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載于《中國社會報》

作者：曠薇，清華同衡規劃設計研究院總體四所 副所長

歷史語境中的“中國”，不僅僅是一個地理概念，更是一個文化概念，而“邊疆”是中華文明傳播擴展的前沿地帶。

歷史早期，華夏族人稱其四境民族為蠻、夷、戎、狄，而自稱為“中國”。“中國”一詞最早見于周代文獻，后來隨著所指對象不同而有不同含義。“中國”從西周京畿地區演變為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帶，再到四境荒蠻之地逐漸融入華夏版圖。在歷史發展的長河中，隨著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壯大，由局部的小統一到全國的大一統，中華文明如同年輪般向外擴展，邊疆地區逐漸融入統一多民族的中國大家庭，成為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

行政區劃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單元，其歷史變遷深刻映射著邊疆治理的智慧演進。本文選取唐、宋、清、近現代四個歷史截面，展現“中國”和“邊疆”“華夷”觀念的演變以及邊疆治理體系的探索實踐。

唐朝：

“華夷一家”觀念與邊疆羈縻體制

開創“貞觀之治”的唐太宗，本就有胡人血統，被突厥人尊為“天可汗”，兼具漢族皇帝與草原領袖的威望，曾說過“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并在“華夷一家”的觀念下建立了“因俗而治”的邊疆治理體系。

在唐朝的地方行政體系中，都督府與都護府扮演著重要角色。

都護府掌握軍政大權，官員由朝廷任命。貞觀十九年，玄奘法師西行多年回國后，發現老朋友麴文泰的高昌國已經滅國，唐太宗在此設立安西都護府，作為唐朝在西域的最高軍政機構，管轄范圍曾一度達到蔥嶺以西乃至波斯。詩人李白的出生地碎葉城（今吉爾吉斯斯坦境內），當時亦屬大唐領土。

安西都護府管轄范圍圖例。 圖片來源：《五星出東方——和田歷史文物展》

都督府是唐代地方軍政機構，性質屬于高層軍政區，以當地少數民族的部族首領為世襲的都督、刺史，每年向朝廷繳納歲貢，實質上是獨立的小王國。唐代荔枝便是嶺南土貢，杜牧詩云“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枝來”。

羈縻（jī mí ）州縣是中央政權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設立的特殊行政單位，采取“以夷制夷”策略，任命少數民族首領為世襲刺史、縣令。經濟上以自治為主，不用給戶部交稅；文化上加強融合，同時也充分發揮冊封制度的政治紐帶作用。

安史之亂后，節度使逐漸掌控邊疆軍、政、財大權，邊鎮節度使勢力日益膨脹，逐漸形成“藩鎮割據”格局。這一轉變雖削弱了中央集權，但也催生了邊疆軍事與行政合一的治理模式，為宋代“路—軍”體系埋下了伏筆。

宋代：

“中華正統”觀念與漸趨軍事化的邊疆治理

宋代中原地區與少數民族政權并存，邊疆地區戰火不斷、關系緊張，更加凸顯“華夷之辨”的重要性。宋朝主張中原王朝是中華文明的承載者，邊疆治理逐漸從羈縻體制轉向軍事化。

宋代邊疆羈縻州縣制逐漸衰落。宋代沒能收復北方少數民族地區，僅在南方少數民族地區延續使用羈縻州縣制，主要位于當今的湖北、湖南、四川、貴州等省份。與唐代相仿，少數民族首領的知州、知縣等職務是世襲的，名義上接受朝廷封賞，實則掌控著司法、賦稅大權。隨著北方游牧民族持續施壓，宋朝收縮邊疆控制，部分土司勢力漸成割據。

宋代在邊疆設“軍”作為軍事重鎮。在遼、西夏威脅下，北宋在河北設置“河北四路”，形成“軍管區”與“民政區”并行的格局，駐扎數十萬邊防部隊，在軍事防御、行政管理和經濟開發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北宋京畿路、京西南路、京西北路地圖（圖片來源：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

