濤哥俺新書《魯迅的朋友圈：魯迅與現代英俊》近日出版上市，之前發了書訊《〉，今天再發下黃喬生老師做的序言。

序言

黃喬生

一

一部書稿出現在我的書桌上，是張守濤先生的《魯迅的朋友圈——魯迅與現代英俊》。“愿有英俊出中國”，魯迅希望中國出英俊，中國也確實出了很多英俊，當然還需要更多英俊；魯迅本人是中國的英俊，在他的影響下成長起來很多英俊。這句話涵義豐富，涵蓋廣，歷時長，今天也不過時。

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說，魯迅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尤其是與現代作家關系，或者更具體地說，是魯迅對他們的影響、他們對魯迅的傳承，兼有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既有助于豐富對魯迅和其他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認識、研究，也有助于我們今天傳承魯迅精神、事業。”本書副題“魯迅與現代英俊”對論述范圍做了限定，二十多位英俊不是政治家、軍事家、科學家等，而是文化人、讀書人、知識人——而且偏重魯迅的專業：文學。

“魯迅與現代英俊”屬于“魯迅與同時代人研究”的大范圍。在中國現代文學家中，交游研究最充分的莫過于魯迅，《魯迅全集》的人物注釋部分相當詳細，日記中只出現一次的人物的生平事跡都做了介紹。最近還有學者將魯迅家鄉的遠親近鄰乃至同時的鄉賢都做了梳理，雖然關系較遠，也是有價值的資料，因為這些同時代人是魯迅時代的大文化背景的一部分。

讀罷序言，就去看目錄，卻有點疑惑了，為什么將林紓列在第一位？幾十年前讀文學史著作，林紓是反派角色、大批判對象，現在對他溫和一些了，肯定他的功績，讀者接受是沒問題的。將林紓列為魯迅一代人所從接續文脈的前輩，對他們文化貢獻特別是引進西方文學的功績給予肯定，是很必要的工作。但列在第一位似乎與全書主題略有錯位：林紓固然是英俊，但不在魯迅所“愿”范圍內，因為魯迅還是學生的時候，林紓已經名滿天下了。這樣排列，可能出于對老前輩的尊重吧。這且按下不表。

二

來不及過多疑惑和反思，就眼睛一亮，心生喜悅，在目錄中看到“愿有英俊出中國”的祝福語——堪稱本書的“書眼”——其副題是“魯迅與臺靜農”，用的地方深得我心。因為我收到書稿前不久，與臺灣大學、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北京師范大學、西南大學和重慶師范大學的老師們一起去重慶，參加了“尋訪臺靜農抗戰時期蹤跡”的活動。在白沙鎮附近山坡上的國立女子師范學院舊址參觀，看著幾間剛剛修繕好的教室和院內齊腰高的雜草，想象戰亂年代這里的清貧生活和朗朗讀書聲，臺靜農就是在這

里與朋友們展讀魯迅的《娜拉走后怎樣》手稿并加題識的；山下的河道在小雨中波光閃閃，讓人想象當年臺靜農從山上走下去，在碼頭乘船到江津另一個小鎮看望他的同鄉、新文化運動領袖陳獨秀，或到重慶參加文化界紀念魯迅的大會。因為臺靜農等文化人的播遷，陳獨秀、魯迅在這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山城的時空交集，讓人感慨萬千。

