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彼得·伯克 譯者：周兵

革命與流亡

法國大革命，特別是1793—1794年的“恐怖”之后，新政權的反對者大舉流亡海外，總數約有18萬人，他們越過邊境來到科爾馬（Colmar）、布魯塞爾或倫敦。正是在這個時期，“移民”(émigré)一詞開始頻繁出現在法語以及其他語言當中。

這些人中有不少知識分子，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如移居海德堡的博納爾子爵（Viscount Bonald）和選擇倫敦定居的夏多布里昂子爵（Viscount Chateaubriand），后者還在霍爾本區（Holborn）的一個閣樓里暫住過一段時間；移居瑞士后又前往英國的斯塔爾夫人（Madame de Sta?l）；還有先后在洛桑、卡利亞里和圣彼得堡避難的約瑟夫·德·梅斯特（Joseph de Maistre）。正如常常發生的那樣，移民的流動總是伴隨著思想的流動，至少對于其中一部分人而言，流亡就是一種教育形式，從愛爾蘭到俄羅斯，他們在一路之上了解到歐洲的多樣性，因而留下了滿滿一書架的旅行記錄。如果認為他們對寄居國所產生的影響似乎并不太明顯，這可能是因為法國的文化在當時早已享譽海外了。

波蘭的情況則大為不同。在1789年或1793年之后，歐洲離散史的下一個重要時刻是1830—1831年，發生在波蘭反抗俄國統治的斗爭失敗后。在波蘭人所稱的“大移民潮”（Wielka Emigracja）中，有7萬多人離開波蘭，主要目的地是巴黎。其中包括弗雷德里克·肖邦（Frédéric Chopin）、亞當·密茨凱維奇和約阿希姆·萊勒維爾。早已以詩人而聞名的密茨凱維奇，改行當了記者和法蘭西學院的講師，法國政府為他專設了一個斯拉夫語言和文學的教席。歷史學家萊勒維爾就沒有那么幸運了。1833年，萊勒維爾因從事政治活動而被勒令離開巴黎，步行來到比利時，在那里生活了近30年。密茨凱維奇和萊勒維爾都堪稱波蘭文化的大使，密茨凱維奇的授課講義被結集為5卷出版，而萊勒維爾用法語所著的波蘭歷史于1844年出版。費爾南·布羅代爾曾將自己在國際上受到的推崇與他天才的波蘭同事維托爾德·庫拉（Witold Kula）之間的反差做對比，解釋其中的原因是由于其所使用的法語在交流中較之波蘭語更為有效。基于同樣的原因，有學者認為巴黎也為大移民潮中的波蘭反抗者們提供了語言、出版社和其他有助于其在歐洲各地傳播思想觀念的種種必需。

歐洲流亡歷史上接下來的一個重要年份是1848年，也就是“民族之春”的年代，革命在法國、德意志各地、哈布斯堡帝國和其他地區風起云涌。隨著1848年革命的失敗，來自中歐各國的移民離散至世界各地。有的人遠走美國，有的人去往南美（例如巴西或智利），但大多數人留在了歐洲境內相對和平的地區，定居在蘇黎世、布魯塞爾，尤其是倫敦（倫敦的部分地區曾一度被稱為“小德國”）。當時的倫敦被形容為“可能是歐洲的難民之都”。

繼在巴黎生活多年后，卡爾·馬克思成為許多新倫敦人中最有名的一位，其他做出同樣選擇的革命知識分子，還有：路易·勃朗（Louis Blanc），基于在大英博物館的研究他完成了其法國史的寫作；東方學家西奧多·戈德斯泰克（Theodor Goldstücker），于1852年任倫敦大學學院的梵文教授；弗里德里希·阿爾特豪斯（Friedrich Althaus）翻譯了卡萊爾（Thomas Carlyle）的作品，后來也成為倫敦大學學院的德語教授；藝術史家戈特弗里德·金克爾（Gottfried Kinkel）從施潘道監獄（Spandau）成功越獄后也來到了英國，任教于倫敦大學學院和貝德福德女子學院（Bedford College for Women），之后移居蘇黎世；還有匈牙利人古斯塔夫·澤爾菲（Gustav Zerffi），他曾任民族主義領袖拉約什·科蘇特（Lajos Kossuth）的秘書，來到英國后在位于南肯辛頓（South Kensington）的國家藝術培訓學校（National Art Training School）教書。

