙食供應單位自帶干糧。這就意味著已動員中心城區所有的炊事力量為來京師生服務，雖然多是加工制作干食品和簡單湯類，但日復一日，已是極為繁瑣、不堪重壓的任務。為了減少街面門市供應壓力，滿足外地師生吃飯需要，市各級組織還呼吁本市干部、工人、學生暫時不要到飯館吃飯，以便集中力量解決急需。

1966年9月底，上級指示要組織外地師生參加天安門國慶游行，向世界展示紅衛兵昂揚的精神風貌，為此在國慶期間對他們的生活要作適當的照顧，決定節日生活費每人增加四角，盡量做到吃飽吃好。

此條指示定義為“體現黨中央、毛主席對外地革命師生的關懷”，為了落實這一精神，北京市動員廣泛人力，既要翻出倉庫存貨，又得在幾天時間內從遠郊區、相鄰外省緊急調集大量蛋品和水果，以保證當日參加游行時每人可攜帶雞蛋三個、水果一斤。如果有的接待單位供應不及，可用餅干補充，由就近食品店、副食店準備貨源。

10月下旬外地來京師生繼續猛增，已經大大超出全市現有接待能力，多處供應點出現癱瘓，已有不少外地師生在露天流落、無處吃飯。北京市只能決定，本市各影院、劇場、俱樂部暫時停演，一律接待外地師生住宿，供應標準為每人一頓半斤餅干，一天一斤半餅干，如條件允許，可由飲食業供應部分火燒、饅頭。

很快城內影劇院人滿為患，雜亂一團，集體居住人員多拿餅干充饑，頗有幾分狼狽。這是許多外地師生來之前所沒有想象到的，他們原本以為紅色首都應是供應富裕、吃喝滿足、熱情高漲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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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頭幾批外地師生來京辦理食宿時，尚有較正規的手續程序。考慮到來京參加革命的急迫性和正義性，接待者多采用軟性、靈活的辦法，不少因經濟困難而沒有帶錢和糧票的師生，可以向市委接待處申請領取墊付伙食費的介紹信，然后由接待單位免費負責食宿。

由于來京人數過于龐大，很多人嫌手續麻煩，申請墊付等候時間長，就干脆不辦理市委接待處證明，直接到學校和飯館要求供給吃飯。這樣原先沒有辦理墊付伙食費的外地師生，見狀深感不合理，要求退還自己已花用的伙食費。

而北京本地師生看到外地師生免費吃住，也覺得不公，他們指責市委接待處沒有階級觀點，審查工作不力，不分對象、出身，隨意開給墊付伙食費證明。

到了9月初，鑒于手續復雜、執行前后不一造成師生的不滿，在當時氣勢磅礴的運動高潮之時，中央高層毅然決定：“外地革命師生在京期間，吃飯自交糧票，伙食費由國家開支，在未報銷前，暫由各供應單位墊付。”

中央甚至還明確指定，此規定從9月6日起執行，之前自費部分可適當退費。由國家統一包干飯費，只收糧票，一勞永逸地改變了墊付伙食費的混亂狀況。北京市據此確定，外地師生在京供應標準每天折糧一斤二兩，每人每天飯費不超過五角（早餐一角，午晚餐各二角）。

報銷的運行圖如下：“各接待單位，按實際供應天數，給供貨單位開收據，注明品名、數量、單價、金額和供應人數。

各供貨單位將收據轉管理處，憑收據到市委接待處換信后，到區財政局報銷。”（見1966年10月29日市委外地革命師生接待處《關于各公共娛樂場所接待外地師生供應結算辦法的緊急通知》）免費就餐方式也有相應的政策規定：

一律憑區委接待處就餐介紹信供應，就餐天數按介紹信所列期限嚴格掌握，沒有就餐介紹信的飯費由本人自理。墊付飯費后，由就餐師生代表按實際用餐的人數、錢數開列清單，以便結算。對沒有帶糧票的，憑區委接待處證明，給予墊付，每人每天不超過一斤二兩。

墊付后由外地革命師生開具欠條，向所在區油糧管理處結算。墊付周轉糧不足時，可向油糧管理處暫借。

從報銷渠道可以看出，各級事業、企業單位墊付的伙食費由所在單位列支，按隸屬關系分級歸口，憑據結算，市、區財政局，市、區各主管口均可審核撥付。能夠主持報銷的部門過多，審核批準的權限過寬，造成錢財大量流失。以國家、革命名義“資助”參與者，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運動中極為特殊的做法。

市委規定，此項費用列支“其他支出”款，下設“外地革命師生伙食費”一項，市級各有關局及區財政局，對此項費用，按月向市財政局報表，以便撥款。墊付伙食費周轉金不足時，按以上順序，向主管口暫借。

