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Ezra F. Vogel，1930年7月-2020年12月20日）

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前主任，美國著名中國問題專家

（一）中國應該和世界接軌

從鄧小平時代起，中國才逐漸承認和服從一些全球規則，先后加入了聯合國等世界組織，由此真正變成了全球的一個國家。當然，中國和世界接軌的并不是一帆風順，而且恐怕還得幾十年的時間才能完成。我不知道中國現在喜歡不喜歡和世界“接軌”的說法，但是作為一個學者，我認為中國是應該和世界接軌的。

（二）一個國家長治久安，還是要實行法治

中國還處于過渡時期，應該增加法律規則。現在中國發展模式的好處是，如果一個領導人想做得好，效果很快顯現，比重視法律的歐美國家效率高。不過，雖然歐美國家因為法律規則的制約而效率可能比較慢，但是能夠給公民比較穩定的、滿意的社會預期。我覺得一個國家長治久安，還是要實行法治。我想不出更好的辦法。

（三）關鍵是建立約束權力的制度

在過渡時期需要政治權威，因為要保證社會的基本秩序。不過這種權威本身也是過渡性的，它的方向應該是指向建立一套有利于國家長治久安的制度。換句話說，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應該轉向制度建設……一個人領導的權力應該是有限制的，不過要做到很不容易。因為在很多具體的問題上，掌權者還想說了算，這不是中國的特殊情況，全世界都是如此，關鍵是建立約束權力的制度。

（四）狹隘愛國主義是很危險的

對世界負責，也是對中國負責。因為和外國搞好關系對中國也有利，也是為中國也好。愛國主義當然還是需要的，美國、日本都有愛國主義，但是狹隘愛國主義還是很危險的，應該更廣泛地考慮問題。鄧小平那種能考慮全球事務的眼光和心懷，現在仍然沒有過時。中國需要善于和世界打交道的領導人。

傅高義和他著的《鄧小平時代》

（五）理解歷史，直面歷史

中日兩國間存在一些基于歷史的嚴重問題，兩國人民對歷史有著復雜難解的感情糾葛。如果不先討論歷史，就無法對中日關系有一個公允的評判……我深信，理解歷史，直面歷史，對那些愿意改善兩國關系的領導人是有用的。他們可以善用共同的文化遺產，一起來解決問題。

（六）中日應該互相學習，互相合作

如果中日關系處理不好，將會導致嚴重后果。幸運的是，雙方都努力防止沖突失控，沒有釀成不可挽回的事端。經過數年的克制和調整，雙方逐漸適應，并逐漸平靜了下來……在我看來，（中日）兩個國家輪流稱為亞洲最具影響力的強國，塑造了對方的命運。兩國關系比人們意識到的要密切得多。以史為鑒，為了兩國利益，今后應該互相學習，互相合作。

（七）學習日本經驗，汲取日本教訓

中日關系已經進入新時代，從近代以來主要由日本主導，變成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主導。中國經濟發展成就很大，但還面對許多尚未解決的問題，需要繼續向發達國家學習。比如全國的現代化建設、創造覆蓋全民的社會服務安全網絡、轉型為消費導向的服務經濟、建立世界級的高科技部門，等等，日本都做的不錯。人們不得不承認，社會保障、社會治理、社會和諧度，日本依然是世界第一。另外，日本在20世紀上半葉的歷史也給正在崛起中的中國提供了一面鏡子：國家富強后，一旦支持軍事擴張的力量強大到無法約束時，最終可能會導向災難。

（八）研究如何做“好鄰居”

中日關系的諸多情緒歸根結底來自對歷史的看法，除非處理好由歷史問題造成的情緒反復，否則兩國很難建立在一個更堅實、穩定的基礎上。既然中日兩國是誰也搬不離的“永遠鄰居”，那么雙方就應該學習和研究如何做“好鄰居”的方式方法。歷史本身不是問題，而是被政治利用成為問題。在20世紀，政治家在尋求更廣泛的民眾支持時訴諸愛國主義和歷史恩怨的做法，可謂根深蒂固。希望新世紀的政治家面向未來，拋棄落后的做法。

（九）向本國國民提供更完整、更準確的歷史敘事

當下關于中日關系的討論，都集中在兩國關系中不幸的一面，對于積極的一面卻關注較少，比如兩國間大規模文化借鑒的時期。如果國家政策允許，這些共同之處可以成為兩國未來繼續合作的基礎。通過向本國國民提供更完整、更準確的歷史敘事，以及對當下的兩國關系進行更持平的講述，專家們可以幫助國民更好地了解中日間長期的、互相交織的歷史，以此方式承認彼此學習的程度之深，并呈現彼此合作的正面經驗。

（十）應努力爭取中日“政暖”

中日之間因為歷史問題所產生的不滿情緒如此之深，迅速滋生信任感并成為親密朋友是不現實的。這可能是未來幾十年的目標。接下來十年的合理目標，一方面要用新的、建設性的視角看待歷史，另一方面應該是以直接、坦率、務實的方式處理兩國關系，使兩國可以成為可靠的合作伙伴。我們不必奢望中日兩國能夠迅速享有“政熱”。但如果兩國能繼續擴大合作，達到“政暖”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