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學者林庚在《北平自由詩》中寫：“當玻璃窗子十分明亮的時候/當談笑聲音十分高朗的時候/當昨夜颶風吹過了山東半島/北平有風風雨雨裝飾了屋子。”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北京，以北平為名，有種令人懷念的時代氛圍和文化環境。作家薛燕平的最新長篇小說《北平無恙》的故事就發生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北平城。彼時西醫進入中國，以其科學的醫療手段很快得到知識界的追捧，而中醫治病依靠老祖宗傳下來的經方、驗方，在當時的部分人群中，認為其治愈效果遠不如西醫。

一九二九年，隨著國民政府在報紙上刊出議題《廢止中醫案》，中西醫之間觀念的紛爭，徹底演變成一場曠日持久的輿論大戰。北平的中醫世家——齊家，深深受到了這場“戰爭”的影響。當時中醫與西醫的比較和對立，同時存在于這個家庭和這座城市。

值此書出版，近日，“從醫學到文化——中西交匯處的無恙北平”分享活動在北京舉辦。《北平無恙》作者薛燕平與青年作家侯磊、青年詩人江汀共同追溯那個年代的北平，探討了中西醫的碰撞如何影響了那時普通人的生活，又如何塑造了今天的我們。作家薛燕平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開始文學創作，出版長篇小說《琉璃》《銅壺》《作繭》《寬街》等，她的《琉璃》曾獲老舍文學獎。

活動現場

中西醫的碰撞

我們總是在跳脫自己習焉不察的文化語境時才對很多事情有了深刻的理解與觀察，薛燕平寫作《北平無恙》正是如此。她分享道，自己從小就是一個比較愛生病的人，對西醫和中醫多有接觸。“后來一個偶然的機緣，我在歐洲旅居，在那邊深刻感受到中西文化的差異，而這種中西碰撞在醫學領域體現得更為集中。”以此為契機，薛燕平沉淀了一段時間，開始創作《北平無恙》。

《北平無恙》關乎歷史中兩個重要節點，薛燕平談道：“其一是1928年，政府已經南遷到南京，北京正式更名為‘北平’；另一個是《廢止中醫案》，彼時西醫強勁地進入中國，協和醫院在1917年建成，在這之前還有一個德國醫院，實際上就是北京醫院的前身。這些醫院對中醫形成非常大的沖擊。”

薛燕平

侯磊梳理了彼時中醫的發展：“老北京過去有‘四大名醫’之說，蕭龍友、孔伯華、施今墨、汪逢春。在清末，中醫詳細劃分可以劃分成四類：儒醫、堂醫、鄉醫、鈴醫（江湖郎中）。儒醫一般是儒生，國學家，身兼醫學家，比如蕭龍友是特別儒生的一個人，琴棋書畫都好，后來下海掛牌當大夫；堂醫就是坐堂大夫，從拜師抄方子做起，學到一定程度，師傅在旁邊看著你號脈、開方子都行了，你就獨當一面了。”

中西醫之爭從1919年五四運動時開始愈演愈烈，彼時提出“三廢”，廢中醫、廢漢字、廢舊戲（廢京劇）。當時“科學救國”思潮盛行，中醫被視為“封建糟粕”。余云岫、褚民誼等留洋派以“舊醫”貶稱中醫，主張以西醫替代中醫，認為中醫理論“阻礙科學化”。1929年2月23日至26日，第一屆中央衛生委員會在南京召開，余云岫提出《廢止舊醫以掃除醫事衛生之障礙案》，其中有諸多今天看來非常嚴厲的條文：比如禁止中醫宣傳與辦學；現有中醫需重新登記，50歲以下者須接受西醫培訓；禁止中醫診治傳染病及開具死亡證明等等。

侯磊談到，這樣的背景之下，全國中醫界當然特別不滿，各地中醫聯合起來到上海請愿，請愿的代表里就有中醫泰斗孔伯華先生，在當時造成很大的聲勢，《北平無恙》就是借這個背景寫下的。

