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由此被分割成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白天，她是安徽某職高的普通學生，晚自習結束，回到宿舍，拉上床簾，聊天員麗麗上線了。

文丨新京報記者咸運禎

編輯丨陳曉舒

校對丨楊利

深夜11點，小高的手機屏幕在昏暗的臥室里亮起來。她戴上耳機，調整麥克風，指尖輕點，進入一個粉紫色調的虛擬房間。“歡迎新來的哥哥們。”霓虹特效閃爍，她壓低嗓音，熟練地說出歡迎語。

這是16歲的高中女生小高在語音廳App做聊天主播的第七個月。

語音廳，最早可以追溯到二十年前。最初，簡單的網絡聊天室主要用于語音交流，后來為滿足游戲玩家需求，專業語聊平臺應運而生。如今，部分語音平臺通過培訓主播使用軟色情話術誘導打賞，不少未成年人正逐漸成為這一產業鏈的參與者。

新京報記者調查發現，部分線上社交軟件以“交友”為名，提供語音和視頻兩種互動模式，語音廳內，2元可和主播基礎互動，30元升級私密聊天，250元建立“虛擬戀人”關系；視頻服務則定價更高。隨著付費金額的增加，服務內容也逐漸從“素”轉向“葷”，最終演變為大尺度的語音服務。

“只是在網絡上說些擦邊的話，又不用線下接觸。”——這個特殊的“圈子”不僅吸引著未成年女孩，同樣不乏未成年男孩的身影。在某社交平臺上，“語音廳”相關話題瀏覽量高達2.9億次，討論量近500萬。

這條灰色產業鏈有完整的運作模式。主播們提供聲音服務，平臺和運營團隊負責招聘、包裝、推廣，玩家們則通過虛擬禮物進行“軟色情”消費。隨著語音廳的快速擴張，相伴而生的騷擾、欺詐等亂象也日益凸顯。

在現實生活中，小高們有著各自不同的成長困境，網絡打賞帶來的即時反饋，成為他們證明自我存在感的方式。

北京青少年法律與心理咨詢中心主任宗春山指出，家庭情感支持的長期缺失，使未成年人陷入“情感饑渴”狀態；學校教育中價值引導的缺位，造成認知偏差；此外，網絡監管的滯后為灰色地帶提供了生存空間。在這種環境下，青少年既渴望獲得外界認可，又容易受到不良誘導，最終陷入網絡暴力和不當誘惑的雙重困境。

交友語音廳內明碼標價 語音廳App截圖

“無需露臉，會說話就能月入過萬”

小高是在刷社交平臺時看到招聘帖子的。

“無需露臉，會說話就能月入過萬”的廣告語瞬間吸引了小高的注意。她想起上周看中的那支大牌口紅，因為三百多的價格，最終沒能買下。直白的賺錢承諾，觸動了少女的消費渴望。

添加聯系人后，自稱“安妮”的招聘主管接連發來幾條語音介紹：“工作特別簡單，就是在八人語音廳陪玩家聊天。有人喜歡你的聲音，就會給你刷禮物。平臺抽四成，主播能拿六成。”她描述了一個輕松賺錢的場景。

安妮繼續分享一位大學生通過這份兼職，僅用三個月就還清了網貸的“成功故事”。這番說辭讓小高當即決定加入。

小高雖無特殊才藝，但聲音甜美，安妮將她安排在交友廳。小高介紹，新人入職后首先會進行分配：甜美聲線多進入情感陪伴廳，才藝突出的，適合娛樂互動廳，而嗓音沉穩的則往往被分到故事廳。

2024年11月3日，小高迎來了她在交友廳的首次聲音直播。在虛擬空間里，主持人負責控場，七位主播依次排列在麥序上，小高被系統自動分配至第六麥位，等待按順序開麥。

“新來的哥哥們喜歡什么音色？可以試聽哦。”主持人不斷用曖昧的話語引導進入房間的玩家打賞，屏幕上禮物特效不斷跳動，小高感到些許羞澀，卻也第一次知道，聲音真的可以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經濟收益。