從現存開放的檔案中，還無法查閱到“外地革命師生伙食費”實際發生的費用數目，但簡單估算一下，30萬人平均一天5角錢就得花費15萬元，再加上粗放、隨意的發放方式，日積月累，這種全市規模、不加限制的流水賬數字應該是十分驚人的。

但對于主政者來說，這種錢財的盡興使用和揮霍，能夠動員和保障青年群眾投入運動的熱情，符合文化大革命摧枯拉朽的走勢，錢數大小是細枝末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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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革命師生是作為“毛主席的客人”予以熱情接待的，北京市向中央的保證是“盡可能讓他們吃好、睡好”。但由于完全公費供應飲食，管理松懈，隨意性強，浪費現象隨之大量呈現。糧食部門首先抱怨口糧浪費極為嚴重，社會影響不好。

由于高層確定每人每天一律供應一斤二兩，不少接待單位就不分男女、年齡，一天早中晚三頓每頓都吃四兩，甚至鼓勵隨便吃，平均每人每天吃到一斤六兩。再加上制作食品質量差，北方工藝粗糙，南方來的學生大都不愛吃，隨手扔掉毫不足惜。

9月25日市糧食局報告說，東城區黃城根小學住有杭州、甘肅等地的學生1600多名，在六天當中就搜集霉壞變質的饅頭、窩頭200多斤，一〇一中學幾天中扔掉的饅頭窩頭也有一大桶（約200斤）。入冬以后浪費現象愈加厲害，11月2日市糧食局報告稱，光是朝陽區文革里大樓一處收集學生吃不了和扔掉的干饅頭就達9600多斤。

由于此次接待作為政治任務布置，時間緊迫，管理手續不健全，存有大量的制度漏洞，每個經手單位幾乎都有一大筆糊涂賬。譬如西城區西四小吃店負責供應由北大、北師大及相近四五個小學接待的來京師生的熟食，由該店加工成品以后送到學校。

但因為任務急，出庫時沒有清點數字，出售時也沒有在意交沒交糧票，究竟虧短多少糧食也沒有數目。據主管人員估算，這家小吃店已累計虧損糧食8000多斤。當時京城食品店家出現虧空較為普遍，領導方面出于形勢考慮，一般情況下也不予追究。

隨著運動的深入，外地師生來京的規模不見縮小，只不過聲勢在不斷壓低。北京市的接待方式也在適當改變，日益簡化和便利，譬如由接待單位憑外地師生的介紹信或證件辦理登記手續，發給就餐證，憑登記表作為結算根據；接待單位每隔十日，將十日內接待人數按省、市分大學、中學、其他，由各系統報市委接待處；

外地師生住定后，原則上不調換接待單位。在細節上也注意完善，力求避免原有粗心大意的毛病，如辦完手續后在介紹信或學生證蓋上“食宿已辦（京）”的印章或字樣，有意堵截其間明顯的漏洞。

再如，原來在辦理食宿登記手續時，要同時發給外地師生免費乘車證，但不注意回收。此后規定外地師生離京時必須將市內乘車證收回，憑當日火車票乘坐市內電、汽車到達火車站。

北京市接待的細致和周到也是出了名的。本來外地師生返回原校時的途中伙食費應由自己負責，但又說因家庭生活困難、來京時帶錢不足、同學間又無法調劑、不慎將生活費用丟失等多種原因，允許師生開借條領款，由北京市負責此筆開支，每人每天五角，超過六小時不足二十四小時者，以一天論。

但特別注明北京至天津、唐山、濟南等短途線路不予借款。不過，接待部門一直在爭論，到底只供應到鐵道車站，還是一直供應到原校（包括火車、汽車及步行）？兩個意見糾結許久，各說各的理。從這個小細節可以看出北京主事者的心細和心善，愿意把好事成全到底。

后來有不少人反映，途中購買食品實在困難，北京市又臨時起意不借給現金，供應同等價值的熟食品、餅干上車攜帶，以保證路途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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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下旬北京氣溫急劇下降，10月26日刮起七級西北風，氣溫降至零攝氏度，27日夜有冰凍，氣溫繼續降至零下3攝氏度。許多外地師生并沒有穿戴棉衣來京，不少人受凍生病。當時在京的外地師生約有百萬人之多，御寒能力甚弱。

10月27日深夜，市委接待處連夜趕寫《關于去北京串聯要帶好御寒衣被的緊急通知》，請全國鐵路沿線各站代為廣播，并抄成大字報張貼。通知強調，希望來京串聯的革命師生，一定要穿好棉衣，帶上棉被。

