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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西方熱衷用制裁來審判世界時，中國則用圓桌重新定義了公平。

本周五（5月30日），全球目光聚焦香港，因為這里即將迎來全球首個專門通過調解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法律組織——國際調解院總部。

這不僅是香港的“高光時刻”，更是國際爭端解決領域的“里程碑”。

這座“東方之珠”何以成為解決全球爭端的“和平驛站”，新機構能否打破“西方規則”的壟斷？答案里，藏著太多值得我們驕傲的細節。

“神秘”的國際調解院

調解是《聯合國憲章》規定的重要爭端解決方式之一，國際調解院的建立將填補以調解為核心的國際爭端解決機制的空白。這一機制不替代法律程序，而是為沖突方提供“非對抗性出口”。

當前，西方主導的仲裁機構常被政治干預，發展中國家利益難獲保障。訴訟與仲裁耗時數年、費用高昂，中小企業和弱國無力承擔。而強制裁決更易激化矛盾，導致“雙輸”局面。

在國際經貿爭端解決領域，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因美國阻撓，上訴機制停擺。國際投資仲裁機制主要被發達國家主導，在裁決公正性等方面飽受質疑。

國際調解院凸顯的則是“以和為貴”的東方智慧——不搞法庭對抗，堅持協商一致；沒有強制裁決，只有折中方案。

就像促成伊沙和解、巴勒斯坦各派簽署《北京宣言》那樣，用“談崩了也不傷和氣”的彈性方式為矛盾各方找到最大公約數。

國際調解院的核心優勢在于，拒絕“一刀切”，針對領土爭端與投資糾紛設計“雙軌制”調解模式。相比訴訟節省70%時間與成本，尤其利好發展中國家。

香港的“身份蛻變”

從過往的貿易港到金融中心，再到“調解之都”，香港又一次實現了自己的“身份蛻變”。

香港能成為國際調解院總部的所在地，并非偶然。

走在香港街頭，你能感受到普通法體系與中華傳統的奇妙融合，西裝革履的律師在維多利亞港旁的寫字樓里忙碌，轉角的茶餐廳里，老人們用粵語聊著國際仲裁案例。

東西交融的文化基因，讓香港成為化解國際矛盾的理想之地。

除了文化，獨特的“一國兩制”優勢，使其普通法制度與內地的成文法系形成互補，在國際爭端解決中處于中立且極具吸引力的地位。

國際調解院總部，是政府間國際組織首次落戶香港，堪稱又一次歷史性的機遇。

這不僅能吸引更多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和學術機構進駐，還將創造大量就業機會，帶動酒店、餐飲和運輸物流等行業的繁榮，全方位提升香港的國際影響力。

60國的“共同選擇”

中國是國際調解院的主要發起國和推動國之一。近年來，中國在國際調解中的一系列成功實踐，更證明了這一路徑的可行性與深厚潛力。

早在2022年，中國就和將近20個立場先進的國家共同提出這個概念，發起了建立國際調解院的倡議。3年之后，朋友圈擴大到了近60個國家和包括聯合國在內的約20個國際組織。

“一呼百應”的背后，既是造福全球的新成果，也是全球對于中國倡導的“全球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高度認可。

縱觀這些國家，其中東南亞、非洲與拉美國家占比過半，數據顯示，參與國GDP總量占全球40%，35億人口用沉默表達了對舊秩序的不滿。

值得玩味的是，就在調解院宣布成立之時，歐盟國家匈牙利宣布退出國際刑事法院，直指后者“政治偏見”，單邊霸權“制度性反噬”的結果昭然若現。

不過，國際調解院也有挑戰需要面對。比如，調解協議缺乏強制力可能重蹈海牙“執行困局”；東西方對“調解”的認知差異（西方重契約、東方重關系）或影響效力；美西方必然通過輿論抹黑、制度圍堵施壓。

但種種過往已經一再證明，世界需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法官”，而是腳踏實地的“搭橋者”。當西方沉迷“制裁”時，中國正以“調解”為支點，撬動全球治理體系的深層變革。

編輯: 秦揚軻

責編: 趙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