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鐘書、楊絳和女兒錢媛

【前言】

1973年12月7日，錢鐘書楊絳夫婦與林非肖鳳夫婦產生打架糾紛，當時二者同住，其中是非曲折，時隔多年已難以辨別。但1999年，楊絳追憶往事，發表了《從“摻沙子”到“流亡”》一文，敘述了當時情狀。與此同時，林非妻子肖鳳也撰文回擊楊文所言不實。

《魯迅研究月刊》1999年第12期收錄了兩篇文章，以供廣大讀者判斷。按期刊順序，先錄肖文如下，其中肖文所指咬人者為楊絳，打人者為錢鐘書。

錢鐘書楊絳不用過多介紹，林非，原名濮良沛，1931年生于江蘇省南通市海門區，1955年畢業于復旦大學中文系。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文學系主任、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魯迅研究會會長，中國散文學會會長，中國散文家協會名譽會長。肖鳳，林非妻子。1973年雙方起沖突時，錢楊已六十出頭，林肖三四十歲。1999年雙方發文時，錢鐘書已去世。

【原編者說明】

本刊系純學術研究刊物，由于特殊原因，本期破例刊登兩篇與魯迅研究本身無關的文章。今年十一月十九日，《南方周末》發表了楊絳先生的文章《從“摻沙子”到“流亡”》；十二月一日《中華讀書報》又予以轉載。

十二月四日，林非先生致本刊編輯部信說：“已嚴肅要求兩家報紙刊登澄清謠言的文章，等待他們的答復。已有新聞署負責人明確告知，如得不到公平處理，即可訴諸法律。”又說：“已有主持公道和憎惡謠言的幾位先生表示，可在有關報紙上發表澄清謠言的文章。寄上肖鳳寫的此文，務請在貴刊發表”。

林非先生信中還表示：“一個魯迅研究者被謠言污陷，作為研究魯迅的權威刊物，發表另一方澄清事實的文章，應該是正常的，讓廣大讀者判斷，符合新聞公正的原則。”

現將肖鳳文章予以刊發，同時轉載楊絳先生的《從“摻沙子”到“流亡”》一文。其中是非曲直，讀者定能作出正確判斷。

林非、肖鳳夫婦

林非被打真相

文/ 肖 鳳

1973年12月7日是一個黑暗的日子。那一天，我的丈夫林非被一根大棒毒打，我自己的手指也被咬得鮮血淋漓。那男人毆打時用力極狠，手中的大棒當即斷成兩截。那時正值隆冬季節，林非身穿棉襖，擋住大棒的右臂還被打腫和打破，鮮血淤積，漆黑一片，讓我深感恐懼而又心疼不止。

我連忙領著林非去醫院看病，接診的醫生一邊替他敷藥包扎，一邊驚嘆打人者的心狠手辣，還開列了診斷的證明書，囑咐我們好好防備打人者的繼續行兇。

我攙扶著林非從醫院回家，走進大門就瞧見公用的走廊里，堆積著許多霉爛的垃圾—吃剩的雞骨頭、長綠毛的橘子皮、碎布條、碎紙片，而打人和咬人的這對夫婦已經走掉了。

第二天，在林非單位里“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工宣隊，訓斥林非怎么敢跟×××吵架，說是他那聲勢顯赫的同學，當時炙手可熱的一位高官將會來干預，威脅說要遣送林非去北大荒繼續勞動鍛煉，還派人上我教書的學校，找到了主持工作的一位領導，要他來壓制我。

這位領導是老革命，剛從“牛鬼蛇神”的隊伍中解放出來，他在我教書的學校工作了十幾年，對我十分了解，一聽就知道他們說的不是真話，就把他們打發走了。

此時，我們剛從河南的五七干校回來不久，與離別了許久的年幼的兒子團聚，日夜都提心吊膽地害怕林非又被趕到更遙遠的地方去，覺得他們的用心真是狠毒，卻也只好找出家中所有積蓄的零錢，替林非買了一件厚厚的羊皮大衣，好抵御那兒冰天雪地的嚴寒氣候。我整天憂愁地思忖著打人者的陰險，想用這么大的后臺來壓垮和摧毀我們。

林非曾在五七干校患過一場大病，為了護理他的身體，并且減輕他精神上的壓力，我打算跟他一起前往，可是兒子又太幼小，不能讓稚嫩的生命隨同我們去受罪，得保護他很好地長大成人，商量的結果是林非先走，我和兒子等一等再說。

幸虧那位當時的高官與我們素不相識，無仇無怨，所以并未聽信一面之詞，將林非置于死地。

我們好不容易地熬過了十年浩劫的歲月，更何況林非早在肅反運動中就被指責為立場右傾，反右運動中又被指責為犯有平均主義的錯誤思想，曾在公開的會議上受到過批判，面對著這樣坎坷的遭遇，他從“文革”開始后，就只敢采取躲避和逍遙的態度，卻還被“造反派”不依不饒地長篇大字報上稱為“漏網右派”，常常處于膽戰心驚的恐懼之中。