如果我們不準備好御寒棉衣、棉被，就急忙動身，將會凍壞身體，影響健康，這對完成革命串聯任務是很不利的。現在，可以來北京串聯的期限已經延長。沒有準備好棉衣棉被的同志，希望大家準備好了以后再動身來北京。

但是，這依然沒有阻擋住各地來京者的腳步，提前到來的寒冷令北京接待方措手不及。各接待單位只得動員內部職工大量支援舊衣服、被褥，借給衣著單薄的外地師生臨時穿用。市里又通過租賃公司，租用數量不菲的棉被分發使用。這里很快出現一個難題，很多外地師生穿著借用的衣服出走，事后不能歸還。

后來市領導只能決定，按其新舊程度賠償職工，布票、棉花票由單位開證明信，到商業部門解決，價款可以實報實銷。因為涉及職工家庭冬季使用，這項補尾工作較為緊迫，費時較長，波及面大，大家都被來回折騰數次。

有趣的是，外地師生打了借條，穿著在京領到的棉衣或絨衣褲回家。1966年12月15日，北京市委外地革命師生接待委員會專門致函各省市、自治區、各專區、縣（旗）人委會，稱這些衣服是國家的一項重要統配物資，為了嚴格借還手續，曾規定凡借用衣服的同學，返校后必須把衣服送交當地人委。

現在由北京借出單位把“借條存根（第一聯）”直接寄給各省市，請各地盡量將這些衣服收回，收回后由各地統一處理。（見《關于聯系革命師生歸還棉、絨衣問題的函》）在當時生活條件普遍不良的情況下，化公為私成為普遍的現象，讓衣物交公實為難事，而且讓當地部門去回收處理純屬敷衍之舉，這種大面積散發的官家函件只能是官僚系統的例行公事而已。

最為麻煩的是，各單位為接待外地師生，購置不少棉被、棉毯、棉絨衣及各種器具、設備，使用之后原以為可以上交上級，報銷所墊付的設備購置費。但是中央又發來通知，革命大串聯明春將繼續進行。因此這些物資仍需備用，由各主要單位負責保管。

為了防止棉被霉壞，市里要求各單位組織人力，將大批量的棉被拆洗后入庫保管，拆洗費可以報銷。這種額外負擔已讓各業務單位苦不堪言，光是保管棉被一項就得在場地、拆洗等方面花費不少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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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國慶過后，大量外地師生滯留北京不歸，大都穿梭在國家重要機關參與文革事務。北京市無法在現有房屋中解決幾十萬人的住宿問題，只得倉促決定在市區街道、空地搭建臨時席棚。由于任務大，要求急，多是限期完成，各施工單位進行突擊，并主動墊出急需的鋼材、木材和水泥。

據市土產經營處10月11日報告稱，這次供應各學校、機關、企業搭席棚用的席子共61萬多片，竹尖67萬根，毛竹6萬根，草簾、厚草墊、蒲草褥子、草袋子、草片122萬片，總值400多萬元，共計一千多節火車的物資。市委接待處估計全市搭建席棚約28萬平方米，幾乎把中心城區空地覆蓋，嘈雜零亂，整個市容為之一變。

到了12月天氣寒冷，席棚已不適于住人。由于是臨時短期項目，在防漏、地面排水方面沒有采取妥善的措施，從安全上看不能長期保留。如果再經過冬季風雪的侵蝕，修建的各種物資將受很大損失。

市委決定，除了陶然亭游泳池和天壇西門內馬路兩側席棚作為臨時候車室，暫緩拆除外，其余各處，要求在12月25日以前，陸續拆完。

考慮到轉年接待串聯的任務仍將繁重，勢必還要搭建一定數量的席棚，作為接待用房。因此，決定席棚拆下來的物資，除席子、油氈、鉛絲可酌情處理一部分外，其余物資全部保存，以便明年繼續使用。

但是絕大部分草簾、草墊、蒲褥子、葦箔、麻繩和竹子席子，都已經殘損無用，即以報廢處理。還有相當多的厚草墊、蒲褥子，市里已無倉庫儲存，只能責成各單位行政或革命委員會負責，就地處理給群眾或本單位留用。

損失最大的是用于安裝鍋爐、做煙筒和水管接頭的鋼材，還有杉槁、立柱等建筑木材，都是國家緊缺的物資，被強迫征用蓋席棚后影響了許多單位的生產計劃。搭蓋席棚時，安裝了大量的自來水、電燈、鍋爐、炊事用具等設備，一旦拆除就會嚴重積壓浪費，市里也不知該如何統一處理。

