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先生可認得這孩子？”1940年秋日午后，重慶曾家巖周公館的窗欞透進幾縷斜陽，周恩來將躲在身后的少年往前輕推半步。正在整理文件的郭沫若扶了扶眼鏡，目光掃過男孩洗得發白的藍布衫，卻始終沒對上那雙刻意低垂的眼睛。這場看似尋常的認親，掀開了兩代革命者生死相托的厚重篇章。

彼時國共合作正處微妙時刻，周公館三樓這間十平方米的會議室里，周恩來與郭沫若、陽翰笙等人圍坐在木桌旁，桌上鋪滿的《新華日報》壓著半張未完成的統戰名單。當李遠芃怯生生探進頭時，周恩來立即放下鋼筆，笑著將孩子拽到人前。這個細節頗值得玩味——能讓日理萬機的“周副主席”中斷重要會議相認的遺孤，背后藏著怎樣驚心動魄的故事？

少年李遠芃的身世確實非同尋常。其父李碩勛1926年在上海與趙君陶成婚時，黃浦江畔的梧桐葉正簌簌飄落。這對革命伴侶的婚房設在法租界明德里15號，窗臺上永遠擺著半盆清水，這是地下工作者約定的暗號：清水在則平安，倒掉即示警。當1928年嬰兒啼哭劃破黎明時，李碩勛正在浙南山區組織農會運動，這位后來成為廣東軍委書記的硬漢，半年后才第一次將襁褓中的兒子舉過頭頂。

“就叫遠芃吧。”李碩勛凝視著妻子產后憔悴的面容，在《詩經》“芃芃其麥”的聲機里寄托著雙重期許：既盼幼子如草木般頑強生長，更盼革命事業終成燎原之勢。誰曾想三年后，這位在海南主持軍事會議時被捕的硬漢，雙腿被打斷仍用指甲在牢墻上刻下“勿以我為念”的遺書。當劊子手用竹筐將他抬往刑場時，28歲的李碩勛或許想起了兒子周歲時，自己用紅綢系在搖籃上的那枚子彈殼。

有意思的是，這個革命家庭的血脈傳承遠比想象中堅韌。李遠芃五舅趙世炎與李大釗籌備“少年中國學會”時，曾將年幼的外甥扛在肩頭辨認北平城的門樓；三姨趙世蘭為兌現“終身不嫁”的誓言，甚至要求妹妹用自己名字為新生兒命名。1939年日軍轟炸成都的那個寒夜，11歲的李遠芃從宿舍上鋪驚墜，后腦傷口滲出的鮮血染紅了鄧穎超的藍布旗袍——這位“鄧媽媽”當即決定：“必須帶蘭蘭去重慶治傷。”

在曾家巖的歲月里，李遠芃的成長軌跡悄然改變。周恩來發現他駝背便輕拍后背：“男子漢要像青松般挺拔”；鄧穎超教會他用鹽水給傷口消毒；陽翰笙家的閣樓成了他初讀《資本論》的密室。最關鍵的轉折發生在北碚吳玉章休養處，當留法歸來的吳震寰講解水力發電原理時，少年眼中迸發的光亮，竟與當年李碩勛在油燈下研讀《共產黨宣言》時的神采如出一轍。

不得不提的是1941年延安楊家嶺的傍晚。當毛澤東聽聞“這是李碩勛烈士的遺孤”時，夾著煙卷的手在空中頓了頓。窯洞里的談話從《三國演義》延展到官渡之戰，16歲的李遠芃對曹操“焚書安眾”的見解，讓主席轉頭對陳云感慨：“此子可造！”這種超越血緣的傳承，在蔡暢將李鵬接進自家窯洞時愈發清晰——她給病中少年送去的紅棗饅頭，與當年趙世炎從巴黎寄回的革命刊物，分明是同一種溫度的傳遞。

1948年赴蘇留學的列車上，李鵬撫摸著父親留下的懷表，表殼內層藏著半張泛黃的遺書殘片。莫斯科動力學院的圖書館里，他用水筆在筆記扉頁寫下“芃芃”二字，仿佛聽見周恩來的叮囑：“別忘了你名字里的草木之志。”1955年豐滿水電站的工棚中，新任副廠長揣著全優成績單，卻堅持與工人同吃高粱飯——這種扎根大地的自覺，早在1940年那個秋日午后，就隨著周公館的溫暖手掌，刻進了烈士遺孤的血脈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