臺靜農是魯迅北京時期培養的作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個。我寫過一篇文章《風義師友，斯世同懷：通信中的魯迅與臺靜農》，介紹他們之間的關系，其中有這樣一段話：“臺靜農與魯迅的親密關系，歸因于他們社會觀念相通、文學風格契合和學術理路一致。他們從創立未名社時期相識，到魯迅逝世，十幾年間友情不斷加深。……臺靜農服膺魯迅的思想和品格，內心深處珍藏著對魯迅的愛戴和景仰。他在艱苦甚至危險的環境中默默踐行魯迅的文化思想和學術理念，藝術創作和學術研究中或隱或現透出魯迅的影響，保持著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風骨，沒有辜負魯迅的期望。”因為政治斗爭的影響，臺靜農在完成魯迅未竟的學術事業方面也留下一些缺憾，如我在文章的末尾說到兩人通信中討論的學術計劃——我把臺靜農稱為魯迅的學術傳人——介紹了臺靜農在臺灣大學中文系教學和研究活動中編纂《中國文學史》講義的情況：“魯迅英年早逝，未及完成自己的學術計劃。多年后，臺靜農發愿研究中國文學史。抗日戰爭結束后，臺靜農到了臺灣，創建臺灣大學中文系，擔任系主任二十多年。他在中文系任教幾十年，培養了大量人才，個人著述的重要一項，就是編纂《中國文學史》。因兩岸阻隔，直到終老，臺靜農未能再回大陸。他去世后，他的弟子將講義整理出版。臺靜農可能是帶著對魯迅的愧疚離開人世的——在他有生之年，沒有見到《中國文學史》的印行。”他晚年遇到困難也許比魯迅遇到的困難更大。魯迅蟄居上海，困于家累，忙于論辯，欲回圖書豐富的北平之而不得；臺靜農則歇腳臺島，行格勢禁，缺少參考資料和師友切磋。從他的《中國文學史》講義篇幅分配和著力所在，可以分明看出魯迅學術取向的影痕。文章還從他們通信中討論的話題生發開去，稍稍涉及學脈傳承和相互影響。但我的文章只介紹魯迅影響下成長的青年英俊之一，而且偏重學術方面。

魯迅與同時代人研究，需要從更多方面來考察他們之間的關系。單就臺靜農個人而言，就有小說家、學者、書法家等多重身份；就群體而言，臺靜農是未名社的一員，輔仁大學、國立女士師范學院、臺灣大學等高校的教員，在更大更多的文藝、學術群體中活動，是學界中人、文網中人、書壇上人。以此類推，研究魯迅與現代知識分子之間的關系，需要放眼注目更大的時空。從個人到群體，是魯迅與現代知識分子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甚至可以說是其升華和結晶階段。

魯迅在一個個圈子和一張張網中，而且這些圈、網不斷變換、交叉、反復、重疊。本書以魯迅為綱，就是主要以魯迅視角為主，但論述中也不斷有視角轉換，產生出不同的意義。二十多位有代表性的中國現代知識分子與魯迅的交往互動，既顯示了魯迅的品格及其對他們的影響，也在在顯示著他們自身的品格、性情。他們因教育經歷、文化修養的差異顯出的個性，與其所屬團體、階層的文化取向乃至政治傾向而呈現的差異，使全書有了很大的豐富性和多樣性。

本書作者努力編織一張網，對這張網的各個結點做了梳理，力圖找出線索和關節。形象地說，魯迅是綱，眾多英俊是目，綱舉目張。閱讀本書，不但認識魯迅和各位英俊，而且由點到面，認識現代知識階層的大群體。本書將知識分子作為群體研究，并具有橫向廣闊視野和縱向的文脈、學脈接續意識。很多知識人、讀書人與魯迅的關系，此前已有個案研究，而整體、系統的研究還比較缺乏。對魯迅與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做整體把握，并使各個個體和群體之間脈絡貫通，形成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精神譜系，才是本書命意所在。

三

魯迅立足文壇后，一直在努力培養英俊。前期，他帶出一批文藝青年，后期參加左翼作家聯盟，更著力造成大批文藝“戰士”。北京時期，自然不能不提到《新青年》群體的同人們，魯迅與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互相切磋琢磨，親兄弟之間也有事業上的合作，可以說是英俊匯集，互為師友。未名社、狂飆社、語絲社、莽原社及淺草-沉鐘社的青年文藝英俊之于魯迅，體現出不同程度的文友、朋友、師生關系。即便是廈門時期只交往了幾個月的泱泱社，也留下很多合作、提攜的佳話。上海時期的左翼文學界，魯迅的導師、戰友身份得以凸顯。本書在魯迅的兩大“朋友圈”上著墨較多，第一個大朋友圈，是早期的臺靜農、李霽野韋素園乃至高長虹、向培良等，后期的朋友圈，則是胡風、馮雪峰、蕭軍、蕭紅等。兩個朋友圈的共同特點是師友們有共同的事業，有相近的文化理念。