無奈之下，市委接待處只能含糊地懇求，為了做到物盡其用，希望分別由原供應單位合理折價回收，折價損失及消耗部分由國家予以報銷。

隨著文革運動的升級，接待外地師生的高潮頻頻到來，不容人喘息。接待事務中的諸多財務問題接踵而來，市委接待處相關報銷文件頻繁出臺，數日就有一件，有的請示報告直接報給周總理處的周榮鑫（國務院秘書長）。

周榮鑫

10月14日市委接待處請示報告中說，接待外地革命師生所用的伙食費、醫療費、水電費、飲水、取暖用煤、報紙、大字報紙墨等零星宣傳費用，中央機關、大專院校、市級機關臨時雇用的炊事員、臨時工工資，由接待費報銷。

外地支援首都接待工作的汽車隊人員、炊事員、醫務人員及協助工作的本市大專院校、中學生、紅衛兵生活有困難的，每人每天補助伙食費1.5角至2角。

10月24日市委接待處再次報告稱，張貼毛主席像、毛主席語錄及零星宣傳用品等，可以報銷；給外地革命師生訂閱報紙，可在50人一份的范圍內酌情訂閱；外地學生抄寫材料用紙，寫大字報用的紙、筆、墨等可以報銷；外地革命師生的醫療費、住院伙食費，按實際用量報銷；外地學生死亡火葬費，死者的直系親屬來京往返車費，可以報銷等等。

這些報告事無巨細，幾乎涵蓋在京生活所有的方方面面，能夠想到的大小事最終都可以由國家出面報銷。在文字政策層面上已經出現一個樣式：照例會說費用應由學生自付或催還，但充分考慮到來京學生的實際生活困難，還是由接待部門報銷。

實際上入賬報銷門檻很低，師生只要一呈述困難，所有生活開支都可由國家埋單。僅舉其中一例，就可說明報銷尺度之寬大：“學生用的長途電話應由學生付費，所欠費用接待單位催還，最后還不回來的擬給報銷。”（見1966年10月24日市委接待外地革命師生委員會行政組《關于內部掌握的幾項開支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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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下半年毛澤東數次接見來京串聯的幾十萬紅衛兵，由于運送人數過于龐大，國務院從相近省市臨時抽調1500輛客車和6000名司機、乘務人員，來京承擔運輸任務。到了11月下旬暫停乘車船串聯以后，仍有六個省市的450輛客車繼續留京服務。

為了方便外地師生市內乘車，從9月26日起，每日上午7時至10時、下午3時至7時兩個時段，北京市特意開辦七條公共汽車免費專線，由市內前門、北海、西單、東單、和平里等處直達北大、清華、人民大學、石油學院，便于外地師生早晚進出城。

原來發放的市內公交乘車證都填寫有效日期，以防止師生長時間使用。但是，9月中旬高層指示北京各接待單位要切實做好對外地革命師生的“五保”（保住、保吃、保交通、保醫療、保宣傳解釋）之后，北京市又急忙決定，自9月17日零時起，乘車證一律不填寫有效日期，原已填寫的，效用與未填寫的相同。這就意味著，持有一張乘車證，就可以無限期地滿城游逛。

時間一長，幾十萬人在首都游蕩也給高層帶來莫名的壓力。9月23日，鐵道部和市委聯合發出“乘坐火車”通知，其中就提到，“還必須有計劃、有組織、有秩序地做好歡送工作，落實組織安排，減少革命師生在車站等候的時間”。當年年底，經過幾個月磨合，逐漸形成這樣一個發放車票的模式：

經接待單位審查同意后，將人數、所到站于乘車前三天向區、口發票點提出，區、口發票點匯總后，到東單發票處領取免費火車票。各接待單位應在學生證件上加蓋或注明已發車票戳記字樣。

為了讓來京串聯的師生迅速返回原地，后來又更改辦理返程火車票的辦法，變得更加簡便，就是各接待單位負責填寫借款三聯單，由借款人持三聯單直接到北京站、永定門站換取火車票上車。鐵路售票點火車票發出后，憑三聯單的二三聯定期統一向市委接待處結算。

此套方式演練成熟后，又蛻化成“憑證換票、定期結算、統一付款”的一套全新辦法。付款則采取了“托收無承付”方式，由鐵路售票處在人民銀行設專戶，各單位事先將換票憑證使用的印鑒和賬號一式二份交給車票聯絡站，其中一份轉交售票處，以資識別。各付款銀行憑鐵路售票處的無承付憑證，由購票單位賬號內付款。

正是靠著這種三聯單出票方式，簡易解決了前后幾十萬人離京的手續問題。在那個特殊年代的車票上，除了時間、車次、到站地，還會加蓋“不準轉賣、退款”戳記。這樣的車票凝聚了那個年代特定的癲狂和荒誕，也蘊含難以估計的國家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