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1982年開始讀研究生，從碩士到博士，學的都是宋代史，到90年代初，開始涉獵清末民初的江南區域史研究，回想起來，倒不算意外。

從大學本科時期起，我就對社會經濟史特別感興趣，說不清什么原因。讀碩士時，1983年暑期，曾跟隨研究明清經濟史的蔣兆成老師到浙北蘇南等地鄉鎮作田野調查，一路上我其實只能算一個旅伴而已，對蔣老師關心的調查問題，十足的懵懂。不過也正是在這一次“田野”，讓我了解浙北蘇南的那些市鎮，烏鎮、王店、王江涇、盛澤、震澤、南潯……，原來在江南的歷史上扮演過如此動人的角色。另一方面，此行也讓我見識了當時江南地區這些市鎮的面貌，生活依然不乏閑適，偶然可見精致的民居，卻無法掩飾角角落落表露出來的敗落與無奈。第二年夏天，我又幸運地參加了由唐史研究會組織的唐宋運河考察活動，從浙東運河起點寧波市出發，轉到大運河終點杭州，沿江南運河北上，在南京渡長江轉到揚州，再向北從淮陰沿著當年汴河故道到達開封。考察活動一路車船兼用，既查考歷史遺跡，又察訪各地民生。那次是生在江南、長在江南的我第一次得以深入觀察不同地域的風土人情，民眾生活，感觸非常深，從而也促使我開始思考“中國”這一龐大文明體所可能包含的巨大地域差異性。記得當時我站在開封城北黃河入汴的柳河口，一邊是河道里翻滾奔流的泥漿（對于看慣了江南一汪清泉的我來說，黃河里流動的絕不象是“水”），另一邊是從懸河堤壩上向下俯瞰的田野，還有遠處的開封城，真令人得以感晤“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的道理。后來到北京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曾設想以“區域經濟”為主題撰寫博士論文，因故未成，想來也有這次考察經歷的影響在。

1993年，當時我已到杭州大學工作，偶有機會得以申請美國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董事會）的研究基金，當時的設想一是研究計劃的規模要大一點，二是應該多學科交叉，于是多年前的田野考察經歷再次在記憶中復活，遂提出了“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這樣一個研究計劃，得到基金會的批準，并于次年開始研究工作。從此我大約有三四年時間完全放下了宋代史研究，沉醉于清末民初的江南區域史領域。

當然，上述的田野考察經歷，只是促使我從中古史研究涉獵帝制后期江南區域史的一個動因，當時歷史學學理上的一些思考也許更為重要一點。

長期以來，我們所接受的正統說教，都認為歷史學的功能是要研究發現社會發展的規律，以便指導今天的人們去遵循這個規律。隨著國門的重新開放，外界異說并入，逐漸影響學人的思想，使得我對“規律”的這份執著開始動搖。茫然之中，心想古人所說“其國可亡，其史不可亡”，史學的功能之最基本者，當屬保存歷史的記憶。只要記憶得以保存，其中是非，盡可由后人評說。那幾年出于種種原因，也時不時游訪周邊鄉鎮，看到不少地區為了發展經濟，引進制造業，視市鎮舊區的傳統建筑為累贅，拆舊建新，以為政績；經濟生活的由農轉工，現代交通的延伸，民眾經濟生活與文化習俗的轉變，更在根底上侵蝕著江南市鎮的傳統文化，豈止外表景觀的破壞而已。因此我們意識到研究傳統江南市鎮是一項具有急迫性的任務，必須立即著手，盡可能趕在社會變遷步伐之前，“搶救”一些歷史記憶。

但是，時至90年代初，江南區域研究已非小邦，實蔚為大國，作為一個半路出家的涉獵者，從哪一角度著手，也頗費思量。當時在這個領域除海外學者外，國內也已有相當數量的成熟論著刊布，例如樊樹志先生的專書，份量就很重，讓人頗感壓力。不過綜觀言之，學者們的關心點聚焦于明清時期的江南市鎮，即考察帝制后期江南地區農業高度專門化背景之下的農村商業聚落成熟形態，而關于這種商業聚落面對近代西方工業的沖擊，有哪些“反應”，即從清末進入民初時期江南市鎮的歷史命運，關注者尚少。這恰恰是我最感興趣的方面。多年以來，可能也是出于傳統史學的影響，我一直認為史學研究最為切要的任務，是要關注當代史。出于時勢的限制，讀研究生時選擇專業，明智地決定潛水于古代。當開始為江南市鎮研究選擇突破口時，既考慮了學術史的背景，更因不自量力的“現實關懷”的推動，關于它“近代命運”的視角基調就這樣定了下來。

