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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解放戰爭的節節勝利，美國援蔣反共政策也日益捉襟見肘。在眼看國民黨大勢已去的情況下，不得不重新審查政策，謀求出路。

事實上，自1947年下半年以來，這個問題在美國政府中一直存在，也討論過多次。但由于冷戰的背景，反共偏見之深，對國民黨“改革”存幻想，以及國內右派的壓力，每次討論的結果總是延續“有限援助”的政策，寄希望于哪一天國民黨出現什么“新局面”，共產黨遇到什么嚴重困難，加上美國的金錢和武器，奇跡般地“扭轉潮流”(這是美國人在討論中國局勢時經常用的詞)。

大約從1948年秋開始，美國決策者開始認真考慮轉變政策，逐步“脫身”。這個轉變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在時間上大致與中國人民解放戰爭轉入戰略決戰階段起到大陸基本上解放這一時期相吻合。這里，“脫身”一詞是為方便計姑且借用美國的說法。

嚴格說來，美國從未真正從中國內戰中“脫身”。從主觀愿望上，美國希望擺脫被動局面，但是總不能及時見諸行動。可以說，美國決策者認識落后于現實，決策落后于認識，而行動又落后于決策，結果一直在重重矛盾中掙扎，陷于泥沼而不能自拔。但是在政策思想上畢竟曾有過一個轉變。

這一轉變有以下主要內容：

(1)政策目標從“盡一切力量阻止中共取勝”，變為“盡一切力量阻止中國成為蘇聯的附庸”。
(2)把重點從支持大陸的反共力量轉為設法“不讓臺灣落入中共之手”，制定了分離臺灣的政策。
(3)對中共從軍事斗爭轉入經濟與思想戰。
(4)把東亞的戰略重點移到日本，同時加強東南亞國家反共力量，以形成對新中國的遏制和包圍（或稱“圍堵”）。

換言之，美國承認對中國大陸已無能為力，決定“放棄”，而致力于把中國共產黨的勢力限制在中國大陸上。

1、讓美國人“清醒”的兩場戰爭

中國解放戰爭進入戰略決戰階段以1948年9月解放軍攻克濟南和開始攻打錦州為標志。

美國政府真正開始對中國局勢有清醒認識大致也在這個時候。

若干年后，艾奇遜向國會概述這一階段美國對華政策時稱：

“（國民黨)政府在軍事上真正垮臺是從1948年下半年開始。第一次大規模的叛變和崩潰發生在1948年9月濟南失守之時，當時政府軍隊不作任何努力，帶著一切物資裝備投降了另一方。”

濟南解放使美國朝野為之震動。司徒雷登聞訊立即電告華盛頓，評論說：“此事對政府的影響肯定是嚴重的”，“公眾對政府生存能力的信心現在一定降到了新的低點，并且肯定將立即嚴重影響經濟領域。”

9月30日，美國國務院專電駐華使館，要它對于濟南的國共軍事力量在這樣一種對比之下，共產黨能夠取得速勝的原因作出分析。司徒雷登復電稱：主要是由于政府軍士氣太差，毫無斗志；而共產黨方面士氣高漲，進攻勇猛、激烈，完全是按預定計劃打的。

以濟南解放為序幕，解放戰爭以震驚中外的迅猛姿勢向前推進。11月6日（沈陽解放后幾天），美駐華使館召集駐華軍事代表團和武官討論中國內戰的軍事形勢，與會者一致的意見是：除非美國軍隊親自參加作戰，否則，“任何數量的軍事援助都不能挽救目前更趨惡化的形勢”。但是使用美國軍隊來作戰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國或美國都沒有充分的時間來采取措施挽救這一軍事形勢”。

差不多與此同時，美國駐華“聯合軍事顧問團”最后一次報告也得出結論：

一般說來，軍隊在作戰時，武器和彈藥供應是充足的。之所以失敗，是缺乏裝備以外的許多原因造成的。

總之，美國無論再給多少援助，國民黨在軍事上的徹底失敗已無可挽回，這個結論是肯定的。

在軍事上一敗涂地的同時，蔣政府的所謂“貨幣改革”于11月宣告徹底失敗，經濟崩潰一發不可收拾，印發“金圓券”一舉把廣大中下層人民僅余的一點積蓄搜刮殆盡。

司徒雷登后來回憶道：

“1948年最后一個季度里所發生的事，頗帶有希臘悲劇的味道。在軍事上遭到失敗、貨幣貶值和民眾嚴重不滿的形勢下，委員長的孤寂形象格外突出。”

當時駐華使館一名工作人員后來發表的日記說，這一個時期使、領館打回去的電報都以“形勢正在進一步惡化”作為開頭。

2、倉皇的應對政策

1948年9月8日，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司提出一份題為“重審并制定美國對華政策”的文件（編號為PPS39)，可以算是美國政府內部第一份詳盡、全面闡述“脫身”政策的種種依據的政策文件。

