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美國馬里蘭州安納波利斯的海軍陸戰隊體育場內，1000多名身著白色軍裝的畢業生整齊列隊，目光聚焦在講臺上的副總統萬斯。這位以《鄉下人的悲歌》成名的政客，此刻更像一位戰略預言家。“美國絕對主導的時代已經結束了。”他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和俄羅斯“正從頻譜到近地軌道，再到供應鏈和通信基礎設施等所有領域挑戰美國”，而美國的錯誤在于“沉迷于國家建構和干涉他國事務”，甚至在中東“試圖用軍事力量塑造民主國家”，最終代價高昂卻一無所獲，他說：“我們不會再讓軍人卷入看不到終局的戰爭”。

萬斯的演講并非孤立事件，就在十天前，特朗普結束中東三國訪問時，曾公開嘲諷“國家建設者毀掉的國家比建設的多”。這兩場表態形成政策閉環，揭示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新范式：用商業思維重構軍事行動，將“成本-收益”計算嵌入戰略決策，從“世界警察”到“精算師”角色的轉變。這種轉變在也門行動中初露端倪。

2025年3月，美軍對胡塞武裝發動精準打擊，目標明確——確保紅海航運安全，而非顛覆政權或改造社會。當胡塞武裝在兩周前同意停火時，五角大樓的評估報告顯示，行動成本較傳統干預模式降低67%，且“未引發區域性人道危機”。萬斯將此視為典范：“我們帶著目標和紀律行動，就像外科手術。”更深層的戰略收縮體現在軍費分配上。盡管2026財年軍費飆升至1萬億美元，但預算重點已從海外基地維護轉向“顛覆性技術”研發。

五角大樓內部文件顯示，高超音速武器和量子加密通信的投入增長400%，而駐歐美軍后勤預算被削減22%。這種“技術優先”邏輯，與萬斯強調的“擴大與對手的技術代差”不謀而合。但收縮不等于退縮。萬斯特別警告：“當我們出拳時，必定是重拳。”這種“精準威懾”哲學，在南海與臺海愈發頻繁的“力量展示”中體現得淋漓盡致——美軍偵察機抵近偵察頻次同比增加35%，但航母戰斗群始終游弋在沖突紅線之外。當然，萬斯的“現實主義宣言”看似邏輯自洽，實則暗藏矛盾。

盡管美國全力押注尖端科技，但中國在量子計算、6G等領域的專利申請量已實現反超。更棘手的是，美軍F-35戰機的飛行成本高達每小時3.8萬美元，而中國殲-10CE憑借低成本優勢，正在中東和東南亞搶占市場。當美軍從非洲撤出最后一座無人機基地時，法國《世界報》質問：“誰來填補權力真空？”

俄羅斯瓦格納集團隨即在蘇丹金礦區部署私人武裝，而土耳其趁機擴大在利比亞的軍事存在。萬斯試圖彌合“科技樂觀派”與“民粹右派”分歧，但美國步槍協會已公開反對“過度依賴智能武器”，而硅谷工程師們則在抗議“將技術用于軍事化”。隨著2028大選周期臨近，這種脆弱平衡恐難持久。當西點軍校的校訓“責任、榮譽、國家”遭遇“核心利益優先”的現實主義，美軍正在學習用商業世界的KPI衡量戰爭——擊沉多少艦船、保護多少航道、消耗多少預算，一切都需精確到小數點。

這對中國的戰略學者而言，這既是機遇也是警示——當美國不再輕易扣動扳機，博弈將更多轉向科技、供應鏈與規則制定權的無形戰場。萬斯的“精算現實主義”能否為美國贏得新賽道的入場券尚未可知，但唯一確定的是：歷史從不等待遲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