二

從古代史專業轉而涉獵清末民初江南區域史，事實證明是一個收獲頗豐的學習過程。

相比于較為熟悉的中國古代史研究場域，清末民初江南市鎮這個論題對我來說十分生疏，需要盡快深入了解它的文獻資料、分析工具以及學術積累等多方面內容，才有可能真正展開研究。也正是在這一基礎層面，使我學到了許多新知識，受益非淺。回想起來，尤以前兩者為突出。相對而言，宋元以前因年代過早，除考古資料之外，研究工作主要就得依靠存世文獻了。明清史，尤其是清末民初的江南區域史研究就大不一樣，刻版文獻之外，檔案、報刊、佚文、地志、碑銘、口傳資料，不一而足，可供發拙的余地遠較前代為大。尤其是田野調查，常有意外收獲，令人興奮。

這里先談當時對理論分析工具的一些考慮。

可能是記載更為零散，史實理清不易的緣故，學人從事中國古代史研究，實際常圍繞著史料考訂展開，談笑所稱“主義加考證”的路數，貌似十足的“理論化”，實際上對范式的歸納頗為忽略，至少在我的體會中，有其客觀原因。但討論清末民初的江南區域史情況就有點不一樣了，在這一研究領域，麻煩的常常是存世的歷史信息過于豐富，使人難以理清頭緒。對于初步涉獵這一領域的我來說尤其是如此。因此在閱讀史料的過程中，理出一個分析的框架就至關重要了。也就是得確定該關注哪些，舍棄哪些，以使自己不至于被掩埋在無窮的史料之中。這就需要借用一些社會科學的分析工具。

現代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之所以有助于史學研究，是因為兩者的研究對象是一致的：一為現代人類社會，另一為歷史上的人類社會。只是由于兩者所涉及的時間段有異，且史學研究受存世資料的制約，所以根據現代社會的實際歸納提煉而成的、具有明確的地域性和時代性的一些假說與概念，不一定能完全應用于歷史研究。對此，我們當時的認識是較為清晰的。不過相對而言，關于清末民初江南社會，一方面存世資料較多，另一方面它正處于轉型過程之中，因此比較有利于引用一些現代的社會科學分析工具。當初的考慮——顯然也是受到了當時國家政治形勢的影響——清末民初江南地區社會轉型的最重要推動力，是近代西方工業經濟對中國傳統農業經濟的沖擊，比較接近現代化理論所描述的場景。雖然現代化理論是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為了解決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問題而興起的，但其理論淵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的古典時期。而且自20世紀初以來社會學第二代大師們多從進化論轉向典型學方法，強調理論與現實間不存在完全的對應關系，認為欲理解前現代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需要制定二分法概念。此概念的每一端選擇最能代表那一類社會（傳統或現代）的某些特征，展開對比分析。在邏輯上，這兩端是互斥的；在現實中，二者則是交錯的。這似乎就使得我們有理由“選擇性”地借用這個分析工具。通俗地講，就是在應用此分析工具時，十分注意擺脫其脫胎于歐洲經驗的固有模式，力求使自己的歸納符合中國社會結構的特點。這樣的一番考慮之后，我們就比較清楚討論所需要涉及的內容了——工業經濟逐步展開的各個層面，如交通、蠶桑絲織、植棉紡織，以及由產業變遷影響所及的江南市鎮社會生活各不同層面，如文化傳播、社會結構、習俗、鎮區布局、人口結構等等都是。

也許，僅從前面羅列的這些內容看，似乎與分析傳統時期社會經濟并無二致，不過我們當初的關注點卻是十足的“近代”的：關注江南市鎮社會生活各個側面在近代工業經濟影響下的變遷過程，尤其是產業更替——即從傳統以手工勞作為基礎、以家庭作坊為基本單位的專業經濟，轉向工廠化集約生產的現代工業經濟。由此所帶來的技術的革新，從業人員的更替，產業布局的變化，以及社會文化與社會習俗的棄舊趨新，無疑是前所未有的，因而呈現了自己的特色。