與十年前以游戲社交為主的語聊室不同，這種語音廳更注重情感消費，女孩們提供聲音服務，聽眾則通過虛擬禮物進行情感消費。

語音廳游戲規則直白且商業化：游客進入后，可根據明碼標價的價目表，選擇互動方式——打賞2元可以和心儀的主播互動1分鐘，6元延長至3分鐘，20元開啟真心話大冒險等小游戲，而標價250元的“虛擬戀愛”，實則是付費陪伴服務，主播們通過語音聊天，提供專屬的情感互動體驗。

新京報記者發現，在各類招聘平臺和社交軟件上，“語音主播”“聊天員”的招募信息鋪天蓋地。

記者調查發現，語音廳的招聘話術呈現高度標準化模式。招聘方首先強調平臺客源穩定、時間自由、工作輕松，繼而拋出優厚分成比例和“輕松月入過萬”的承諾吸引新人。而他們的選拔標準簡單直接：“年輕、聽話、可以長期做。”

當記者表明未成年身份時，招聘方建議“借用其他成年人身份證注冊”。此外，部分平臺存在專門代辦實名認證的中介，為未成年人提供收費認證服務，價格集中在150元-200元之間。

年齡小、不具備辨別能力的未成年女孩，很容易“入圈”。

17歲的職高學生麗麗，和小高一樣被高薪招聘廣告吸引，她選擇了“覓伊”視頻交友平臺。比起語音廳，這里的收益來得更直接。

中考失利后，麗麗早已習慣被貼上“差生”標簽，她給自己設下底線：“只要不是真的見面就行。”這種自我安慰讓她坦然接受了這份兼職。

麗麗說，在她加入的交友平臺里，男性用戶必須付費才能與女主播們聊天。視頻通話首分鐘免費，此后視頻通話每分鐘收費20元，語音通話每分鐘15元。

她從其他主播那里學到了一些技巧。在免費的一分鐘內展現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可以適時往下拉拉領口，拋個飛吻。當一分鐘計時快結束時，再柔聲提醒：“還想繼續聊的話，送個小禮物就能加我微信哦。”

生活由此被分割成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白天，她是安徽某職高的普通學生，晚自習結束，回到宿舍，拉上床簾，聊天員麗麗上線了。

在麗麗兼職的視頻語聊App上，軟件開發者明確聲明禁止發布色情及擦邊內容 App截圖

神秘的“廳管”

為了不落下學業，小高將開播時間固定在每晚九點到十二點。寫完學校的作業后，她準時上線，進行聊天互動。但兩周過去，僅有零星打賞，總收入不到五十元，與招聘方承諾的“月入過萬”相去甚遠。

同一個語音廳的主播告訴她，“光靠正經聊天賺不到錢的，得學會‘葷素搭配’。”所謂的“素”是指在廳里表演才藝、聊天玩游戲；而“葷”的，則是引導客戶私聊，通過親密、露骨的大尺度聊天服務引誘客戶不斷打賞消費。

語音廳的考核制度也讓小高感受到了壓力。成為主播幾天后，廳管發來考核標準，要求主播們每月必須完成3000元的流水任務（即用戶打賞總額），否則將扣除70%的薪資。這意味著，如果業績不達標，小高的實際收入所剩無幾。

新京報記者采訪的多位主播都提到了一個關鍵角色——“廳管”。

這些從未露面的線上運營者，通過遠程方式掌控著語音廳的日常運作。他們不僅負責制定直播規則和業績指標，還會實時監控每位主播的互動數據與收益表現，是維系語音廳運轉的關鍵樞紐。

