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周恩來的嫡長侄女周秉德同志曾在《百年恩來》電視片的拍攝現場——淮安周恩來故居，當眾展示了一張發黃的照片，照片上正是周恩來父親周貽能的慈祥形象。照片背面留有周恩來的生前親筆“爹爹遺像”。

周秉德還介紹說：“伯伯（周恩來）生前一直把這張照片放在身邊。”

父親的相片一直放在周恩來隨身攜帶的黑色皮夾子里，或許他一定想用這樣的行動告訴父親：雖然生離死別之時他們父子沒有見上最后一面，但沒能為父親送行的兒子心里永遠想念他，他對父親的思念是由衷的。

據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回憶:平時伯伯與我們姐弟的談話，極少談到我們的爺爺。只是在1964年8月，他對親屬們講話時說過一句：“我對父親是同情的。”后來還有一次，伯伯竟主動談了自己對父親的思念之情，他說：“我對你爺爺是很同情的。他本事不大，為人老實，一生的月工資沒有超過30塊錢。但是他一輩子沒做過一件壞事，而且他還掩護過我。”

周恩來的父親周貽能，于1874年出生于浙江紹興“百歲堂”。周貽能在家里排行老二。

周貽能上過私塾，獲得過清代教育制度的最高學位“國學生”，當過師爺，算是有學問之人。

雖然在學問方面，周貽能比不過自己的父親，不過他在兒子取名字方面還是頗有講究的。

在家譜中，貽能的長子屬“恩”字輩。恩，有“情愛”之意。《詩》云：“恩斯勤斯。”

經過考慮之后，周貽能用“來”與“恩”相配。來者，未來也。《論語》云：“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恩來”，這是個富有詩意的名字，猶如先人所說：恩自日邊來。

他和妻子還給兒子周恩來取了個小名，叫大鸞。

鸞，是一種與鳳凰齊名的神鳥。傳說，這種叫鸞的神鳥，象征吉祥、幸福，它一出現，天下便太平安寧。

1899年初，周貽能最小的弟弟周貽淦因患肺結核一病不起。他的妻陳氏到處求醫問藥，但是病情始終不見好轉。

貽淦那時才21歲，新婚不到一年，沒有子女。

按封建習俗來講，不孝有三，無后最大。貽淦此時最難過的事情，是自己快要死了，膝下還沒有一兒半女。

而且妻子陳氏也害怕如果丈夫很快死去，她就會成為沒有子嗣的寡婦，成為被人們最看不起的女人。

就在他們一籌莫展之際，有一位信奉神明的親戚向陳氏提出一個辦法：“假如把大鸞過繼給你和你的丈夫，就能給你沖喜消災，你的丈夫定能康復。”

為了使貽淦在彌留之際得到一點安慰，也為了使他的妻子陳氏有所寄托，周貽能決定把自己不滿周歲的兒子過繼給他們“沖喜”。

把自己的長子過繼給弟弟，這對任何父親來說都是很為難的事情，但作為哥哥，他是不會拒絕的。

可是“沖喜”也沒能保住貽淦的命，兩個月后，他還是去世了。

在長子過繼給弟弟后，周貽能和妻子萬冬兒又接連生了兩個孩子。

為了養家糊口，周貽能又做起了老本行，通過熟人介紹，在衙門中做師爺。

后來因他性格磊落，眼里揉不得沙子，覺得自己實在無法適應官場環境，就辭了職。

周貽能辭職后，先后輾轉于河北、山東、東北一帶，替人做些文書與教書先生之類的工作，賴以糊口。

那段日子雖然清苦，但卻是周貽能此生最為幸福的時光。一旦手頭寬裕了些，周貽能總是把多余的錢寄回家，給妻子萬冬兒補貼家用。

由于妻子在家不僅要照顧自己的孩子，還要管著一大家的吃穿用度，她說身體早早的就垮掉了。當她病重的時候，周貽能仍然在外地賺錢養家。

1907年的一天，周貽能突然接到妻子因為操勞過度病倒了的信，可是他緊趕慢趕的回到家后，還是沒能見到妻子最后一面。

妻子去世后，他本想將她早點安葬，但岳母卻要求他一定要給女兒準備上等棺木，還要做七七四十九天的佛事。

周貽能沒有錢，只能先把妻子的靈柩放在一座庵堂里，之后他便帶著妻子的小相又踏上了外出賺錢的路。

這一年，周貽能33歲，連他自己也不曾想到，自己這一去，就是整整28年。

在此后的日子里，周貽能再也不對工作“挑三揀四”了，基本上什么活兒都做。一個書生該干的文書工作他做，不該干的體力活兒，他也做。

1922年，周貽能在經歷種種磨難之后，終于在兄長周貽賡的幫助下，找到了一家煙酒事務局的辦事員的工作，那時他終于可以停下來歇歇腳。

但是這樣安穩的日子并沒有持續很久。

由于戰爭形式緊迫，周貽能不惜辭掉自己的工作，去上海支持兒子周恩來的工作。比如秘密聯絡通訊員、送信、送文件等等，還曾掩護過周恩來脫離虎口。

他曾對周恩來說：“你們那個共產黨和革命我不懂，但你做得對，說到底都是為了老百姓，但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后來因形勢嚴峻，周貽能才離開上海，在兄長周貽賡的介紹下，前往河北深縣任職。

