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楊開慧的一生，絕對配得上“巾幗不讓須眉”幾個字，一直到如今，都深受大家敬重，就連同樣身為重要領導人妻子的鄧穎超也對她敬佩不已。

1977年，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鄧穎超前往長沙，除了主要的工作以外，她還有一天多出來的自由時間。不管對誰來說，這一天都是個休養生息的好機會，但鄧穎超卻決定去祭拜楊開慧。

乘車前往楊開慧位于長沙板倉的故居時，看著窗邊不斷后退的景物，鄧穎超忽然想起了幾十年前的時光。

1925年，周總理還是黃埔軍校政治部的主任，經常與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負責農民運動講習所工作的毛主席商討時局。

當時正是國民黨與我黨第一次合作期間，兩個志同道合的年輕人，為了共同的理想，常常互相交流、互相學習。

同年，鄧穎超從天津調到廣州工作，不久后與周總理結婚。而楊開慧自1920年與毛主席結婚后，就一直追隨在丈夫身邊，悉心照料，同時積極參與各種革命工作，擔任丈夫的秘書，協助整理抄寫文件。

1926年，在廣州的那段日子里，周總理時常帶著鄧穎超拜訪毛主席與楊開慧的臨時住所。鄧穎超回憶道：“那時候，開慧同志正在里屋謄寫文件，聽到動靜便抱著襁褓中的岸英迎了出來。”

兩位年輕的母親目光交匯，相視而笑，眼神中充滿了對彼此的欣賞與敬意。楊開慧將孩子交給保姆后，趕忙轉身去為客人沏茶。周總理看著這一幕，不禁打趣道：“潤之兄好福氣，開慧同志既當秘書，又當夫人。”

毛主席則倚靠在門框上，微笑著擺擺手：“莫要取笑，她可是我的‘總務科長’。”房間里頓時響起一陣爽朗的笑聲。

這是鄧穎超與楊開慧唯一的一次見面，雖然短暫卻十分深刻，給鄧穎超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

車子緩緩停下，打斷了鄧穎超的回憶。她下車緩緩走進故居，屋內的陳設簡單又樸素，卻好像每個不起眼的小物件都承載了歷史的記憶。

工作人員詳細地向鄧穎超介紹著楊開慧的革命事跡，從她協助毛主席在韶山發展農會、創辦夜校，到后來獨自帶著孩子在長沙開展地下斗爭，每一個細節都讓鄧穎超深受感動。

隨后，她的目光就停在墻上的一張楊開慧的黑白照片上，照片中，楊開慧的眼神無比堅定。

就在工作人員準備介紹的時候，鄧穎超忽然開口，“你們知道嗎？我和開慧是見過面的，不過，我們只見過一次面。”

聽她這么說，工作人員的臉上都露出了驚訝的神情，有個年輕的工作人員忍不住問道：“您還和楊開慧烈士認識？”

鄧穎超點了點頭，講述了自己曾經和她見過的那一面。參觀完故居，她又前往楊開慧陵園祭拜。

陵園內，松柏常青，莊嚴肅穆。鄧穎超走到楊開慧的墓碑前，緩緩停下腳步，神情凝重，然后恭恭敬敬地向墓碑鞠躬，一次、兩次、三次……每一次鞠躬，都飽含著她對楊開慧深深的敬意。

直起身來，鄧穎超對著身邊的工作人員，感慨地說道：“楊開慧的英勇事跡，必將被歷史銘記，黨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這位忠誠的烈士。”

確實，楊開慧的一生，絕對是光輝而偉大的。

1922年，她加入我黨，是我黨的第2位女黨員，入黨時間比鄧穎超還早了3年。多年來，她一直都跟隨毛主席，為我黨的事業奉獻自己的一切。

3年后，她跟著毛主席前往韶山，在發展農會、辦夜校等許多工作中都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1927年，毛主席離開妻兒，投身到秋收起義中，楊開慧則獨自留在長沙，一邊照顧3個尚且年幼的孩子，一邊積極為我黨展開地下工作。

1930年，楊開慧不幸被抓，敵人不惜進行各種威逼利誘，逼著她與丈夫離婚并登報脫離我黨，說只要這樣就能獲取自由。

但楊開慧并沒有被敵人的花言巧語迷惑，她寧死不屈，十分堅決地拒絕了敵人的要求，最終英勇就義，年僅29歲。

這個消息一傳到遠在江西的毛主席耳中，就讓他悲慟不已，更是寫下了“開慧之死，百身莫贖”這句飽含追思與悲痛的話。

其實，鄧穎超和楊開慧在很多方面都是極為相像的，除了同樣對我黨堅定的信仰，她們身上也都有一層特殊身份，那就是革命者的妻子。

正是這樣一層身份，讓她們必須時刻謹記“犧牲小我，成全大我”。

1927年，在廣州的鄧穎超已經到了預產期，誰知道孩子太大，她難產，3天3夜都沒能生下這個孩子。

當時的醫療條件還不能進行剖腹產手術，不得已的情況下，醫生只好用產鉗夾住嬰兒拖出母體，孩子出生后，因頭顱嚴重受損，不幸夭折。

這樣的危險經歷讓鄧穎超過度緊張疲勞，77年鄧穎超參觀楊開慧故居，期間小聲透露：我與開慧只見過一次面醫生檢查過后也說她此后再難懷孕了。

這個時候，作為丈夫的周總理，則因為工作原因，遠在上海。

并且，建國之初，周總理就明確表示，只要自己在政府部門任職，鄧穎超就不能進入政府工作。

他曾向朋友們解釋：“如果鄧穎超進入政府任職，人們很可能會將她的一些舉措誤解成我的意思，這對國家的工作開展不好。”

因此，建國以后的20多年中，鄧穎超雖然也是中央委員，但并沒有在黨內擔任具體的職務，只讓她負責一些關于婦女和兒童的工作。

對此，鄧穎超不光沒有一句怨言，更是盡心盡力，她常常說：“我對婦女工作的關心和責任，一直承擔到生命的終止。”

1975年，毛主席親自與周總理談話，并寫下指示文件，希望鄧穎超能到全國人大工作。

但是，一向服從組織安排的周總理，這次卻選擇了“抗命”，他將這份任命文件鎖進抽屜，一直到去世以后，工作人員整理周總理的遺物時才發現。

即使這樣，1976年，鄧穎超還是被任命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2年后，她又當選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

鄧穎超和楊開慧這兩位同樣偉大的女性，雖然只見過一面，但她們之間也有著“英雄惜英雄”的惺惺相惜，她們的高尚精神，也值得我們永遠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