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很多人都覺得，宗教和政治完全是兩個世界，但在西方，這兩個世界卻常常相匯交織。

就在5月19日，美國副總統萬斯、國務卿盧比奧前往梵蒂岡與教宗利奧十四世舉行會晤。

這位芝加哥出身的新任教皇，確實對美國有著非比尋常的意義，但在其上任第二天就匆忙發出訪問白宮的邀約，不管怎么說，還是略顯匆忙了些。

可如果我們將視線再度放回中東海灣，便會發現，這一切似乎都有跡可循。

或許是特朗普繞開以色列的旅程，給這個昔日盟友的心中留下了芥蒂，以色列就選在特朗普剛結束中東訪問之際，讓加沙地帶再燃戰火。

椅子還沒坐熱的特朗普不得不面對以色列的“騎臉”輸出，只是，在真的已經冷落了對方的當下，美國注定無法再指望這個“老朋友”賣自己一個面子。

果不其然，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5月19日發布視頻，宣稱將“接管整個加沙地帶”，緊張局勢再度升級。

可特朗普也在同一天向新任教皇拋出了橄欖枝……

不善的淵源

其實從歷史來看，美國和梵蒂岡怎么說都不像是能和睦相處的關系。

如果說，756年的“丕平獻土”是確立了教皇國在宗教領域的權威地位，那么，查理曼大帝（“歐洲之父”）去世導致的歐洲群龍無首，便是給教皇縱攬世俗事務留出了空間。

直到1517年，馬丁·路德發表《九十五條論綱》，掀起了宗教改革的序幕，教宗至高無上的權威才遭到挑戰，同時，代表改革勢力的“新教”基礎也得以奠定。

新興的教派一經起勢，便立刻向傳統的教會力量發起了挑戰。于是，為了爭奪宗教主導權，天主教與新教在歐洲爆發了宗教戰爭，1618年開打的三十年戰爭便是沖突的頂峰。

直到戰后《威斯特伐利亞條約》的簽訂，“君主擇教”的原則才得以確立，宗教在世俗領域的統治失去合法性，歐洲的近代史也正式開啟。

歐洲各國為了從教會手中奪取權利，進行了艱難漫長的斗爭，美國這個脫胎于歐洲文明的國度自然也就繼承了反教會壓迫的傳統，并以更符合時代發展的新教作為主要信仰。

按說到了這個地步，美國與教皇國就該成為兩條不再會有任何交集的平行線，可直到一場特殊的“戰爭”在世界范圍內打響，兩方關系的發展也找到了新的突破口……

走向合作

在1948年的意大利大選中，美國大把砸錢，梵蒂岡動員教眾，兩國通過對基督教民主黨的支持，竟然真的成功打擊左翼勢力。

眼見傳統教會余威尚存，意圖在冷戰中拉攏更多盟友的杜魯門就于1951年，率先任命了駐梵蒂岡大使，想要正式開啟兩國的“戰略同盟”。

可此舉瞬間招致了美國國內新教團體的反對，日均3000封的抗議信迫使杜魯門撤回了任命。雖然建交的嘗試無疾而終，但拉攏教會的思路還是得到了政府高層的一致認可。

艾森豪威爾時期便延續了與梵蒂岡的合作，甚至國務卿杜勒斯還與教皇庇護十二世開展了強調意識形態對抗的會談。

天主教總統肯尼迪的上臺，更是擴大了雙方的聯系，古巴導彈危機時便是通過比利時神父菲利克斯·莫林牽線搭橋，請出梵蒂岡教皇調解美蘇矛盾。

1962年召開的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教皇國正式倡導與其他基督教教派開展對話與合作，更是為兩國建立更密切的聯系提供了契機。

從尼克松開始，美國開始正式向梵蒂岡派遣個人代表。里根上臺后，更是直接與教皇若望·保祿二世建立起對抗蘇聯的“神圣同盟”（被稱作“20世紀最隱秘的跨國合作”）。

這個“隱秘合作”一度成為瓦解蘇聯陣營的關鍵推手，美梵兩國通過暗中支持波蘭“團結工會”這樣的組織，削弱了蘇聯在東歐各國的影響力，加劇了東歐劇變的進程。

雖然梵蒂岡因此被批評為“利用宗教干預政治”，美國也被指責“違反國際法、利用隱蔽行動干涉主權國家”。

但就是在這樣的合作中，本不該存在聯系的兩國形成了密切的同盟，西方教會歷經百年輪轉后重回政治舞臺，而美國也找到了一個干預國際事務的全新抓手……

對抗不能停

雖然我們已經見識了美國與梵蒂岡之間密切的合作，但這種聯手終究出于利益訴求，實際上，兩國也存在著難以調解的矛盾，而這個關鍵的分歧點就在中東地區集中爆發。

其實從宗教起源上來講，基督教本是脫胎于猶太教的，只是，在“取代論”的指導下，基督教使用《新約》取代了猶太教的《舊約》，這就讓猶太教大為不滿，雙方的分歧也就此產生。