這些流亡者以及其他客居者作為轉介調和者的作用顯而易見，不論是翻譯卡萊爾等英國作家的論著，還是向英國人引介德國藝術史研究的新方法，都是如此。在自然科學方面，化學家奧格斯特·威廉·馮·霍夫曼（August Wilhelm von Hofmann）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在阿爾伯特親王（Prince Albert）的幫助下，他于1845年應邀來到倫敦擔任新成立的皇家化學學院院長。霍夫曼在英國生活了20年，傳播德國的科學研究方法，用英文發表文章介紹波恩大學和柏林大學的化學實驗室。意大利人安東尼奧·潘尼茲（Antonio Panizzi）原是一名革命者，后成為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館長，不僅使博物館的意大利文藏書大為豐富，同時對編目進行了改革，幫助設計了新的閱覽室，并促使英國政府為國家圖書館增加經費投入。

反過來看，至少也有一部分流亡者從他們的東道主那里得益良多。例如，有人認為，“法國的歷史使得馬克思轉而思考革命的性質、政治改革的局限性以及經濟因素在歷史變革過程中的重要性”。同樣，在英國長達34年的生活，馬克思經歷了倫敦博覽會（1851年）、印度“土兵起義”（Mutiny）和反英起義（1857年）、蘭開夏“棉荒”（1861—1965年）等事件，讓他得以近距離地觀察到資本主義、工業化和帝國主義的發展進程。

3位拉美人的海外經歷，也再一次證明了流亡即教育的觀點。1810年，安德烈斯·貝略受西蒙·玻利瓦爾的委派來到倫敦為獨立運動籌措經費，一住就是19年。如其主編的刊物名稱《美洲文薈》（Biblioteca Americana, Repertorio Americano）所示，在此期間，他開始將整個南美洲作為一個整體來思考，而不是局限于自己的家鄉（即后來的委內瑞拉）。如1830年后生活在巴黎的波蘭人一樣，來到倫敦的貝略進入到一個當時主要的印刷出版中心，從而使其思想得以廣泛傳播開去。倫敦的出版商魯道夫·阿克曼（Rudolf Ackermann）本人也是一名客居的德國僑民，也在這一時期決定在墨西哥、危地馬拉、哥倫比亞、阿根廷和秘魯等地開設書店，銷售由居住在倫敦的流亡者翻譯成西班牙語的教科書。

智利歷史學家本杰明·維庫納·麥肯納（Benjamín Vicu?a MacKenna）在19世紀50年代流亡歐洲，有評論認為，海外歲月里“形成的重大問題，促使他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展開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哥倫比亞記者何塞·瑪麗亞·托雷斯·凱塞多（José María Torres Caicedo）在19世紀50年代流亡巴黎和倫敦，正是在流亡期間，他創造了“拉丁美洲”（América Latina）一詞。這個時間點說明，要將如此幅員遼闊的地區視為一個整體，凱塞多首先需要遠離開去。

當然，關于1789年、1830—1831年和1848年這三次移民離散在知識領域所產生的后果，還有許多值得討論的地方，但本章將集中在20世紀的兩個案例上。第一個案例，是在十月革命后離開俄羅斯的知識分子。第二個且篇幅更長的案例研究，聚焦于被學者們描述為“20世紀30年代的大逃亡”，盡管從猶太人的角度來看，這是他們的第三次大逃亡，而勞拉·費米（Laura Fermi）則稱之為“巨浪”。