好不容易難熬的歲月終于過去了，有關的處分也都獲得了公開的糾正。我們多么想安安靜靜地度日，高高興興地工作，可是咬人者不斷地通過口頭和文字的謠言，再三地進行人身攻擊，現在又在一張報紙上大肆說謊，所以我不得不放下手頭的工作，把林非被打的真相公諸于眾，相信善良和公正的讀者朋友們會作出自己判斷的。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1968年春天，我懷孕了。我的婆母知道消息后，放下了由她照看的三個外孫，千里迢迢地從上海來到北京，準備迎接將要誕生的嬰兒。因為林非是她老人家最小和最疼愛的兒子，所以也十分慈愛地照顧著我。

我們三人擠在一間只有十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能放下一張大床、一張小床和一個書桌之外，幾乎就沒有空地了。我們躲在狹仄的空間里，卻也享受著親情的溫馨。

這一年冬天，我的兒子降生，小屋里又增添了一個新人，在擁擠的屋子里洋溢著歡樂的氣氛。滿屋子都拴上了晾尿布的繩子，上面懸掛著洗過的尿布，竟像是萬國旗一樣。有一天，一位在林非單位里擔任“革委會”主任的文學批評家，騎著自行車來我家看望，竟騰不出一席之地招待他坐下。

當時幾代同堂住在一間屋子里，是眾多青年知識分子的生存狀態。我們還曾經跟另外三對夫婦同住在一個單元里面，和諧地相處得像朋友一般，有的鄰居至今依舊相互來往。

這位文學批評家跟我們是同代人，心靈很容易相通，看著我們如此窘迫的處境，就動了惻隱之心。當時正值“文革”的“斗批改”階段，整個單位都調整住房，因此也決定分配兩間住房讓我們搬家。林非有一位后來大名鼎鼎卻又流亡國外的同事，就是跟我們一起搬進這座樓房的。

我原來猶豫著不想搬遷到陌生的地方去，但是當時的處境實在太困難了，一是我的產假只有56天，又正值“清理階級隊伍”期間，絕不允許請假，不滿兩個月的兒子白天只能交給婆母照料，她老人家已經是將屆古稀的高齡，真于心不忍，卻又毫無辦法，只能晚上下班后自己帶著兒子，請老人家休息。

二是在全國“清理階級隊伍”的高潮中間，婆母的女婿也就是我們的姐夫，忽然被誣陷為“叛徒”，隔離審查，不許回家。其實他只是上海一座大型工廠的總工程師，老實巴交，什么問題也沒有的。姐姐是小學校長，每天都早出晚歸，三個未成年的孩子無人照管，她精神壓力又很大，頻頻來信，述說困境，希望母親早些南歸。

三是居委會一個戴紅袖章的老“紅衛兵”，常常上我們原來的住處敲門，逼迫報了臨時戶口的婆母離開北京。林非和我又必須天天上班，在這萬般無奈的緊急關頭，我的女友介紹了一位家住郊區的農村大嫂，與我們見面相識，說是如果聘請她幫助我們照顧小孩，我的婆母就得以回到上海慰藉她受難的女兒，這也許是解決困境的唯一辦法。

這位善良的農民大嫂提出的唯一條件，就是絕對不能與我們夫婦共居一室，這個要求自然是完全合情合理的，于是我不想搬遷也只得搬遷了。咬人者說我的婆母是為了分配住房才趕來充數的，這純粹是造謠。我慈祥的婆母已經寧靜地安息于九泉底下，不會再遭受到任何精神上的傷害了。

在我們搬遷之后，開始時還相安無事，也曾稍稍地點頭和說一兩句寒喧的話語。咬人者是很講究保養自己的，吃雞蛋只吃蛋青而不吃蛋黃，吃西瓜也只吃瓜心而不吃外圈，她要把蛋黃和西瓜的外圈賞給我們，都被我嚴肅地拒絕了。因為我出生于清高的知識分子家庭，從小接受的家教就是“不受嗟來之食”。

她偶或露面的女婿，聽說是北京某著名大學赫赫有名的“造反派”二把手，可是在當時風云突變的“文革”狂潮中，該所大學的“造反派”一把手忽然失寵于“中央文革”的“旗手”，他忍受不了岳母家中種種陰沉和發怒的眼色，竟懸掛在大學校園里一棵老樹椏上自殺了。我們本來是絲毫也不知曉的，自己正面臨著種種的壓力，已經感到焦頭爛額，身心交瘁，哪有閑暇去過問人家的事情，這還是聽到住在旁邊單元里一位紅學大師的夫人匆匆說起的。

從此以后，咬人者和她的丈夫確實顯得有些焦躁，當情緒分外低沉時，就跑進我們的住房，不由分說地抱走我心愛的兒子，放在他們屋子里當作開心取樂的玩具。她根本無視我的人格，無視我作為母親的存在。在她的心目中，別人都比她低一等甚或是好幾等，供她頤指氣使地嘲諷和戲弄，包括我幼小的兒子在內，一概都是如此。