分裂為兩個宗教的雙方在歷史上就沒少對抗，當猶太人建立起了自己的國家，這種對抗便又一次被擺到了臺前。

1948年以色列國家的建立，對猶太民族來說，堪稱回到“應許之地”的歷史時刻，可對于基督教尤其是天主教會來說，“重返耶路撒冷”的口號將會成為新一輪宗教矛盾的導火索。

雖然在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時，天主教曾承認猶太教的宗教地位，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和解，但教皇推動耶路撒冷“國際化”的舉措，還是暴露出教廷對猶太人的根本態度。

直達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的爆發，以色列事實上控制了整個耶路撒冷地區，梵蒂岡不得不做出政策調整。

從1972年正式使用“巴勒斯坦人”的稱呼開始，巴以雙方的宗教矛盾就被教廷上升為了獨立建國的政治議題。

可美國主教會議在1975年承認“猶太民族與土地宗教聯結”的聲明，卻轉頭就給了梵蒂岡一記“暴擊”。

教皇不會想到以色列猶太集團在美國年均2000次的游說，給西方政治家們帶來了怎樣的精神震撼。

但僅就以色列“不沉航母”的“角色”定位，以及對制裁伊朗帶來的實質幫助，就讓美國不得不將這個國家劃入自己中東戰略的一環。

梵蒂因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戰略困境：教皇對美國影響力的仰仗堪稱剛需，美國也絕對不會放棄對海灣產油地的爭奪，而梵以之間的矛盾又關乎教權合法性。

在這種各方皆不容有失的局面中，教皇也一時沒了主意，而恰逢1980年，以色列出臺了《耶路撒冷法》將這座圣城變成了自己的首都。

此舉瞬間引發了許多外交沖突，也讓初現緩和跡象的梵以關系重新降回冰點。

可梵以關系的降溫，終究只是暫時性的，因為就在短短十年間，國際關系突發巨變，當美國挫敗競爭對手，開啟全球稱霸之時，梵蒂岡也不得不重新考慮與以色列之間的關系……

世紀大和解

蘇聯的解體對全球政治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就連看似跟政治沒什么關系的教廷也不例外。

沒有了競爭對手的美國，直接在中東地區建立起了石油霸權，這就讓以色列的重要性再次提高，尤其是海灣戰爭的爆發，直接讓以色列在中東地區成為了不可小覷的一股勢力。

于是，在巴以展開和談之際，梵蒂岡與以色列正式建交，同時，針對歷史矛盾遺留問題，教廷也做出了擱置爭議的表態，在關鍵問題上模糊處理，常態化的宗教對話機制也就此建立。

2009年，教宗本篤十六世對以色列的訪問堪稱兩國關系的里程碑，此次訪問，嚴格遵循了國家元首級的外交程序，與以往宗教性質的非正式訪問大不相同。

最為關鍵的是，本篤十六世在訪問期間，直接在針對哈馬斯等組織的定性問題中，與以色列達成共識，甚至和以色列的國家安全戰略也形成了呼應。

而繼任的方濟各教宗更是讓兩國的關系發展再創新高，2015年，在紀念梵蒂岡第二次大公會議的50周年之際，教廷發布了一份重要文件。

這份文件不僅承認了猶太教與天主教對話的特殊地位，更是重新解釋了《舊約》與《新約》之間的關系。

而這，也標志著兩教的關系至此進入全新階段。

兩國在2019年簽署《梵以財政協定》，解決了天主教機構在以色列的財產稅問題，更是被視為“凍結關系的破冰之舉”……

梵蒂岡與以色列的和解，可以說是宗教歷史上的重要事件，但在西方政客眼里，這件事又怎么會僅僅作為宗教事務被國際社會解讀？

美國的戰略家第一時間就捕捉到了這個地緣劇變的重要信號：一個在中東地區擁有深厚宗教影響力、又與以色列建立穩定對話機制的“超國家角色”，簡直就是插手中東的全新抓手。

更何況，美國還與這兩個國家都有著密切的聯系，于是，教皇在中東棋局中的潛在價值被重新評估，而這一意外的“和解紅利”，更是“美國優先”戰略下絕對不可錯失的“良機”：

時至今日，巴以沖突依舊激烈，美國的中東戰略也在悄然轉變，此番背景下，美國拉攏教皇，就是試圖在宗教層面塑造一種新的中東共識。

美國明白，單靠軍事和經濟已再難緩解巴以之間的仇恨，尤其是在以色列內政日益右傾、行為愈加激烈的當下，巴勒斯坦人的怒火也越來越難平息。

傳統阿拉伯世界的調解能力又急遽下降，甚至還時不時被卷入巴以沖突之中，于是，尋找新的“道義中介”就成了美國中東戰略的全新目標。

教皇恰好就提供了這樣一種可能性：無論是對穆斯林世界的尊重，還是對猶太歷史的同情，梵蒂岡都有著較強的號召力。

更重要的是，冷戰時美國就曾拉攏教廷充當“中間人”，在梵以實現“世紀大和解”的當下，自然更不能放棄這個得力抓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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