招聘廣告中承諾的“只需聊天唱歌”，在實際操作中很快變味。

小高說，廳管們會以“提高收益”為名，逐步教授主播們各種曖昧的互動技巧，引導她們用更露骨的話術，引誘玩家們持續打賞消費。“事實上，也可以把客戶引導到線下私聊。”

在廳管的引導下，小高開始嘗試一些擦邊的動作。她模仿人氣主播的說話方式，捏住嗓子，讓聲音增添柔媚。同時精心經營語音廳中公開展示的個人主頁，上傳經過修飾的自拍，偶爾也會發布一些性感的大尺度照片。很快，她的關注度和打賞金額都開始攀升。

麗麗所在的一個擁有32名新人主播的群由阿杰管理。在群里，阿杰經常推送“釣大哥”的話術和“寫作業”模板，隔三岔五，還會組織所謂的“業務提升會”。

在這個特殊圈子里，“寫作業”是維系客戶關系的專業術語，指主播通過主動搭訕吸引金主打賞的行為。客戶的回復被稱為“批作業”，其數量直接反映語音廳聊天主播的業務水平。

麗麗說，群里表面是經驗交流，實則變相施壓，業績優異者會當眾受表彰，而墊底的主播則要面對公開批評。在這種高壓環境下，每個主播都不得不將“維系客戶”的指標放在首位。

麗麗告訴新京報記者，廳管阿杰在入職第三天就向她下達了任務，除日常直播外，每天必須主動私聊20個新用戶，并重點維護潛在“金主”。“別急著要禮物。”阿杰囑咐麗麗，先培養感情，等客戶養成依賴再慢慢引導消費，他管這叫“養魚”。

小高的廳管更直接。“這個圈子里，維護大哥很重要。”這是廳管反復強調的法則，廳管告訴她，可以將潛在客戶分類，比如，A類是出手闊綽的“大哥”，需要重點維護；B類是普通消費者，偶爾互動即可；C類則是“白嫖黨”，可以直接忽略。

在私聊過程中，小高收到客戶打賞 受訪者供圖

“寫作業”“批作業”

“寶寶喜歡玩什么？”

這是麗麗“寫作業”時的標準開場白，通過簡單的幾個字，她就能瞬間分辨出對方是初來乍到的“小白”還是深諳此道的“老鳥”。

對新人，她會展現出超乎尋常的耐心，一步步教對方如何充值、刷禮物。而對懂行的客戶，對話就變得心照不宣，一個“玩”字可能意味著各類定制服務。

根據小高和麗麗的描述，這類平臺的用戶群體特征明顯：男性，年齡普遍集中在25-35歲之間，他們的生活單調，沉迷虛擬世界，社交圈狹窄。有人因情感缺失尋求慰藉，也有人單純追求感官刺激。

麗麗發現，要想留住這些受眾，需要營造一種親密感。“要把他們當成朋友，而不是簡單的金主。”她說，只有建立了情感連接，他們才會持續支持。

“青峰”是小高接待的第一位點單客戶。在語音廳打賞10元后，雙方開始了首次私聊。半小時的通話里，對方要她叫“哥哥”，然后不斷提出露骨要求。小高坦言，當時感覺特別羞恥，又有點憤怒，但看到不斷地打賞，抗拒也會跟著減弱。

在未成年主播里，也有未成年男性。他們同樣通過大尺度聊天內容吸引女性用戶消費，以此獲取打賞收入。

16歲的男生吳昊在“咕咕”語音廳工作僅兩個月，就已摸透了這個行業的門道。他維系著幾位固定女玩家，素未謀面的女玩家們不知道他的姓名，只親切地叫他“愛播”。每次開播前，發一條簡單的上線通知，忠實粉絲就會準時守候在語音廳里。

吳昊向記者解鎖了語音廳的盈利模式。玩家通過持續打賞可解鎖“帶走主播”的權限，平臺從中抽取20%-30%的分成。有些語音廳甚至設置了階梯式抽成比例，打賞金額越高，平臺抽成就越少，本質上是為了刺激主播更加主動地引導用戶打賞消費。