本書將這些群體接受魯迅影響的過程和結果通過一些代表人物體現出來，甚至還涉及一些魯迅生前有所影響但不明顯的人，如李秉中、李何林、臺灣和香港的青年等。即便在師生關系中，作者也注意他們之間的互相影響，仍以臺靜農為例。他是魯迅的學生，但更是朋友。有一個時期，當年受了魯迅影響的青年知識人寫回憶錄，將魯迅放在很高的地位，以崇拜“先師”的口吻寫作，對事實難免有所夸張，其心情可以理解，但須知影響是相互的，亦師亦友才是普遍現象和交往正道。總是師的尊嚴，沒有友的溫情，是交往不下去的。真正的交流和互相影響是平等的。最近的研究，包括本書在內，在探討反向影響方面就很有成績。

我曾說過，看魯迅與人的關系深淺程度，通信是一個重要的衡量標準，看魯迅給誰的信多而說話真切，少客套應酬，就是師友，就可稱“自己人”了。臺靜農之外，曹靖華、蕭軍、蕭紅、李霽野、韋素園、李秉中、章廷謙、楊霽云等，他們對魯迅的影響也不容忽視。如果他們總是、只是被動地接受魯迅的影響，就不能稱為知識人。

最為關鍵的是：這些青年英俊何以與魯迅成為師友，他們為什么當得起知識人的名聲？他們與魯迅的關系有什么文化史意義？本書探討的重點在此。知識界人士很多，有成就的人甚眾，魯迅與之交往的人也頗不少，但能與魯迅有師友、戰友交情的卻并不多。英俊或文化英雄，不是一般人能當得起的。所以作者從中尋繹出他們的共同點，總結出一些有規律的東西，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魯迅的品格——這才是魯迅一生行實的“綱”，沒有這個就不會有魯迅的地位，不會有朋友們對他的崇敬。魯迅不是一般的文學家和知識人，他的身上結合了人們常說的“戰士和文人”的品格。本書有一章就以此作為題目。“戰士”“文人”本來是分開的兩個詞，各自都能找到對應的人物，但是戰士和文人合于一體，在歷史上就屬鳳毛麟角。因此，可以說，與魯迅交往、友善、合作的人身上都具有一些“戰士文人”的品質。精神品格是魯迅與現代知識分子之間交誼的綱領。這個綱領貫穿全書。

四

魯迅與一些知識人群體的交往，是魯迅及其友人自主選擇的結果，如未名社、左聯等，還有一些群體卻是后人總結得出的，當事人的自覺并不明顯。

本書涉及的其他一些文學界大家就具有這種性質。最顯著的是文學史家申說的現代文學六大家“魯郭茅巴老曹”，在本書中悉數登場。就拿前三位來說，魯迅與他們組成的一個文化場域就很值得研究，不能糾纏于表面的論名位、排座次，如魯迅所說：“我和茅盾，郭沫若兩位，或相識，或未嘗一面，或未沖突，或曾用筆墨相譏，但大戰斗卻都為著同一的目標，決不日夜記著個人的恩怨。然而小報卻偏喜歡記些魯比茅如何，郭對魯又怎樣，好像我們只在爭座位，斗法寶。”郭沫若的道路選擇和對一些人事的態度與魯迅頗有不同，文章風格自然也有差異。魯迅、郭沫若、茅盾看他們之間的關系各有自己的視角。

此外還有很多不同的視角。如沈從文在《郭沫若》一文中肯定郭沫若是文化名家，但不許給他小說家的榮譽：“讓我們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詩人上，煽動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與同情。小說方面他應當放棄了他那地位，因為那不是他發展天才的處所。一株棕樹是不會在寒帶地方發育長大的。”這個評價郭沫若也許還能接受。魯迅對他翻譯的批評，不知道他能否受用。魯迅在談到他翻譯《戰爭與和平》時說：“《戰爭與和平》我看是不會譯完的，我對于郭沫若先生的翻譯，不大放心，他太聰明，又大膽。”這么說來，郭沫若的翻譯家成就就要打一些折扣。過去，文學史家定論似地給三位作家排名，是《水滸傳》研究法。有一次開討論魯、郭、茅的學術會，我提出也可以將三人比作“三國”，“瑜亮”也好，“使君與操”也好，他們之間的關系折射出現代文學史上很多問題。也就是說，《三國演義》研究法也可以作為探討他們之間關系的一種視角。英俊之間有接觸，有意見，有爭論，有異同，是正常的。學界對三人的關系的研究成果很多，有直接揭示的，有刻意隱蔽的，有各表其優長的， 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并不一定按魯迅或其他兩人的自述、自辯來定論。看他們身上“文人戰士”品質有多少，是一種角度，看他們與他人交往的情況，也是一種角度；看他們在群體中的表現是一種角度，看他們如何培養英俊亦即看他們的影響面大小，也是一種角度。總之，應該從更多的視角對他們進行綜合考察，以期對他們的文化地位、歷史影響有全面的認識。

