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司令，有件事得托付您……”1939年11月11日黃昏，河北唐縣黃石口村農舍里，高燒至39.6度的白求恩吃力地支起身子。油燈搖曳中，聶榮臻握著這位國際友人的手，聽見他用夾雜著法語腔調的中文艱難說道：“若有可能，請給弗朗西斯些生活費……分幾次也行。”

這個臨終請求在四十年后解密的外交檔案里才被完整披露。那位被兩次離婚又兩次復婚的英國女子，始終是白求恩生命里最深的牽掛。但此刻在太行山深處，這個加拿大醫生最惦念的除了前妻，還有前線亟待救治的傷員。他堅持要警衛員把體溫表調低兩度，好讓醫護人員安心去照看其他病患。

1890年出生的亨利·諾爾曼·白求恩，血管里流淌著蘇格蘭移民的倔強基因。在多倫多大學解剖室泡到凌晨的醫科生，24歲就敢中斷學業報名英國海軍，在比利時的戰壕里見識過真正的人間地獄。1922年愛丁堡的春天，32歲的見習醫生遇見22歲的弗朗西斯·坎貝爾·彭尼，這段驚世駭俗的忘年戀猶如手術刀劃開世俗偏見。他寫信給父親時坦言：“她的眼睛像蘇格蘭高地的湖水，能讓最暴躁的病人安靜下來。”

新婚夫婦在底特律開的診所，成了貧民窟里的生命綠洲。白求恩從不詢問患者支付能力，弗朗西斯默默將家里銀器送進當鋪。當肺結核的陰影籠罩這個家，醫生竟用離婚作武器逼走愛人——他清楚記得那個雨夜，弗朗西斯抱著他換洗的襯衣不肯松手，直到消毒藥水浸透衣袖。“你要活著！”這是妻子留下的最后一句話。戲劇性的是，這個被醫學界判死刑的人，竟在療養院里發明出“人工氣胸療法”自救成功。

1935年蒙特利爾街頭的游行隊伍里，白求恩舉著反法西斯標語的身影格外醒目。已成為胸外科專家的他，看著報紙上“七七事變”的標題突然攥緊拳頭。加拿大共產黨支部的同志們至今記得他那句宣言：“真正的醫生就該去最需要他的戰場！”次年春天，當這位帶著三卡車醫療器械的志愿者出現在漢口八路軍辦事處時，周恩來特意從倉庫找出珍藏的咖啡豆。

黃土高原上的窯洞生活讓白求恩如魚得水。他穿著草鞋巡診的形象，讓見慣洋專家的老紅軍都嘖嘖稱奇。有次手術間隙，他邊啃著烤土豆邊對翻譯說：“比起紐約醫院的消毒水味，我更喜歡這里的煙火氣。”在五臺山創建“模范醫院”時，他親手設計出可拆卸的手術臺，木匠出身的警衛員后來回憶：“白大夫畫的圖紙，比俺們魯班廟里的機關還精巧。”

1939年深秋的摩天嶺之戰，成了命運轉折點。日軍炮彈在臨時手術室四周炸響時，白求恩堅持做完最后一名傷員的手術。碎骨劃破手指的瞬間，他想起當年弗朗西斯為他包扎凍瘡的溫柔。當敗血癥癥狀初現，這個倔強的醫生竟把病情瞞了整整八天——直到高燒讓他無法握住手術刀。

“他最后的體溫記錄是修改過的。”多年后，當年的護士長含淚揭秘。白求恩強撐著給延安寫完醫療建議信，顫抖的鋼筆尖戳破信紙三次。彌留之際他反復念叨的不是止痛藥，而是反復確認：“我的器械箱…消毒好了嗎？”

11月12日凌晨，49歲的生命定格在太行山褶皺里。整理遺物時，人們在他日記本里發現張泛黃的照片：年輕的弗朗西斯站在愛丁堡皇家醫院門口，裙擺被風吹成朵綻放的百合。照片背面用花體英文寫著：“致我的光與痛。”沒人知道這個浪漫的醫學天才是否設想過，若當年選擇留在北美當名流醫生，人生軌跡會怎樣改寫。

聶榮臻后來托宋慶齡輾轉匯出的款項，在戰火紛飛中始終未能抵達倫敦。這個未完成的承諾，直到1953年才通過國際紅十字會兌現。當銀發蒼蒼的弗朗西斯收到遲來十四年的匯款單，她將支票轉贈給多倫多的兒童醫院。“諾爾曼會更樂意看到這些錢用在孩子們身上。”她說這話時，窗臺上擺著從唐人街買來的白瓷觀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