在語音直播行業，男主播接受的引導往往比女主播更為直截了當。

吳昊回憶，入行時廳管就明確告知：“很多女性在現實中情感缺失，需要線上情感寄托。”他被要求針對不同客戶打造人設，比如，對年長女性扮演體貼的“小奶狗”，對女學生則要營造純情戀愛感。

與“大哥們”互動多了，小高摸索出一套維系虛擬關系的技巧，保持若即若離的神秘感，又讓每個客戶都感受到專屬關注。“既不能顯得廉價，也不能太過疏遠，比起直接要禮物，這樣更有效果。”

不久前，小高結識了一位出手闊綽的“金主”。連續三天，對方都為她刷了價值188元的禮物。互加好友后，這位“大哥”每晚準時出現，還常帶朋友來捧場。作為回報，小高需要隨時回復消息、陪聊到深夜。

社交平臺上，不少“大哥”分享了自己遭遇的“騙局”。在他們的講述中，語音廳主播們以線下見面、戀愛交往為誘餌，持續誘導他們消費打賞。但在收到大額款項后，主播們要么突然失聯，要么直接將他們拉黑。

河北馳舟律師事務所主任侯士朝告訴新京報記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的相關規定，傳播淫穢物品、組織播放淫穢音像、進行淫穢表演，以及為以上行為提供條件的，均屬于違法行為。

此外，若網絡主播以線下見面、特殊服務等虛假承諾誘導用戶充值、刷禮物，收取費用后拒不履行或失聯，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可能被法院認定構成詐騙；三人以上共同實施犯罪的，構成團伙犯罪，組織者、教唆者承擔主犯責任，而教唆不滿十八歲的未成年人犯罪的，將面臨嚴重刑罰。

語音廳主播群內正在討論“寫作業”“釣大哥”是否涉及詐騙 新京報記者截圖

“我知道可能涉及詐騙”

“沒人逼他們。”

廳管楊旭語氣篤定。他認為，在他管理的語音廳里，所有未成年主播都是“自愿”的，自愿上播、自愿引流、自愿完成交易。“業績壓力當然有，但門就在那里，隨時可以走。”

在與新京報記者短暫交流時，楊旭直言不諱：“正經聊天根本留不住人，只有擦邊內容才能帶來真金白銀。”談及未成年人是否存在被誘導時，他說：“錢賺到手了，現在倒打一耙說被誘導？”

5月12日上午，小高的語音主播交流群突然炸開了鍋。接連不斷的消息提示音中，一條“兩名同行被警方約談”的信息引起了女孩們的討論。

由133名主播組成的群組瞬間沸騰。有人轉發了媒體曝光色情聊天員的新聞報道，有人上傳了平臺最新發布的違規主播名單截圖。從早上8點開始，類似的消息未間斷過。

群內消息不斷刷屏，小高關閉了群聊界面，她決定暫時停播，等風波過去。

麗麗偶爾也會擔心這份兼職的風險。“我知道可能涉及詐騙，但比起餐廳端盤子或發傳單，對著手機說些甜言蜜語輕松得多。”

中考失利后，麗麗進入蚌埠市一所職業高中學習旅游管理專業，這是她為數不多的選擇。這所離家四十來公里的學校，成為她與父母之間的安全距離。在這里，她暫時逃離了“重男輕女”的家庭。

麗麗始終無法理解，同是父母的孩子，為何待遇會如此懸殊。弟弟享受著各種補習班和隨心支配的零花錢，成績好壞都不影響父母的期待，而她初中時就被父母“放棄”了，連學校都只能選最便宜的。用她自己的話說：“沒出息的女兒，不值得浪費更多。”

在她所在的校園里，學生們兼職打工并不稀奇。每到周末，同學們四散而去，有人在冷飲店削水果，有人在服裝店當導購，60元的時薪，一站就是八小時，一天下來，雙腿腫脹到走不動路，回到宿舍倒頭就睡。