清代：

“滿蒙漢一體”觀念與邊疆多元治理

為強化全國統一，清朝宣傳滿蒙漢一體，在邊疆地區用多種方式加強統一治理，讓邊疆與內陸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系越來越緊密。晚清面對英、俄、日等列強的領土侵略，清政府加強了對多民族統一國家的邊疆和國界線的重視。邊疆不僅是與內陸同等的統一行政單元，更是維護國家領土安全的前沿地帶。

結合軍事管制與部落自治，清廷在漠南、漠北、漠西的蒙古地區設立盟旗制度，既鞏固邊疆又維系滿蒙聯盟。康熙皇帝的祖母孝莊皇后，出身于科爾沁部，屬哲里木盟（今通遼市）管轄。今天的興安盟、錫林郭勒盟、阿拉善盟這三個地級“盟”行政建制便是六盟的歷史遺產。

興安盟 （圖片來源：作者）

錫林郭勒盟貝子廟（圖片來源：作者）

在西南地區推行改土歸流。雍正至乾隆年間，清政府廢除土司世襲制度，設置府、廳、州、縣等行政機構，任命有任期的流動官員管理。明太祖朱元璋賜漢姓“木”的麗江木氏土司，傳承22代。雍正年間，麗江改為由“流官”治理。行政區劃的變遷，實現了西南邊疆與內陸政治制度的一體化，漢族人口大量遷入，促進了經濟交流與文化繁榮。

逐步推進邊疆地區行省化。晚清設立23個省及特殊政區，將邊疆盛京、吉林、黑龍江三個將軍轄區改為省，并設新疆省、臺灣省，建立全國統一的行政區劃架構，使邊疆地區與內陸地區在行政、經濟和文化上實現整合。在邊疆地區設立行省，對強化地域文化認同意義重大，清末至民國時期戰亂頻發，邊疆民眾對中國和省級行政單元的地域認同超越了對各自民族的認同。

清代疆域版圖擴展，通過因地制宜、因俗而治的制度設計，清廷將邊疆地區治理得井井有條，有效鞏固了國家“大一統”疆域格局。1689年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清朝近現代的國界意識和國家疆土觀念快速強化。即使晚清以后內憂外患加劇，清廷依然竭力維護國家疆域版圖的完整性，為現代中國疆域奠定了基礎。

左宗棠收復新疆 （圖片來源：網絡）

近現代：

“中華民族”與邊疆治理的現代轉型

在軍艦、大炮的侵襲下，晚清政府終于認識到中國只是地球上眾多國家之一。晚清的立憲派和革命黨人清晰認識到，“中華民族”的構建很重要，梁啟超提出“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顧頡剛提出“中華民族是一個”。經過艱巨努力，中國建立了多民族融合的現代國家，并且通過行政區劃改革，將邊疆治理融入國家現代化進程，邊疆地區逐漸成為統一行政體制下民族自治的開放前沿。

民國時期，民國政府進行邊疆劃界與自治嘗試，在邊疆設“特別行政區”，1929年設蒙藏委員會負責蒙古、西藏等少數民族事務，為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抵御帝國主義侵略作出了積極貢獻。為鞏固邊疆，民國政府還增設察哈爾、熱河、綏遠等省級行政區。

新中國建立民族自治區與邊境縣體系。1947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內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比新中國成立時間還早兩年。新中國成立后，內蒙古自治政府改名為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新疆、廣西、寧夏、西藏四個自治區成立，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確立。同時，國家劃定140個邊境縣，給予特殊政策。

“邊疆”是我國領土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是56個民族、數千萬人民的美好家園。國家安全和中國式現代化都離不開邊疆地區的團結穩定和共同富裕。在“華夷一家”“中華正統”“滿蒙漢一體”“中華民族是一個”等觀念的演進下，邊疆地區從“蠻夷之地”到“統一整體”，形成了多民族融合格局。邊疆治理的每一次躍升，都豐富了中華文明的內涵，為國家長治久安提供了制度保障，也展現了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進取精神。

圖片來源：中華民族園（北京中華民族博物院）網站

編輯/排版｜王淑蕓

封面圖/圖片｜紅其拉甫口岸 由作者提供

供稿｜清華同衡 總體發展研究和規劃分院 總體四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