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為末代知青，在遭受過時代大浪的猛烈沖擊，多次銷毀自己的詩句后，2015年，作家池莉出版自己的詩集，并寫下自己的期待：“詩集一旦出版，恐懼不治而愈。有生之年，不再屈服于羞辱，不再過度害怕他人，不再總是更多地感知生存的可憎。平和降臨，終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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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文聯主席池莉：有生之年，不再屈服于羞辱，不再過度害怕他人

文/池莉

（當代著名作家，湖北省文聯副主席，武漢市文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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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幼寫詩，胡亂幾句。記不住具體年齡，只記得行為詭秘。寫畢藏入小木箱，藏入即飛快落鎖。后來小木箱失蹤。按時間推算，我人生第一批詩稿，應寫在10歲之前。

小木箱失蹤，膽戰心驚，惶惶中更加依賴寫詩安慰自我，不料課堂上被同學搶去紙條，告發校方，被通知：“……該女生本屬黑五類子女，校方革委會還是以教育為主，將其劃入‘可以改造好’之列，但其不思悔改，小資情調特別嚴重。經學校革委會研究決定給予處分。處分一：立即開除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處分二：不準許升入初中。”

以上文件，刻骨銘心。

母親親自到學校接受處理，黑著臉埋著頭奔出校門，當街讀完這份文件，一把拽我到面前，再推開，舉起巴掌，又垂下，說，鬼寫鬼寫什么啊！初中都沒得讀了啊！知不知道你這輩子完了啊！這個污點在你檔案里一生啊！

天塌地陷，世界末日。那一天，那一刻，那種危險，深深烙印在歲月之中，永不消逝。那一年我12歲。

背起書包，四處流浪，異地借讀。借讀生沒有資格領取課本，最重要事情是每夜抄寫借來的課本并裝訂成冊。自然無暇也不敢偷偷寫詩，但慢慢揣摩到可以把詩句變異，現身在公開的作文之中。于是作文成績好得出奇，經常滿分，經常成為全班范文。這是12歲至14歲。

高中時期，語文成績的優異令我蜚聲校園內外。語文老師兼班主任在自豪之余，不免偶爾充當我保護傘，便以一絲寵愛抵擋萬般羞辱。百感交集，詩興大發。不過此時已經學會保護自己，只在課余時間，只在江河湖畔，只在無人處，肆意狂寫，寫完即撕成碎片，統統撒入水中。這是15至17歲。

末代知青，集體住宿，四周全是監視之眼。只寫宏大話語，類似“鳥不高飛啊，怎知藍天之闊，人不遠行啊，怎知世界之大。”這是18歲至19歲。

招生回城，就讀冶金醫專，學習衛生專業。那段時間結束，新時期文學春雷滾滾，寫作靈感如火山爆發：詩歌、小說、散文、童話、神話、寓言，什么感覺來了就寫什么。所有暗傷，都化作涓涓詩流，寫滿一個筆記本又一個筆記本。這是20歲至23歲。

為代表班級參加某個大型賽詩會。我在食堂，一邊吃飯一邊筆走龍蛇，寫了一首《雷鋒之歌》，由耿海傾同學，在武鋼工人文化宮登臺演出，該同學天生好嗓音，又在紅小兵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演出多年，一番聲情并茂朗誦，打動無數人心。

一位文學雜志社編輯，恰巧在現場，恰巧被打動，因此我的詩歌順利變成鉛字，獲得公開出版。從此，約稿從大江南北紛至沓來。由自己一首最淺薄最裝腔作勢的詩，我走進了寫作生涯。這是23歲至26歲。

棄醫從文，再度入學。于武漢大學學習漢語言文學。同時戀愛來臨。戀愛帶來茂盛詩句，也帶來再度羞辱。詩稿本被偷走，被傳閱，被羞辱。最糟糕是被法庭采用為判罪證據，友人被判有罪，鋃鐺入獄。

某個黑夜，我第一次，燒毀詩稿，中斷寫詩。這是26歲至28歲，只寫小說。

小說獲得全國性反響，寫詩欲望故態復萌，但絕對只是私下寫寫，絕對不公開發表。這是29歲至30歲。

第二次燒毀詩稿，在16年婚姻結束之后。

走出婚姻，個人空間日漸寬闊。靠文友極力慫恿，試著讓私藏的詩歌面世。詩人海男對我鼓勵最多，我在她的《大家》也就發表最多。但依舊杯弓蛇影，十分畏縮。這是45歲前后。

第三次大規模燒毀詩稿，大約是在五六年前。某個漆黑凌晨，忽地就害怕被人發現詩稿，忽地就覺得無地自容，忽地就認定所有詩句的最終意義是“無”。

2014年8月至11月，我去了美國IOWA大學國際協作計劃。住在IOWA河邊，每天傍晚在明艷的秋色中慢跑，天空總是藍得叫人想哭，云朵總是白得叫人想笑，空氣新鮮得總是腦洞大開，詩如泉涌，總是。

臨別與友人聚餐“水電站”餐館，酒壯慫人膽：我得出版一本詩集。

2015年，整理詩稿，約見陳墾，讓自己受到一個認真負責出版合同的約束，以免一時沖動，再來一把火，銷毀所有詩句。

暗暗，更有一種期待，那就是：詩集一旦出版，恐懼不治而愈。有生之年，不再屈服于羞辱，不再過度害怕他人，不再總是更多地感知生存的可憎。

平和降臨，終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