也正因此，記得當初分析中有兩個內容引起了我們特別的關注。

一是社會文化中心的移易。如前賢所論，中國的傳統文化是鄉土性文化，鄉村文化是都市文化的根柢。在重土觀念的支配下，雖然到帝制后期，遷居都市已成趨勢，但在精神文化上，絕大多數從政或游學的士子，都將他們離家在外的寓居之地視作人生旅途的驛站，最后還要返歸鄉間故里。只有故里才是他們心理情感上真正認同的歸宿之地。鄉村始終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汪洋大海，而都市不過是這汪洋大海中零星散處的島嶼。而市鎮既是鄉村經濟生活的中心，也是鄉村文化生活的中心，因此是鄉村文化的聚焦點，是鄉村文化的代表。到了清末民初，傳統時期的這種文化布局出現結構性變化，鄉村文化已無可奈何地開始衰落了。在工業主義的影響下，各種現代因素向都市集中，都市開始從城鄉一體的文化結構中分離出來，將西方的工業主義、近代科學技術與殖民文化滲雜在一起，形成與傳統鄉村文化相對立的中國近代都市文化。城鄉之間開始出現濟經上與文化上的差別，都市，尤其是近代口岸城市，成了區域的經濟中心與文化中心，一步步地影響著它周邊的農村地區，位于農村的市鎮則成了這種文化傳播的中轉地。由此形成的與傳統文化的落差，就成了我們觀察江南市鎮“近代命運”的最好視角。

另一是工業化擴展影響下市鎮結構的變化。根據歐洲的歷史經驗，隨著工業都市的興起，各種現代化因素向規模較大的都市集中，大量人口遷居都市，傳統農業經濟時期形成的鄉間小集鎮因此衰落。清末民初時期的江南地區卻并非如此，出于各種因素，衰落的市鎮固然也有，但其概率似乎與傳統時期差別不大；一些歷史名鎮在這一時期由于產業轉型較為成功，如余杭的塘棲，松江的徐家匯等等，反而得到擴張。這一歷史現象自然成了我們關注的重點。分析的結果表明：江南地區長期以來所形成的寓工于農的家庭生產結構，在社會轉型過程中顯示了頑強的生命力，在某種意義上或者可以說更顯示了其創造力，因此在“工業化”這個看似共性的外表之下，內里結構仍因不同民族歷史傳統而有著自己的特征，影響到市鎮的布局結構，于是就有了如我們后來所歸納的“市鎮數量雖無較大增減，互相間卻已產生明顯的分化”現象。總體觀察，直至20世紀30年代，雖然農村經濟趨于蕭條，江南市鎮卻并未衰落。大膽地說一句，這樣的歸納，大概是可以為前面所說的“典型”列為例證的。

如果說現在我在習史中比較重視“問題”以及范式的歸納，那幾年涉獵江南市鎮研究經歷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

三

那幾年從事江南市鎮研究是一段相當愉快的經歷。

也許是當時自己還算年輕，精力充沛；又也許是當時大學的官長們還懵懂未開，不知道用“數目字管理”，我們不必時時掂記著“論著”的產出，得以心靜氣閑地討論，安心沉醉于清末民初江南社會精彩生動史事之中。不過在我的記憶中，印象最深的是當我們一行人走訪于浙北蘇南那些名聞暇邇的鎮區，其景觀之生動，民俗之純美，每當調查有所收獲時的喜悅，以及新朋舊友的情誼，至今回味無窮。

說到景觀，純從旅游參觀的角度看，現今那些作為旅游景點營造起來的江南名鎮，整齊的民居店鋪，潔凈的街道，長長的廊棚紅燈籠高掛，還有精致周到的旅游服務設施，無疑更為美觀。可是我總覺得它與真實的生活有點隔閡，真實的江南市鎮生活不是這樣的。記得有一次我們來到湖州趙孟頫的故里下昂鎮，很小的一個地方，短短一條市街，因為不是位于公路要道上，已明顯衰落了，到處露出破敗相。市河邊上還殘留有一小段美人靠，歪歪斜斜的，我坐在上面，面對著幾間破舊的店鋪，雜貨店，茶館，還有一間竹器鋪，不遠處是小小的一座石橋，不知叫作“聽月”還是“望輝”，一條農船正從下面經過，眼前就浮現了舊時市鎮興盛時的景象。在明清時期，下昂是周圍一二十里農村的貿易中心，每逢市集，市街上熙熙攘攘，村落農民紛紛搖櫓坐船來到這里，賣掉絲米菜蔬，幾個雞蛋，換回鹽酒雜貨，或者一把新鐮，最后必定還要到茶館去聆市面。沿市河的美人靠更是他們歇腳之處。我當時的心緒，大約就是所謂“神入”地與歷史對話了。這樣的心境，只有我們這樣的探訪者才需要有，游客自然不必。人家在都市生活累了，走到被精心營造起來的“市鎮”生活場景中游玩一番，放松一下，回去再到生意場上去拼博。歷史太沉重，不需要。歷史學家眼中生動的景觀，多半不是大眾所愿意欣賞的。但是歷史學家無法舍卻此情此景。現在我們到哪里去尋找它呢？田野調查的目的并非全然為了在歷史的場景中神游，不過盡量接近它，對于理解歷史無疑大有收益。當初設計中所謂搶救歷史記憶的目的，在某種程度也是指此而言。