俄國移民

1685年，法國的新教徒們曾面臨著不改變信仰就要被驅逐的命運選擇，而在流亡者的歷史上，1917年比前一個年份更讓人刻骨銘心。不過，如果只關注于這一個年份，是有誤導性的。因為一直要到1919年俄國內戰結束后，布爾什維克政權的反對者們才開始大規模逃亡。對這一時期俄國難民人數的估計差異巨大，從70萬到300萬不等。他們的足跡遍布“從巴拉圭到中國東北（Manchuria）”的許多地方，但最主要的落腳點是柏林、巴黎和布拉格。

尤其是在這些城市里，難民們得以抵制同化，而建立起他們自己的特定街區，如巴黎的格雷內爾（Grenelle）和克利尼昂庫爾（Clignancourt），他們經常光顧專門的咖啡館，如位于柏林諾倫道夫廣場（Nollendorfplatz）的萊昂咖啡館（Leon），出版自己的報紙，開辦自己的學校和教堂。對于難民來說，找工作非常困難，盡管所謂俄國親王在巴黎淪為出租車司機的故事多為坊間戲說，但確也有真實的例子。特別是在初期，許多流亡者還奢望于布爾什維克政權不久就會失敗，也許很快就能夠回歸故土。

受權刊發，選自《16至20世紀知識史中的流亡者與客居者》，[英]彼得·伯克 著，周兵 譯，商務印書館 2025年3月。

就知識分子而言，盡管有些人在內戰中加入了白軍，因而在失敗后不得不離開，其中包括文學評論家格萊布·斯特魯夫（Gleb Struve）及歷史學家埃利亞斯·比克曼（Elias Bickerman）和阿納托爾·馬祖爾（Anatole Mazour），但1922年才是離鄉潮的關鍵年份。在這一年里，有150多名學者遭到驅逐，其中不少人是乘坐臭名昭著的“哲學船”來到德國的。這些被驅逐的哲學家，包括尼古拉·別爾嘉耶夫（Nikolai Berdyaev）、謝苗·弗蘭克（Semyon Frank）和尼古拉·洛斯基（Nikolai Lossky）等，其他的學者還有社會學家費奧多爾·斯捷潘（Fyodor Stepun）、生物學家米哈伊爾·諾維科夫（Mikhail Novikov）、神學家格奧爾格·弗洛羅夫斯基、經濟學家謝爾蓋·普羅科波維奇（Sergei Prokopovich）和歷史學家亞歷山大·基澤韋特（Aleksandr Kizevetter）等。

其中一些學者在索非亞和貝爾格萊德獲得了教席，但移民知識分子的中心是布拉格，它也因此被稱為“俄國人的牛津”。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邀請下，大約有70名教授來此定居，在諸如俄羅斯法律學院、俄羅斯人民大學、俄羅斯商學院和烏克蘭自由大學等新成立的機構從事教學工作。1939年德國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這一群體再次四散開去。由于政治或經濟等原因，一些難民知識分子過著類似游牧的生活，在一座又一座城市之間遷徙。例如，生于烏克蘭的經濟學家保羅·巴蘭（Paul A. Baran），在1921年離開了即將宣告成為蘇聯的故土，歷經波蘭、德國、法國、英國，最后來到美國，并（在斯坦福大學）成為據說是全美國唯一的一位信奉馬克思主義且獲得終身教席的經濟學教授。埃利亞斯·比克曼在離開俄國后，先后去了柏林、巴黎、馬賽和紐約，最后選擇在以色列定居。格奧爾格·弗洛羅夫斯基于1920年被驅逐出俄國，之后在索非亞、布拉格、巴黎、紐約以及哈佛和普林斯頓等地生活工作。類似的“再移民”，在20世紀30年代的離散潮中也屢見不鮮。

與胡格諾派的離散學者不同，俄國人需要面對語言的嚴重挑戰。如果用俄語寫作，那么只有他們自己的難民同胞才能讀到，因為其作品在蘇聯獲得出版的機會微乎其微。在柏林等地由俄羅斯流亡者創辦的許多小型出版社，便主要以其他流亡者為服務對象。