就這樣直到1935年，31歲的周貽能，終于攢夠了錢回到淮安，給了亡妻萬冬兒一個體體面面的葬禮。

葬禮完成的那天，他一個人拿著一壺酒，在妻子的墓前待了一天。他對妻子說，等他去世后，一定要來此與她同葬。

之后，周貽能便獨身35年，沒有續娶。

1938年5月，周貽能的境況更加艱難，為了生存，他想到去漢口投靠兒子。

那時候，周恩來也對父親非常牽掛。八路軍武漢辦事處成立后，周恩來負責具體事務，便向組織提出了一個請求，希望能將父親接到他的身邊來。

當時，周恩來得知老父要來的消息時，正應邀出席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召開的第二次理事會。他匆匆而來，又匆匆離去，臨走留下一段告別詞：“我要失陪了，因為老父親今晚10時到達漢口。暴敵使我們受了損失，遭了不幸，暴敵也使我的老父親被迫南來。生死離合，全出于暴敵的侵略。生死離合，都增強了我們的團結！告辭了！”

自此之后，從武漢到重慶的紅巖村，周貽能一直和兒子周恩來生活在一起。

雖然在一起生活，但是周恩來作為黨的領導人之一，非常忙碌，周貽能也是隔三差五才能見兒子一面，不過在心理上，他確實安心了很多。

雖然此時的生活比較穩定，但是周貽能是個閑不住的人，于是他就在紅巖村打起了雜，負責的“工作”包括看倉庫，打掃院子等等。

可是很多人不理解他，兒子都已經有了大出息，為何他還要干這些打雜的事。

但對周貽能來說，在兒子工作的地方做這些，并不丟人，他忙碌了一生，根本閑得下來，雖然兒子當了大官，但是他也不能在兒子這里白吃白喝。

一天上午，周貽能正拿著書自在紅巖村的小果園里散步，一個自稱是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張穎去看望了他。

張穎對周貽能說:“我這兩天身體不好，周副主席讓我到紅巖村休息兩天。臨走前他把我叫去說：小張啊，我有件私事想麻煩你一下。我工作忙，沒空陪老父親，他一個人一定很悶，你到紅巖村如果身體許可，就幫我多陪陪老爺子。”

一聽是兒子委托姑娘來的，周貽能立即感慨起來：“恩來那么忙，還能想到我，這就不易了。想我這個當父親的，對他也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心覺有愧。他是工作忙不能來看我，我也不會怪他的。

1942年6月下旬，周恩來的小腸疝氣發作，在重慶歌樂山醫院做手術。

大家怕周貽能著急，沒敢告訴他。

1942年7月5日，周貽能高燒不止，又住進了另一家醫院。兒媳鄧穎超去看他，他反復只問一句話：我兒子為什么不來看我？

其實他不知道的是，他的兒子也在住院。

7月10日，周貽能病逝。

此時，還不知道父親病逝的周恩來因為關心父親的身體，給妻子寫了信。

董必武看完信后，含淚仰天長嘆，與大家商量說：恩來對父親一向很孝敬，他又極重感情，如讓他現在知道老人病故，精神受刺激，對養病不利。于是大家一致同意，暫時不告訴他父親去世的消息，等他出院后再說。老人家的靈柩暫停在紅巖溝內，待恩來回來再出殯。

可是要瞞住周恩來談何容易，周貽能去世的消息只瞞了三天，當周恩來在醫院自己的父親已經去世三日，頓時驚得臉色蒼白，淚如雨下，當即就要辦理出院。

一向不發脾氣的周恩來對鄧穎超大發雷霆：“老爺子過世這么大的事你為什么要瞞著我？你跟我這么多年還不知道我？”

鄧穎超被責怪得無言以對，只掉眼淚。

這一夜，誰勸也不行，周恩來執意單獨坐在靈堂，為父親守靈一夜。

他再悔、再痛，也只能接受眼前的事實。從此，周貽能長眠在紅巖的土壤之下。

周恩來總結他父親的一生，“我父親是一個老實的人，一生沒做過壞事。”生于亂世，他就像浮萍一樣漂浮，沒有任何作為，甚至連起碼的安定、體面都沒有。

周貽能的一生是平凡而偉大的一生，他曾大度的將兒子過繼給弟弟，他為了討生活，為了給妻子體面的葬禮，他數十年如一日在在奔波，……即使生活再艱辛，周貽能也努力實現自己的諾言，不靠兒子為自己謀私利，周貽能先生值得我們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