該文件詳細敘述和分析了中國的人口、地理、歷史、資源、社會矛盾以及國民黨失敗和共產黨成功的原因。

主要提出幾點論點：

一是中國人口多、資源薄，加以政治不穩定，缺乏管理人才，因此工業化希望很小；在軍事上“與其說是戰略跳板，毋寧說是泥沼”，對蘇聯“最好不過是個弱的盟國，最壞不過是個無足輕重的敵人”；一旦發生大戰，中國無論站在哪邊，對美蘇作用都有限。
二是中國革命和事態的發展的動力在于中國本身根深蒂固的內在原因，非美國力量所能左右；國民黨垮臺是必然的；即使美國“全力以赴”幫助國民黨打敗共產黨，中國革命的深刻根源并未消除，不能保證國民黨再次為革命所推翻。
三是“蔣以后”的中國在相當長時期內將處于“無法預計”的“混亂局面”；中國共產黨只要不成為蘇聯的“附庸”，就不會形成對美國的威脅；等中共遇到一系列無法克服的困難，特別是與蘇聯的矛盾加深時，美國的機會就會來到。

基于這些看法，文件作者認為，美國傳統對華政策在相當一段時期內行不通。于是，提出了以下幾點應付目前局面的“現實政策”：

(1)繼續承認現存的國民政府。
(2)在國民政府如我們現在所預料的那樣被消滅之后，根據當時情況再考慮承認問題。
(3)盡可能阻止中國成為蘇聯的政治、軍事附庸。

這份文件的執筆者是當年曾參加“美軍延安觀察組”的約翰·戴維斯，他對中國的現實有較深刻的認識，自不待言。而文件的主持者是當時的國務院政策設計司司長喬治·凱南。

他本人并無對華工作經驗，是重歐輕亞戰略的代表人物之一。

在亞洲，他還有一句名言：

“在一個真正友好的日本和名義上敵對的中國面前，我們美國人可以感到相當安全；而一個名義上友好的中國和一個真正敵對的日本對我們的危險，已在太平洋戰爭中表現出來。”

總之，在那個時候，凱南極端輕視中國，認為中國貧窮落后，國民黨管不好，共產黨也管不好，對美、對蘇都形不成威脅，價值也不大，而只能是負擔。從這一估計出發，他主張美國及早從中國“脫身”。

若干年后，凱南承認自己對中國共產黨估計錯誤。

他說：

“我當時非常錯誤地懷疑中國共產黨人是否有能力在整個中國建立他們的統治，并持久地維持下去。”

不論是出于對中國現實的客觀認識，還是由于歪打正著，這份文件終于明確得出結論，美國無法挽救國民黨的敗亡，美國應及早“脫身”，取得主動。在政策目標上有一個微妙的變化，就是把“盡力阻止中共在中國取勝”，變為“盡力阻止中國變為蘇聯的附庸”。換言之，不一定把中共取勝與蘇聯取得中國劃等號，因此，美國不一定非反對到底不可。

“重審并制定美國對華政策”于10月13日正式成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文件（編號為NSC34)，印發給各有關部門討論。

盡管這份文件已經對形勢進行了詳細的分析，并且把美國應及早抽身的理由說得那么透徹，美國的主要決策者還是一直處于猶豫觀望之中，并且繼續進行其注定要失敗的阻撓中國革命勝利的活動。

10月底，馬歇爾致駐華使館的指示電中一方面說要特別慎重不能對中國承擔責任，另一方面又說，美國軍需部正在進行種種努力向國民黨運送軍火。直到11月底，美國國務院發出的協調各部門工作的對華政策聲明仍然提：“共產黨統治中國廣大地區是對美國實現對華政策的嚴重阻礙”，表示還得繼續扶蔣，但不能全力以赴。

可見，直到那時，還是延續“有限援助”的政策。與此同時，美國還進行了扶植蔣以外的反共力量的討論和嘗試。

3、猶豫不決的“脫身”

就在美國決策集團內部在現實與幻想，清醒與執迷不悟，靈活與頑固的矛盾中搖擺、躊躇的時候，中國人民解放軍繼解放錦州之后，克長春，平遼西，取沈陽，下徐州，一直打到長江邊。遼沈、淮海兩大戰役勝利結束，平津戰役已成甕中捉鱉之勢，美國援蔣的大批軍火轉眼之間都到了解放軍手中，蔣介石獲得了“運輸大隊長”的雅號。

1949年1月，《美軍關于1948年軍事發展的情報總結》得出結論：

“過去一年中特別是最近四個半月的事態發展結果，國民黨軍隊遭到損失之慘重，使其軍事地位已下降到沒有可能獨立恢復的地步。另一方面，同樣的事態發展使共產黨的地位大大上升，能力大大加強，現已有能力對國民黨軍隊取得完全的軍事勝利。”