麗麗覺得自己找到了相對舒服的生財之道。

成為語音聊天員后，她第一次嘗到了“情感變現”的甜頭，一杯奶茶、一次美甲，都是可以開口索要的“小禮物”。有位“大哥”甚至向她許諾，等關系再熟一些，等她放假，帶她去云南自駕游。

第一個月工資到賬800元，相當于父母給的三個月生活費。她用360元買了一副無線藍牙耳機，剩下的錢，豪氣地請全宿舍吃了頓火鍋。

但校園里的風言風語總是傳得特別快。不到一周，“麗麗在做色情主播”的討論就像長了翅膀，從教室飛到宿舍，從食堂飛到操場。

同學開始刻意繞道，她經過走廊，總能聽見一些類似“拜金女”“出賣自己”的議論。起初，麗麗也覺得這些議論像細針般扎人，但時間一長，這些話就拋到腦后去了。

分岔的人生路口

覺得自己可能闖了禍，怕警察找上門，小高向母親坦白了自己做語音主播的事。

在母親的記憶里，女兒向來安靜內向，問一句答一句，與“語音主播、不良少女”的形象相去甚遠。

坦白撕開了母女間更深的裂痕。

成長在單親家庭的小高，雖然與母親朝夕相處，卻總覺得兩人之間橫亙著一道“墻”。在她的記憶中，母親的控制欲如同密不透風的網，從一日三餐到生活瑣事，事事都要經過她的首肯。

她堅信，正是母親過度的控制欲，摧毀了這個家庭本該擁有的幸福。令人窒息的掌控，最終演變成父母無休止的爭吵，導致父親選擇離開。

小高向新京報記者提到，初一時，班上幾個女生總以“長得丑、不合群”為由欺負她。有一次，她去上廁所，幾個人突然圍住他，強迫她重復做二十遍眼保健操，揚言不做就動手。老師打電話告知母親，母親反而教育她：“連同學關系都處理不好，以后在社會上怎么混？”

小高是個動漫迷，喜歡收集些周邊，在閑暇時看視頻，母親卻覺得，這是典型的玩物喪志。有一次，她在商場的動漫展上，看中一條899元洛麗塔裙，軟磨硬泡一個多月，媽媽始終沒答應。

這些傷痕在小高心中堆積，成為母親不愛她的確鑿證據。在她看來，她渴望被理解、被尊重，想要一點生活的自主權，卻總是被無情掐滅。于是，她學會了戴上“乖孩子”的面具，尋找每一個可能掙脫束縛的機會。

小高的母親另有看法。在她眼中，女兒的“墮落”源于日益膨脹的物質欲望。“我拼命工作就是怕她缺錢學壞，沒想到還是學壞了。”她困惑，為何自己傾盡所有，換來的卻是女兒的反叛與疏離。

事情發生后，她沒收了小高的手機，將外婆接來全天監護，嚴禁小高私自外出。

在吳昊所在的河北某縣城里，成年人大多外出打工，孩子托付給家中老人照料。為了多賺些錢，父親在北京，給五金店送貨，母親則去杭州做保姆，一家人分居多地，一年里，只有過年能見上一面，也很少聊天。

吳昊從小由姥姥撫養長大。初中時，他開始頻繁逃學、夜不歸宿，最終沒能考上高中。姥姥給父親打電話，希望給他謀個出路。按照父親的建議，吳昊應該去職校學門技術，但他自己不同意，覺得沒心思讀下去了。