探訪市鎮老人、搜集口傳資料，是調查工作的重點。問卷的設計，地點的選擇，當然很“學術”，實際上同時還必須掌握非學術性的要點：目的地是否有你可資利用的官方與非官方的資源，來協助你的調查。否則你的工作也許會事倍功半。人情世故絕非學術，卻也是理解歷史的前提。這中間常常會碰到一些新朋舊友，伸出無私援手，令人倍感溫馨。我有幾位大學同窗當時正在地方工作，都不斷地被我騷擾。臺灣清華大學的張元老師為了幫助我們申請某項基金，曾捐資花時間與我們一起走訪各地市鎮。一些素不相識者的無私幫助，在令人喜出望外之余，常常能給我們以額外的歷史信息。我現在手頭有一本新編《周莊鎮志》，就是當地一位鎮民無償贈送的。平時在各個市鎮走街穿巷，推開居民的家門參觀訪談，總能得到熱情的接待。

不過純就“學術”而言，記憶中對我觸動較深的有兩件事：一是當初為了界定鎮區居民的自我文化定位，問卷設計中有一題：“您認為市鎮上的居民算是城里人，還是鄉下人？”結果各地大多數被詢問者都答以“鎮上人”，這也許正是從某一側面說明了江南市鎮的聚落性質，給了我一個十分有價值的提示；另一是記得探訪南潯鎮宿耆林黎元先生。林先生告訴我，從前南潯有錢人家都會讓自己的孩子吸一點鴉片，實著令我意外。詢以究竟，林先生說：“這里有錢人家的父母都不希望孩子到外面去闖蕩，吸一點鴉片，可使他們留在家里，不離開父母。”他而且將那幾年湖州地方經濟發展的相對遲緩歸咎于這種地方文化習性。嘉湖地方自明清以來經濟發展，生活安逸，20年代湖州民謠“絲行店伙真寫意，頭發梳得光，咸蛋吃個黃，魚蝦喝點湯”，是其寫照。這些是我們閱讀文獻所能了解的，但安逸自戀到如此境地，若非林黎元先生坦陳，實非想象所能及。

實事求事地講，當時為了搜尋資料，有時的確辛苦。記得為了讀民國《竹林八圩志》，薄薄的一冊，不得不專門從杭州去了一趟嘉興圖書館。有時勿勿趕到某地，發現計劃中想探訪的對象早已不復存在。記得曾在桐鄉濮院鎮看到過兩座石拱橋，相互成直角狀，美倫美奐，比陳逸飛筆下的周莊雙橋漂亮多了，當初勿勿拍了照片，回家沖洗出來一看不太理想，后來有一次從嘉興回杭州途中專門轉到濮院，想再去補拍一下雙橋的照片，走到一看，橋已被拆掉了。在工業化影響之下市鎮的轉型過程中，又有多少歷史記憶被這樣無情地抹掉了，史家的努力實在微不足道，但偶有收獲，歡喜鵲躍，樂在其中。

當時我們在資料工作方面實在留有不少缺憾，特別是在檔案與報刊資料的搜尋，余地最大。近年來關于市鎮史研究有顯著進步，優秀的研究成果不斷問世，歷史資料的積累也很有收獲，不過有一些歷史記憶看來是永遠不可追尋了。

朱子曾說“雜學方謂之博”，他分析博與約的關系，認為“博之與約，初學且只須作兩途理會，一面博學，又自一面持敬守約，莫令兩下相靠，作兩路進前。用工塞斷，中間莫令相通。將來成時，便自有會通處”（《朱子語類》卷三三）。博須以約為基礎，即學習一門知識，須得深入，須得真正掌握，不能半通不解，淺嘗即止；等到各種學問積累到一定程度，“便自有會通處”。近十年來，我又回到了宋代史領域，那幾年從事江南市鎮史研究的經歷，無論在理論方法的訓練，還是關于帝制后期歷史知識的積累等不同層面，都明顯回饋著我現在的研究工作。這是不是朱子所說的“會通”，未敢妄言，但習史者不可局限于自己的方寸之地，的確是我的體會。

摘自《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