在這期間，美國駐華使領館人員也紛紛反映情況，并提出美國改變對華政策的建議，其中不無坦率、精辟之見。

終于，在1949年2月4日，也就是北平和平解放后三天，杜魯門才正式批準了落實“國家安全委員會”文件（即PPS39)的行動建議書(NSC34/1)，肯定美國當前的對華政策目標是：“阻止中國成為蘇聯的附庸。”

為達此目的：

(1)應制定計劃以便隨時利用在中國出現的機會；(2)把中國的重要性排在其他與美國利益攸關的地區之后。

盡管這兩條仍不是具體行動，但可以算作向“脫身”方向轉變的開始。

2月28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又提出一份報告(NSC34/2)稱：

今后美國在中國將和蘇聯易位，蘇聯影響將日益加強。蘇聯等了25年才恢復在華影象，美國可能需要等的時間更長。

目前應該：

(1)不再援助其他反共力量，除非它能證明即使沒有外援也能有效地抗擊共產黨。
(2)與中國各種成分保持最廣泛的聯系。
(3)不斷加強文化宣傳工作，宣傳美國對華的“傳統政策”。
(4)在謹慎避免干涉內政的條件下，盡量利用中蘇之間的政治、經濟摩擦。

按照這一方針，美國準備停止反對中國革命，同時盡量利用中蘇矛盾以待時機。但是前者，美國在行動上始終沒有做；后者想做而沒有成功。

4、美國應對“脫身”的政策調整

在考慮從中國“脫身”的同時，美國對亞洲政策作了調整。主要在以下兩方面。

（1）開始重視和依靠日本

戰爭結束時，美國對日本的政策著眼點是防止日本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后的德國那樣東山再起。因此駐日盟軍司令部采取了一系列鏟除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和民主改革措施，并促使日本通過和平憲法。

以喬治·凱南為代表的重日本、輕中國的戰略思想開始時，在美國政府中還不是主流。隨著“冷戰”的加劇和中國形勢的變化，扶植日本作為美國在亞洲抵制蘇聯影響的最主要的依靠力量的想法日益占上風。

早在1947年2月，美國國務院日本朝鮮處即提出了復興日本經濟的方案。6月，美國國會通過“占領區經濟復興”法案，批準向日本提供購買進口原料的資金以協助其擴大出口生產。

1947年10月，以凱南為首的美國國務院政策設計司與軍方合作重審對日和約草案，提出了比較完整的一套美國對日新政策的建議。總的精神是改變削弱日本的做法，轉而致力于扶植其經濟和防務力量。

凱南在馬歇爾同意下并就此專程去日本與麥克阿瑟磋商，取得后者的支持。1948年2月，他曾提出一項政策文件，指出美國在遠東戰線拉得太長，應該收縮。“日本和菲律賓終將成為太平洋安全體制的基石，足夠保護我們在那里的利益。”

并建議：“盡快解除我們在中國所承擔的不健康的義務，設法恢復我們對那里局勢的超脫地位和行動自由。”

到1948年底、1949年初，也就是與美國考慮從中國“脫身”同時，這一政策轉變正式付諸實施。駐日盟軍司令部宣布日本“改革”時期結束，開始建設時期。美停止了對日財團的限制政策，指使日本最大的工會“總評”把日共排擠出去，并慫恿日本建立了7.5萬人的“后備警衛部隊”。

到1949年9月，在國民黨要在聯合國控告蘇聯在東北的行為違反1945年中蘇條約時，凱南有一封致副國務卿臘斯克和無任所大使杰塞普的信，頗發人深思。

他認為國民黨根本無力控制東北，美國決不應該在“中國對東北的主權上做文章”，因為：

總有一天，而且可能比我們想象的要早，現實主義會要求我們不去反對日本的勢力與活動重新進入朝鮮和“滿洲”。事實上，只要世界基本政治形勢大體上保持目前狀況，這是抵消或緩解蘇聯在這一地區的影響的唯一現實的前景。我國政府現在如強調中國中央政府對東北理論上的主權，將來就會造成恢復這一地區力量均勢的令人尷尬的障礙。

凱南還提到早在1905年，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就說過，美國在東北亞最好的策略就是讓日蘇兩家面對面，互相起“緩解作用”。

（2）加強扶植東南亞國家的反共力量

從1948年底開始，經過一年的醞釀，1949年12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在通過有關臺灣的政策文件同時，通過了兩項關于亞洲的政策文件。其基本精神是與蘇聯和各國共產黨爭奪對這一地區民族獨立運動的領導權，為此，要以滿足這些國家民族要求的方式來加強其政府的親西方傾向，支持非共產黨力量，以便贏得當地人民的歡迎；并提出，由于臺灣很可能落入共產黨手中，應盡一切力量加強美國在菲律賓、琉球群島和日本的安全地位，同時利用一切政治、經濟、宣傳等手段擴大美國在亞洲的影響，以阻止共產主義在該地區的“蔓延”。

這實際上就是把戰略防線從中國推到中國邊緣地區，也可以認為是后來美國奉行了二十多年的對中國孤立、包圍、“遏制”政策的序幕。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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