父親也曾多次勸告他，不要和社會上的人再出去胡作非為。但他說，自己的路已經走偏了，沒有通過讀書出頭的機會，讓家里人不要再管。

輟學后，吳昊面臨最現實的生存問題。因為未滿18歲，又不愿吃苦，來來回回換了好幾份工作，包括快餐店服務員、汽修店打雜，最后，他將目光鎖定在語音廳，成為一名聊天員。

北京青少年法律與心理咨詢中心主任宗春山分析，未成年人涉足語音廳軟色情現象，根源在于家庭教育的缺失。他在多年案例觀察中發現，這些青少年往往有著相似的成長經歷——長期缺乏父母陪伴，導致自我認知模糊。他們普遍陷入“離開父母后我是誰？我能做什么？”的迷茫狀態，這種心理困境往往成為誤入歧途的開端。

宗春山用“饑餓的孩子”來形容這些青少年：“家庭關愛的缺失，迫使他們向外尋求情感補給。”他指出，這類孩子容易陷入用危險關系填補內心空洞的惡性循環，他們渴望通過外界認可來證明自我價值，卻往往因此陷入更深的困境。

“走出泥潭需要有比犯錯更大的勇氣”

為了多接單，麗麗開始熬夜，常常到凌晨。第二天即便鬧鐘響個不停，她也困得睜不開眼。漸漸地，她開始逃課，后來，干脆不想去上課了。

這種生活持續了一年，但日子越往下過，麗麗越覺得沒盼頭。

每天打開手機，十幾條私信蜂擁而至。有人上來就要她叫“老公”，有人要聽曖昧的話語，更有人直接發來污穢的裸照。剛開始她會害怕、會憤怒，現在已經麻木。拉黑、刪除、繼續接單、工作。

學業荒廢，情緒失控成為常態。她開始整夜失眠，有時，即便入睡也會被噩夢驚醒。“那時候覺得自己從里到外都爛透了。”為緩解焦慮，她學著抽起了煙，卻依然無法擺脫內心的煎熬。

平臺聲稱的舉報機制形同虛設。麗麗試過幾次，從來沒人處理。廳管的說法是：“人家又沒真的把你怎么樣，出來掙錢，別太較真。”

這種誘惑與無奈交織的場景，正在隱秘的角落反復上演。

據共青團中央2023年11月發布的《第六次中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調查報告》顯示，我國未成年網民規模已達1.96億，互聯網普及率攀升至97.3%。

令人擔憂的是，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調查數據表明，42.3%的家庭存在網絡監管缺位，在偏遠地區，這一數字更是飆升至68%。

宗春山強調，在未成年人保護工作中，法律懲戒只是治標之策，更重要的是深入剖析其行為背后的社會根源。他表示，當前未成年人問題行為往往折射出三個層面的缺失：家庭情感支持的缺位、學校教育引導的不足以及網絡監管體系的漏洞。要真正實現預防和矯治的效果，必須建立系統化的干預機制。

在具體措施上，宗春山提出了更細致的解決方案：首先要強化家庭情感教育的基礎作用，特別要關注留守兒童、單親家庭等特殊群體，通過社區幫扶、家長學校等方式提升家庭教育能力；學校要開展真正有效的實踐教育活動，開設心理健康課程，為青少年構建多元化的價值實現渠道；要完善網絡監管體系，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未成年人網絡分級制度。

針對網絡治理這一關鍵環節，宗春山的觀點是，應該構建“預防、監管、懲戒”的全鏈條網絡治理機制，平臺需建立智能預警系統實時識別風險內容，嚴格執行內容分級制度，限制未成年人接觸不良信息。監管部門要及時下架違規App并追究刑責。

小高決定停播。她在主播交流群里坦言，那段日子，每一條類似的新聞都讓她心驚，像揣著一顆定時炸彈，不知何時會將她的生活炸得粉碎。

她決定面對現實，“如果需要承擔法律責任，我認。”她在群里勸大家放棄不切實際的幻想，別去做違法的事。有人贊同，也有人不以為然。

“走出泥潭需要有比犯錯更大的勇氣，希望你們早日醒悟吧。”留下這句話后，小高退出了群聊。

（為保護受訪人隱私，文中吳昊、楊旭、麗麗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