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罕見地主動撥通日本首相石破茂的專線，這通持續45分鐘的電話，是自4月2日美國宣布對日本加征“對等關稅”以來兩國領導人的首次直接對話。此前美日三輪部長級談判始終卡在“美國拒絕對日降稅、日本拒絕讓步”的死局中，而特朗普此時的“主動示好”，背后是美日博弈中愈發微妙的力量變化。

特朗普（資料圖）

這場由美國挑起的“對等關稅”爭端對雙方都造成了沖擊。日本財務省數據顯示，2024年日本對美汽車零部件出口達1.23萬億日元，若25%的汽車關稅落地，僅豐田一家企業年損失就將超1萬億日元，日本車企每小時因關稅造成的損失高達100萬美元，馬自達等車企40%以上的銷量依賴美國市場。美國同樣未能幸免，野村綜合研究所測算，對日加稅將導致美國實際GDP下降0.32%，汽車產業鏈成本推高15%。

汽車關稅與貿易逆差是矛盾核心。美國希望保留10%的“基準關稅”和25%的汽車關稅，而石破茂自5月19日起多次重申必須取消所有新征關稅，拒絕單方面讓步。這一立場源于汽車產業對日本的關鍵地位，該產業承載著日本12%的GDP和500萬人口就業，2024年對美出口額超400億美元，占日美貿易順差的81%。日本學者警告，“無論哪個政府執政，若不能取消或大幅降低汽車關稅，就無法生存”。

石破茂政府的強硬源于兩張“底牌”。其一是日本持有的1.13萬億美元美債，4月日本財務大臣加藤勝信曾暗示可能拋售美債反制，盡管次日改口，但市場已將此視為潛在威脅。5月中旬美國20年期國債拍賣遭遇史上最差表現，收益率突破5%，引發“股債匯”三殺，而6、7月美債到期量劇增，特朗普政府面臨巨大債務續作壓力，若日本拋售美債，將沖擊美國金融市場穩定。

石破茂（資料圖）

其二是日本在產業鏈和國際規則層面的布局。日本聯合歐盟、加拿大等盟友向WTO起訴美國單邊主義，并加速推進CPTPP，試圖構建“去美國化”的貿易體系。在汽車領域，日本提出“反向進口”策略，將日企在美國生產的汽車返銷日本以平衡貿易逆差。這一策略曾在20世紀90年代美日貿易摩擦中使用，如今更凸顯美國汽車在日本市場的競爭力困境——2024年美國汽車在日銷量僅1.2萬輛，特斯拉占2000輛，美企因忽視右舵車設計、偏好大排量車型等問題難以打開日本市場。

特朗普此次主動通話與此前強硬態度形成鮮明對比。石破茂事后透露，會談中他“強烈要求”美國重新評估關稅措施，特朗普則強調消除貿易逆差，雙方立場“存在極大差別”。這一溝通是特朗普在多重壓力下的戰略調整：一方面，歐盟剛對美發出“最后通牒”要求更優惠關稅條件，日本首席談判代表赤澤亮正又赴華盛頓開啟第四輪談判，美國若無法突破與日本的僵局，可能引發更多盟友效仿“拖延戰術”；另一方面，日本參議院選舉最遲7月下旬舉行，石破茂政府將關稅談判與國內政治綁定，明確表示“不會將安全保障與關稅談判掛鉤”，拒絕在駐日美軍費用等問題上讓步。

值得關注的是，特朗普在通話中避談具體關稅，轉而強調“投資優先”。日方提出以“擴大對美投資創造就業”替代關稅，例如豐田已承諾未來五年在美追加200億美元投資，但前提是取消汽車關稅。這種“以投資換關稅”的思路呼應了特朗普“美國優先”的施政邏輯，也為日本爭取到戰略緩沖空間，畢竟日本是美國最大海外投資來源國，若雙方關系惡化，美國本土就業和產業鏈穩定將首當其沖。

特朗普（資料圖）

盡管特朗普釋放“緩和信號”，但美日核心矛盾仍未解決。日本堅持“關稅清零”底線，美國不愿放棄汽車關稅，雙方分歧難以彌合。考慮到日本7月參議院選舉的政治節點，石破茂政府大概率將談判拖延至7月初“對等關稅”90天豁免期結束之后，以避免在選前因妥協引發民意反彈。而美國若無法短期內與日本達成協議，不僅面臨汽車產業鏈成本上升壓力，還可能因美債市場波動加劇財政風險。

這場博弈本質是全球化退潮期大國與經濟強國的利益重構。日本以美債為“盾”、以產業鏈為“矛”，展現對美國霸權說“不”的底氣；特朗普的“電話外交”則暴露出美國在單邊主義道路上的戰略孤立。正如《日經亞洲》所言：“貿易戰沒有贏家，但敢于捍衛國家利益的一方，至少不會淪為輸家。”當關稅博弈演變為命門與底牌的較量，美日關系走向或將重新定義全球貿易秩序未來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