另一方面，如果流亡者選擇用外語來寫作，那他們首先需要掌握該種語言。至少對部分年輕時曾在德國求學的學者來說，德語并不是很難，如社會學家費奧多爾·斯捷潘或文學史家德米特里·齊澤夫斯基（Dmitry Chizhevsky）。而英語則有一些問題。1918年來到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任教的古代史家米哈伊爾·羅斯托夫采夫（Mikhail Rostovtzeff），是其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之一，但當他講課時，學生們紛紛抱怨說聽不懂他的英語。幾年后，當他試圖提攜以前的學生格奧爾格·韋爾納德斯基去耶魯大學時，羅斯托夫采夫提醒他，不僅要說英語，而且要用英語去發表。至少在語言方面，其他流亡者的適應能力要比羅斯托夫采夫更強一些。藝術史家安德烈·格拉巴爾（André Grabar）在法國生活時能用法語寫作發表，后來在美國則用英語發表。歷史學家羅伯特·維珀（Robert Vipper）在1924至1941年間生活在里加（Riga），當時拉脫維亞仍是一個獨立國家，他學會了用拉脫維亞語講課和寫作。

盡管存在著種種問題，難民學者們至少對部分寄居國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俄羅斯的損失成為其他國家的收獲，其中以保加利亞、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最為明顯。例如，隨著諾維科夫及其俄羅斯同事們的到來，布拉格查理大學動物學研究所在動物學研究領域有了重要的突破。同樣，語言學和文學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逃亡來到布拉格的天才學者們，如尼古拉·特魯別茨科伊（Nikolai Trubetzkoy）和羅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等，而精神分析學則經由俄國人尼古拉·奧西波夫（Nikolai Osipov）和費奧多爾·多蘇茲科夫（Fyodor Dosuzhkov）而被引入到了捷克斯洛伐克。

對于流亡者來說，轉介調和至關重要，因為他們自認為是在捍衛受到布爾什維克威脅的俄羅斯傳統。這種轉介工作在法國、英國和美國尤為突出，因為這些國家對于俄羅斯文化所知相對有限。在耶魯大學，韋爾納德斯基將俄國史介紹給美國學生，而前外交官米哈伊爾·卡爾波維奇（Mikhail Karpovich）以及阿納托爾·馬祖爾分別在哈佛和斯坦福做了同樣的工作。在巴黎和哈佛大學，安德烈·格拉巴爾向其聽眾講授東正教藝術。在倫敦大學，德米特里·米爾斯基（Dmitri Mirsky）向英國學生介紹了俄羅斯文學。在牛津，早在1921年自幼就來到英國的以賽亞·柏林潛心研究19世紀俄羅斯思想史，尤其是更早時期即流亡英國的俄羅斯人亞歷山大·赫爾岑的思想，而且在政治哲學方面公開講學。柏林的英語講得比大部分英國人都要流利，但始終帶有俄國口音。

流亡的經歷也給難民們帶來了深刻的影響，最明顯的影響體現在年輕人身上，如邁克爾·波斯坦，他成為研究其寄居國英國歷史的專家，但對年長學者的影響也同樣如此。曾在哈佛和普林斯頓大學任教的神學家格奧爾格·弗洛羅夫斯基，使自己重新轉型為一名俄羅斯文化史家。格奧爾格·費多托夫（George Fyodotov）原專長于法國中世紀史研究，后在流亡期間以《俄羅斯宗教思想》（The Russian Religious Mind）的研究而聞名，而康斯坦丁·莫丘利斯基則從羅曼語言和文學轉到了俄語的研究，并著有一部有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重要傳記。