江汀談到，今天出版的諸多作品都在回應這段歷史，比如去年出版的《中文打字機》，還有一本名為《漢字革命》的書，都在揭示幾代中國人為了奮發圖強把國家命運扭轉過來想的各種辦法，“當時的人們覺得代表工業、代表邏輯的科學更有優勢，但是一百年之后，我們現在可以更從容地看待這些問題。”

《中文打字機》

“如果從表面可以包容，總有一天它的精神也會相互滲透”

侯磊認為，其實中西文化遠不至于如此對立。當時風靡一時的教會學校、北京租界里的小洋樓、三四十年代北京新市區的西洋化建筑等，都是中西文化交融的體現。“歷史上很多事都是漸進漸變的，不是一刀切的，文化上不可能昨天全是中的，今天全是西的。”

薛燕平也表示，作為中國文化集中代表的中醫文化，其脈絡應該被更清晰地挖掘、闡明。因為“中醫不是在單一地看問題。中醫認為，人的疾病和人所處的環境、生活、背景都有關系，這實際上就是各種中國文化的融合。比如中醫治病講究陰陽結合，講究經絡，講究身體的辨證論治，這已經是中國哲學的一部分”。

薛燕平認為文化包容其實體現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比如中西方飲食文化——很多外國人很喜歡中餐，很多中國人也很喜歡西餐。“如果從表面可以包容，總有一天它的精神也會相互滲透，我很希望看到中西文化真正的交融和諧，這是我這本書想要傳達的一種內在精神。”

江汀則以黑塞在《玻璃球游戲》中設計的長老形象、尼采的哲學思想、林語堂的《京華煙云》等為例，介紹了東方文化在西方的廣泛傳播，展現了中西文化的深度交融。

重新審視自己生活的城市

《北平無恙》的故事也帶著讀者回到一百年前的北平城。

書中的主人公齊通霖出身于北京胡同中的醫藥世家，原本企盼兩位兒子能夠子承父業，卻終究失望落空。但同時，他是一個很隱忍體面、能擔重擔的人。這是讓侯磊印象最為深刻的人物形象：“他是比較體面的、成功的一位中年男人，有一定的財富和社會聲望，但是他的內心有很多無法向外人道出的糾結、傷感，他的內心世界是很細膩的、豐富的。”而齊通霖的二兒子是一個典型的五四新青年。這個人物雖然接受了西化教育，但他的精神內核卻依然是中式的，這與當時北京整體偏傳統的文化氛圍是相匹配的。因此，這一人物的性格“不是說像中國人，而是像北平人，真正的老北平人”。

書影

薛燕平表示，書中的馮臨聲是自己喜歡的人物之一。這一人物盡管在對中西醫的選擇上搖擺不定，最終卻還是站在中醫立場上為中醫工作做出了很多的貢獻。同時，馮臨生也更符合民國時期普通人的特點，他的穿著打扮、生活方式和態度都與當時的時代背景相契合。

薛燕平的創作源于她對北京童年生活的回憶。“我覺得一個作家最重要的創作來源是他的童年生活，他在哪里度過了童年時期，對于他一生的創作都是非常重要的。于我而言，我是在胡同里完成我的創作。”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外來務工人員涌入北京，很多人會感嘆印象中純正的“京味兒”在逐漸消失，對此，薛燕平卻持不同觀點：“誰在這兒生活，都會給北京帶來一種新的東西，北京是一個包容性很強的城市。”

侯磊則對如今的京味文學持開放態度。他認為，這個時代的社會生活就是如此，人們無法強行將其改回原樣。未來所謂的“京味兒”也許會更淡，甚至改變，那將是另一個時代。“不管哪個時代，北京都值得書寫，因為每代人是不一樣的，每個人的知識結構、每個作家的閃光點是不一樣的。”

對于北京的變化，江汀樂觀地認為，這恰恰是寫作的源頭所在，當作者感受到城市風貌的前后差異時，反而能夠為作者帶來創作的靈感。他引用占星學中的“南交點”（我們生命中要回去的地方）：“北京對薛燕平而言是一個‘南交點’，你總會回來，會重新審視這個地方，重新審視自己的故事、家族的故事，以及城市歷史和生活在這個城市里所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