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烈士的家屬不該受這委屈！”1958年深秋的北京，徐向前將手中的茶杯重重放下。書房里的空氣突然凝固，前來拜訪的鄂豫皖黨史調查組成員面面相覷。他們帶來的消息讓這位開國元帥罕見地動了怒——商南起義功臣周維炯的家人，竟在二十多年后仍背負著“反革命家屬”的污名。

歷史總是偏愛記住勝利者的勛章，卻時常遺忘那些被風沙掩埋的刀痕。1929年的立夏節，大別山南麓的丁家埠民團駐地，21歲的周維炯握著剛繳獲的漢陽造，目光掃過眼前三百多名起義士兵。“咱們今天這一槍，要打穿舊世界！”這個曾在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淬煉過的年輕人，用軍事天賦和赤誠信仰，在商南燃起了紅色火種。短短三個月，紅32師縱橫鄂豫邊界，開辟出商南根據地，成為后來紅四方面軍的重要根基。

可革命者的熱血，有時也會被同志間的猜忌澆冷。1931年秋雨綿綿的夜晚，周維炯被五花大綁押往刑場時，突然仰天大笑：“老子再過二十年還是要革命！”這個二十三歲的紅軍師長至死不曾低頭，卻讓他的家人背上了半生罵名。徐向前在延安窯洞里輾轉反側的那些夜晚，總想起那個總愛把軍帽歪戴的年輕戰友：“他帶兵打仗像團火，可對老鄉說話比春風還暖。”

歷史的真相往往藏在褶皺里。1930年商南的深山中，六安縣委派來的黨代表突然失蹤。當鄂豫皖特委的徐子清、徐其虛奉命整頓時，卻遭遇暗槍身亡。所有人都把懷疑的目光投向周維炯，可徐向前在回憶錄里寫得明白：時任保衛局長的王澤渥背著周維炯下的黑手。時任紅四軍參謀長的徐向前看得真切：“維炯帶兵時，戰士受傷他親自背，繳獲的糧食先分給老鄉，這樣的人怎么會是反革命？”

張國燾的肅反擴大化像把無情的鐮刀，鄂豫皖蘇區有半數團以上干部倒在“AB團”的罪名下。周維炯犧牲那年，徐向前正帶著紅四方面軍轉戰川陜，直到延安整風時才得知真相。他拉著原保衛局干部反復確認：“刑訊時他當真沒改口？”得到肯定的答復后，這位鐵血元帥在窯洞門口站了半宿，煙頭扔了一地。

1958年的這次調查，終于讓沉冤有了昭雪的契機。徐向前逐字逐句向中央寫報告時，鋼筆尖幾次戳破信箋：“1929年白色恐怖最兇的時候，是他帶著農民搶了民團的槍。這樣提著腦袋干革命的同志，家屬該享受什么待遇？”報告送走后，他又特地給民政部門打電話：“烈士證不能光蓋個章，要把周維炯的功勞寫明白！”

如今重訪大別山深處的金寨縣，周家老宅門楣上“光榮烈屬”的牌匾已掛了六十二個春秋。當年跟著周維炯起義的民團士兵后代，仍能繪聲繪色講起“周師長智取丁家埠”的故事——他如何借著端午節喝酒的機會，把民團隊長灌醉；如何在酒桌上突然摔杯為號，帶著潛伏的黨員瞬間控制局面。這些細節被當地黨史辦的老徐反復考證：“當年參加起義的伙夫都九十多了，說起周師長眼睛還發亮。”

歷史長河奔涌向前，但總有些浪花不該被浪潮淹沒。當我們在檔案館翻開發黃的《紅四方面軍戰史》，1931年9月的陣亡名錄上周維炯的名字格外刺眼。負責整理史料的小張推了推眼鏡：“后來平反的文件里寫著，他犧牲前把僅有的兩塊銀元交給看守，托他轉交黨費。”窗外的梧桐沙沙作響，仿佛在回應八十多年前那個秋夜的槍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