眼見和親歷的災難，激發起流亡者們對因果解釋的探求。在索非亞，語言學家尼古拉·特魯別茨科伊和地理學家彼得·薩維茨基（Pyotr Savitsky），以及弗洛羅夫斯基和韋爾納德斯基等人一起，提出“歐亞主義”（Eurasianism）的理論來解釋布爾什維克革命。根據其理論，布爾什維克主義是一種必然的西化形式，因為它出現在西方衰落和歐亞大陸崛起之際，在這一總體趨勢之下，在文化和地理上都位于東西方之間的俄羅斯注定要發揮主導作用。包括歷史學家帕維爾·米留科夫（Pavel Miliukov）和政治家兼經濟學家彼得·斯特魯夫（Pyotr Struve）在內的其他流亡者，也對布爾什維克主義崛起的原因進行了思考和寫作，而羅斯托夫采夫則從20世紀的危機出發，去認識公元3世紀時所發生的危機。

這些回應在立場上遠遠稱不上疏離超然。盡管有所局限，但仍可以說，且事實上也確實如此，來自外來者較為超然的取向是所謂“流亡者和移民對東歐和中歐現代文學理論的誕生具有重大作用”這一論斷的基礎。文學評論家維克多·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是這一情況的典型例證，他強調所謂“去陌生化”（ostranenie）的藝術價值，即以文學或藝術的技巧鼓勵讀者或觀眾以新穎的視角看待日常所熟悉的周邊環境。什克洛夫斯基在德國生活多年后回到俄羅斯，他的理論很可能是受到了其在德國的經歷的啟發，因為許多流亡者都曾對在國外所經歷的文化沖擊有所感悟，發現過去自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對于他們的東道主來說卻是陌生的，而在其東道主們看來司空見慣的事物卻常常讓新來者嘆為觀止。

在1919—1922年的大流亡之后的幾十年里，融合的跡象變得日益明顯。諾維科夫被譽為促進了“德國與俄羅斯生物學傳統的有效結合”，盡管早在其離開俄羅斯之前，這種結合就已經開始了。另一個更為有力的例子來自語言學。20世紀20年代的布拉格學派以創立符號學研究而聞名，其成員中包括俄羅斯移民（雅各布森、特魯別茨科伊、民俗學家彼得·波加特列夫［Pyotr Bogatyrev］）和捷克學者，如在1926年共同創立該學派的維萊姆·馬修斯（Vilém Mathesius），以及揚·穆卡洛夫斯基（Jan Muka?ovsky)等。布拉格學派的歷史，證明了新思想的產生，可能就來自不同文化的人和不同立場的觀點之間的碰撞。

與此同時，匈牙利的歷史出現了與俄國截然相反的進程。1919年，由庫恩·貝洛領導的蘇維埃紅色政權在短暫執政后，即被霍爾蒂·米克洛什海軍上將的白色政權所取代，后者對共產黨和猶太人發起了一場“白色恐怖”運動。許多匈牙利人因此流亡國外避難，特別是去往德國。其中包括物理學家利奧·西拉德、化學家喬治·德·赫維西（George de Hevesy）、社會學家奧斯卡·賈希（Oskar Jaszi）和帕爾·森德（Pál Szende）、經濟學家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幾年后，其弟邁克爾也步其后塵），以及以格奧爾格·盧卡奇為中心而形成的學術圈的一些主要成員，他們經常在周日去他家中聚會。在這個“周日會社”的成員當中，卡爾·曼海姆、他未來的妻子心理學家尤利婭·朗（Júlia Láng）、藝術史家阿諾德·豪澤爾（Arnold Hauser）和哲學家貝拉·福加拉西（Béla Fogarasi）都在德國避難，而另一位藝術史家弗雷德里克·安塔爾（Frederick Antal）則流亡去了意大利。當納粹和法西斯主義興起之后，福加拉西轉去了蘇聯，而曼海姆、朗、豪澤爾和安塔爾等又都再次流亡英國。盧卡奇本人曾擔任匈牙利蘇維埃共和國的部長，于1919年逃往維也納，后在1930年移居莫斯科，直到“二戰”后才重新回到匈牙利。

本文節選自《16至20世紀知識史中的流亡者與客居者》一書第五章 “大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