即便對他們做《儒林外史》式的研究，也未嘗不可。英俊也不是時時處處都遍體光輝的，就像魯迅說的：“戰士的日常生活，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這才是實際上的戰士。”

五

本書論及的英俊群體還擴展到與魯迅沒有交往而受魯迅影響較大的作家如趙樹理、孫犁等。從私淑者身上也能看到魯迅的獨特價值。即便魯迅的論敵，也是另一種意義上的“友人”。這些人至少注意過他，認真地將他作為對手，與他商討、爭論，在這過程中，有些言動引起他的誤解、不滿和憤怒，有些鬧翻了，有些鬧翻又和好了，都很正常。圣·勃夫在《我的毒》（Mes Poisons）中寫道：“明言著輕蔑什么人，并不是十足的輕蔑。惟沉默是最高的輕蔑。”魯迅翻譯了這句話后，進一步說：“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不能說魯迅的論敵就都是反面人物，都是歪才或蠢材。實際上，他們在某些方面也是英才。胡適、林語堂等也是英俊，這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才俊，沒有了他們，魯迅的業績要減下去很多，魯迅是在與人論辯中成就雜感這種獨特的文體的。現在強調破除唯魯迅正確的觀念，已經不是什么新鮮的觀點了。但是要考察魯迅與論敵論辯的過程，分析其中存在的問題，也還有待于細致的辨析。

本書將一些英俊寫在余論部分，我覺得是預告著有更大的寫作項目。此外還有一些值得做詳細分析的知識群體，如趙樹理、孫犁等私淑者，以及后來幾代青年英俊。英俊是一個總體，不是單一的個人，也不是一兩個群體或幾個圈子。作者將更多英才包括進來的嘗試呼之欲出，這符合魯迅時代文壇和魯迅影響下的中國知識分子傳統的實際，那是一個百花齊放、英才濟濟、群星閃耀的時代。魯迅是燦爛河漢中的一顆明星，是茂密森林中的一棵參天大樹，但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導師，不是俯瞰眾生的圣人，他有煩惱，有懷疑，有動搖，有失敗，也有志愿和努力，正是在艱苦卓絕中形成的志愿、做出的努力成就了他自己和一大批青年英俊。

最后回到開頭說的關于林紓的疑惑。林紓是魯迅的前輩。魯迅青少年時代，這些前輩英才在中國轉型過程中發揮了推動作用，產生了巨大影響，如康有為、梁啟超、黃遵憲、章太炎等。魯迅受前代英才俊杰的鼓舞，以他們為榜樣，投身到文化啟蒙事業中。從這個角度來說，林紓當然可以保留。既然連林紓都赫然在冊，那么，胡適、林語堂、梁實秋等就更不在話下了。

據馮雪峰《回憶魯迅》介紹，魯迅晚年向他透露過一個以“四代知識分子”為題材的長篇小說的創作計劃。這“四代知識分子”，第一代是章太炎那一輩，包括康有為、梁啟超；第二代是魯迅自己這一輩；第三代是瞿秋白那一輩，第四代是比瞿秋白稍后的也就是馮雪峰一輩。可惜這個想法沒有實現。從魯迅去世到現在，中國又有了很多代知識分子，脈絡需要梳理，影響需要追溯，傳統需要延續。期待作者在這個領域寫出更多佳作，更全面、系統、深入地研究魯迅前后中國知識分子的綿長譜系。

2025年2月22日

作者：黃喬生（北京魯迅博物館原常務副館長、中國魯迅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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