她這種霸道的態度，和對我兒子的人格的漠視，實在傷透了我的心，使我意氣難平。而當我有時跟她的眼光交織在一起時，似乎也感覺到了她仇恨的心情，后來她丈夫如此兇惡地猛擊大棒，更是證明了這一點，看來被毆打和咬噬的命運，從開始時就籠罩于我們的頭頂了。

我和林非在幾年前奉命去干校時，怕兒子過于幼小，還不適宜去“經風雨，見世面”，只好把兒子托付給那位忠厚和質樸的農村大嫂，并且把兩人每個月工資的極大部分都留給了她，她也盡心盡力地帶領著我的兒子，跟我兒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可是我們幾年來耗盡了原來就是極為低微的工資，經濟情況顯得十分拮據，從干校回到北京之后，我們再也沒有能力供養一個保姆了。這位善良的農村大嫂非常理解我們經濟上的困境，她也愿意另找一家經濟收入比我們高的住戶去幫工，于是她就和我們很友好地分手了。

我上班的學校，離家有二十多公里的路程，每天趕公共汽車早出晚歸，有時就把兒子帶在身邊。那時候常常要跟學生一起去郊區農村“開門辦學”，只好也帶著年幼的兒子，和幾個女同學睡在老鄉家里的土炕上。又教書，又下地，又帶兒子，回家后真是感到勞累不堪。

那時候大家都還沒有見過洗衣機，正好院子里有一位幫助人們洗衣服的農村大娘，大家都稱呼她為“余嫂”，我也請余嫂幫助洗衣服。

1973年12月7日，適逢我剛從郊區農村返京，就請余嫂替我洗洗從農村帶回來的衣服，因為幾天之后還得帶著兒子下鄉，時間很緊張，讓余嫂趕快洗起來。可是咬人者故意抬杠，堅持要余嫂先給她洗，她的時間比我充裕得多了，為什么要如此著急，于是就爭論起來了。

在雙方的情緒都很激動的口角中，她忽然伸出雙臂要抓我的臉龐，我長得比她高，趕緊向后仰起頭，并且伸出雙手擋住她，沒想到她竟用自己雙手緊緊抓住我右手的食指，飛快地塞進嘴里狠命咬了一口，當時抽出來就鮮血迸流。

她這個動作是如此的突然和迅猛，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所以沒有來得及躲閃。中國有句老話說，“君子動口不動手”，連大字不識半個更畫不成圓圈的阿Q都懂得這個道理，想不到她竟會如此行事。

俗話說十指連心，我疼痛得大叫起來，林非從房間里奔了出來，想要解救我。咬人者的丈夫也從他的房間里奔了出來，雙手舉起一根大木棒，朝著林非就殘忍地掄了下來，咬人者自己也承認，如果不是林非趕緊伸手擋住木棒，打中頭顱的話，后果將會不堪設想。

咬人者誣稱我們將她提起又摔下了不知有多少次，請問我們哪里有這種大力士般的力氣？造謠造得實在太荒唐了。而且既然已經跌得暈頭暈腦，怎么又能夠像她自己不得不承認的咬我的食指呢？打了和咬了人，還要可惡地造謠，真是不知天下有羞恥事。

在此次沖突中，我們自始至終都是只動口沒動手，咬人者和打人者則是又叫又罵又動手。他們的表演和所作所為，讓我看清了他們本來的面目。面對著她的造謠生事，我深深地慶幸自己的人格比造謠者要高尚得無可比擬了。

這咬人者確實是造謠、攻擊和欺負別人的能手，她曾散布過污辱一位已故著名哲學家人格的流言，那位學者的女兒（一位著名女作家）就曾在報刊上發表文章批駁。

還有一位外國文學教授由于講述了在她家里，聽說過她丈夫攻擊自己老師的一則謠言，她就威逼這位教授寫出書面文字，保證從未聽說過此事。

她還散布過自己丈夫的幾位年輕同事，“拿我們家的錢不還”，后來連她丈夫都否認這謠言說，“一切以我說的為準”，可見造謠的伎倆是如何的輕率與離奇。

為了澄清咬人者發表的造謠誣陷的文字，我只好放下手里正在撰寫的稿子，將二十六年前的那件事實真相寫出來公諸于眾。我對自己寫的文字負責到底。在我的有生之年，只要咬人者再度造謠，作為被咬者的我，一定要再次澄清事實的真相。

林非單位里有幾位充滿正義感的同事，先后打來了電話，要我們必須反駁惡意的謠言。

我慶幸自己終于生活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時代，這是新時期給予每個公民的權利，現在已經不是只許咬人者造謠，而不允許被咬者說明事實真相的時代了。我尊敬所有善良和公正的同胞，但是對于一向造謠、攻擊和迫害我們的咬人者，是愿意奉陪到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