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9月，紅25軍與陜北紅軍在永坪鎮會師后，中共中央決定組建紅15軍團，徐海東出任軍團長，程子華任政委，而陜北紅軍創始人劉志丹僅擔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這一人事安排看似意外，實則是中央戰略考量、軍事整合與政治平衡的必然結果。

徐海東的任命并非偶然。作為紅25軍軍長，他率部完成長征并創建鄂豫陜根據地，其軍事能力在實戰中得到充分驗證。1934年11月，紅25軍長征途中，徐海東主動讓賢于中央派來的程子華，自己改任副軍長，展現了高度的政治覺悟與大局觀。這種顧全大局的姿態，為他贏得了中央的信任。

反觀劉志丹，雖為陜北紅軍的核心領導人，但長期在陜甘邊獨立作戰，其軍事指揮風格更側重游擊戰，與紅25軍的正規作戰經驗存在差異。中央需要一位能統籌全局的軍事主官，徐海東的資歷與威望成為最優選擇。

劉志丹未任政委，與其地方色彩濃厚的背景密切相關。陜北紅軍長期獨立發展，形成了獨特的軍事體系和地方干部網絡。中央若直接任命劉志丹為政委，可能引發紅25軍與陜北紅軍的權力失衡，甚至影響部隊整合。程子華作為中央代表，既能確保中央指令的貫徹，又能平衡各方利益。這種安排體現了中央在軍事整合中的審慎策略——通過人事調整逐步實現指揮權的集中統一。

中央對政委人選的選擇，始終以政治可靠性為首要標準。程子華早年參加革命，經歷過中央蘇區的反“圍剿”斗爭，且在紅25軍中已證明其政治工作能力。1935年7月，程子華作為紅25軍代表赴陜北與劉志丹會師時，便肩負著傳達中央指示、協調兩軍關系的使命。中央需要一位既熟悉紅軍政治工作，又能與地方干部溝通的政委，程子華成為理想人選。

劉志丹雖為陜北革命的旗幟性人物，但其在陜北“肅反”事件中的遭遇，客觀上影響了中央對他的政治評估。1935年9月，陜北“左”傾錯誤導致劉志丹被錯誤關押，直到中央紅軍到達后才獲釋。盡管中央迅速糾正了這一錯誤，但短期內仍需觀察其政治立場是否與中央完全一致。將劉志丹置于副軍團長兼參謀長的位置，既肯定其軍事貢獻，又為其提供了政治考驗的緩沖期。

紅15軍團的組建，是中央“把全國革命大本營放在西北”戰略的關鍵一步。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后，急需整合分散的紅軍力量，建立統一的指揮體系。徐海東作為紅25軍的代表，其任命象征著中央對鄂豫皖紅軍的認可；程子華作為政委，則代表中央對陜北紅軍的政治領導。這種“軍事主官地方化、政治主官中央化”的配置，既能發揮地方干部的軍事優勢，又能確保中央對軍隊的絕對控制。

劉志丹的軍事才能雖受中央認可，但其地方影響力過大可能導致權力分散。中央通過將劉志丹調任副軍團長，一方面利用其熟悉陜北地形和敵情的優勢，另一方面將其納入中央指揮體系，避免地方勢力尾大不掉。這種安排與中央在瓦窯堡會議上確立的“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方針相契合，旨在通過人事調整實現軍事與政治的雙重整合。

劉志丹未任政委，還受到當時特殊歷史條件的制約。紅15軍團組建時，中央紅軍尚未到達陜北，鄂豫陜省委與西北工委的聯席會議成為決策核心。會議召開時，中央代表秦邦憲（博古）等人尚未抵達，決策過程更多依賴地方干部的協商。徐海東作為紅25軍軍長，在會師后的軍事行動中表現突出，其威望自然超越劉志丹。而程子華作為中央派來的干部，其政治地位使其在政委人選競爭中占據優勢。

此外，紅15軍團成立后的首要任務是應對國民黨軍的“圍剿”，軍事指揮權的集中至關重要。徐海東在勞山戰役、榆林橋戰役中的出色表現，進一步鞏固了其軍事主官地位。相比之下，劉志丹雖在陜北根據地建設中功勛卓著，但在大規模運動戰中的經驗相對不足。中央從實戰需求出發，選擇徐海東掌軍、程子華輔政，是基于軍事效能最大化的現實考量。

紅15軍團的人事安排，折射出中央在革命轉折期的政治智慧。徐海東的任命體現了中央對軍事人才的重視，程子華的政委職務確保了中央路線的貫徹，劉志丹的副軍團長角色則彰顯了對地方革命力量的尊重。這種“中央主導、地方協同”的模式，為后來八路軍、新四軍的組建提供了重要借鑒。

劉志丹雖未擔任政委，但其貢獻并未被歷史遺忘。他在紅15軍團中協助徐海東取得直羅鎮戰役勝利，為中央紅軍立足陜北奠定了基礎。毛澤東曾評價劉志丹是“群眾領袖，民族英雄”，其軍事思想與革命精神至今仍在傳承。

紅15軍團的組建，是中國革命從分散走向統一的重要里程碑。徐海東、程子華、劉志丹三人的分工，既是中央戰略布局的產物，也是軍事、政治、歷史多重因素交織的結果。這一事件啟示我們：在重大歷史轉折期，正確處理中央與地方、軍事與政治、個人與集體的關系，是革命事業成功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