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黃澤敏

編輯 | 阿樹

SCI論文，第一作者，對于很多本科生和碩士生來說，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一名高中生卻“信手拈來”，不到半年，兩次以“一作”身份，發表重磅SCI論文。

5月底，陜西省西安中學國際部2024屆學生張某苒，便是這樣引發了關注。媒體梳理發現，張某苒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先后于2023年12月和2024年4月在國際期刊上發表論文，其研究成果涉及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計算生物學等眾多領域。

也是在這期間，張某苒還以第三作者發表一項關于保健品中褪黑素的研究，也是一篇SCI論文。

但更引人矚目的是，張某苒的名字，總與陜西理工大學特聘教授張某鶯同時出現，即便沒有署名張某鶯，致謝部分也提及了后者的幫助。

隨后，兩人被證實為父女關系。

論文作者信息顯示張某苒和張某鶯兩人名字

西安中學國際部一位工作人員向媒體確認，張某苒系該校國際部學生，“成績一直很優秀，雅思成績8.5，高中畢業之后就出國留學了”。其還提及，學生父母均為教授，推測論文“應該是和他人一起合作，家長應該給了指導”。

同時，與張某鶯同一課題組的老師表示，已經把相關情況反映給學校，“沒有任何問題”，并稱該學生“很努力，老師也很努力”，后續將收集質疑聲上報有關部門。

這些回應未能平息公眾質疑。網友們疑惑，什么樣的學術訓練能讓高中生在SCI論文上占據一席之地？也有人質疑，父女聯合署名是否涉及父親利用職務之便為女兒“鋪路”？

這場爭議背后，觸及學術論文署名的倫理底線，也催生了公眾對教育公平的深層焦慮。

高中生何以發論文？

針對“高中生發論文”的討論，要么驚嘆是“學術天才”，要么質疑為“世襲學閥”。矛盾的核心在于，SCI學術成果與高中生身份之間的割裂感。

作為世界著名的文獻索引數據庫，SCI是學術界公認的評價科研成果的重要指標之一。對于本科生和一般碩士生來說，沒有經年累月的學術訓練，很難發表一篇被SCI收錄的論文，更遑論一名高中生這樣密集地發表。

南風窗梳理發現，在張某苒與張某鶯共同署名的論文中，其中一篇是關于保健品中褪黑素的研究，于2023年10月發表在國際期刊《Analytical Methods》。這是分析化學領域的期刊，2024年影響因子為2.7，JCR分區Q2，中科院分區化學類3區。張某苒為第三作者。

另一篇署名第一作者的論文，題目是《計算分析和藥物再利用：針對TDP-43 RRM使用FDA批準的藥物》，聚焦TAR DNA結合蛋白（TDP-43）這一神經退行性疾病的病理學標記蛋白——其異常聚集，往往被認為與亨廷頓氏癥、肌萎縮側索硬化癥和額顳葉癡呆癥等罕見病有關。該論文于2024年4月在《The Journal of Emerging Investigators》（JEI）發表，JEI為非核心期刊，主要作為學術訓練平臺。

張某苒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參與SCI論文的寫作

從這些論文來看，張某苒“深耕”生物化學、分子生物學、計算生物學、免疫學和分析化學等領域。

另有一篇“一作”SCI論文于2023年12月在《Biotechnology Journal》發表，是一篇關于抗體模擬物的研究。張某鶯并不在合作者之列，但也給予了支持。文末作者貢獻顯示，“張某苒和二作（Longjiang Wu，陜西理工大學）貢獻同等，前者負責概念構思、方法設計、調查研究、驗證、數據管理以及原始草案的撰寫。張某苒所付出的努力已得到其父母的充分認可與全力支持。”

公開資料顯示，張某苒曾多次獲國際大賽獎項，其中包括2023年英國生物測評（BBO）全球金獎、2022年美國生物奧林匹克競賽金獎、2022年澳大利亞化學測評（ASOC）全球二等獎等。

2023年英國生物奧林匹克競賽（BBO），張某苒獲得全球金獎

光從獲獎情況看，張某苒的確是一個優秀的學生。但公眾的質疑并未被打消。

一方面，高中生發表SCI論文，突破了社會對學術成長路徑的常規認知。這種認知出入，也曾見于娛樂明星發表學術論文的爭議中。如楊冪發表核心期刊論文時，公眾普遍質疑其行程繁忙下的學術能力和科研真實性。

一篇英文理工類論文，與長時間的知識攝取、實驗室里的反復實驗、高水平的英語能力掛鉤。反復的修改和打磨更是常規流程。

發表SCI論文對能力的要求更甚。與普通論文不同，能夠發SCI論文通常被視為“高學術能力”的體現。中學生群體顯然不符合公眾對這些能力和條件的刻板認知。

更重要的是，最核心的問題不是高中生能不能發SCI，而是“與父母合作”是否存在學術道德問題。畢竟，另一起父女合作發論文引發的風波，還未平息下去。

就在今年5月初，重慶大學2021級本科生劉某喬喜獲國家獎學金，卻被發現其發表了 14 篇 SCI 論文（含 5 篇一區、9 篇二區）及 14 項發明專利，最早可追溯至初中。

知網劉某喬發明專利搜索結果截圖

媒體注意到，這些論文和專利中，第一作者多為劉某華，是重慶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教授。多家媒體報道稱，劉某華與劉某喬為父女關系。

隨后校方證實兩人的父女關系，并通報稱，劉某華利用職務之便，為女兒掛名論文及專利，存在學術不端，其本人論文還存在圖片上傳錯誤等問題。校方免去劉某華職務，撤銷劉某喬國家獎學金等榮譽。

公眾對于張某苒與張某鶯父女的質疑，也需要相關方面給出權威通報。

學術署名規范

面對質疑，也有不同的聲音出現。有人試圖“理解”當事人的處境，認為“是父母在托舉下一代”。更有聲音認為，父親愿意與孩子分享學術成果，只要未挪用他人成果，外界不必過度干預。但這類觀點忽視了學術規范的剛性。

我國對學術不端行為有明確界定。教育部《高等學校預防與處理學術不端行為辦法》明確規定，“未參加研究或創作而在研究成果、學術論文上署名”“虛構合作者共同署名”等均屬于學術不端行為。

教育部《高等學校預防與處理學術不端行為辦法》第二十七條認定構成學術不端的行為

也就是說，如果大學老師把做好的成熟課題直接“分”給親屬或學生，這種形式上的署名，不僅違反署名規范，更是對學術倫理的破壞。

署名并不是簡單地把名字排一排。在學術界，署名不僅意味著對成果的擁有權，更承擔了對研究過程及數據真實性的責任。

北京大學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研究員李明松曾受訪表示，署名是體現學術貢獻的核心要素。其表示，論文署名有約定俗成的國際通行規則，不同學科或許會有些不同。論文合作中，署名應當遵守共同的學術規則，即對論文研究的實際貢獻程度。

具體而言，國際醫學期刊編輯委員會提出并修訂的“四項貢獻標準”已成為國際學術界的通行署名規則。我國在2022年頒行的《科研失信行為調查處理規則》中同樣參考了該標準。

2020年，美國國家信息標準協會在該原則的基礎上，制定了“貢獻者角色分類（CRediT）標準”，將論文貢獻細分成14類，如總體構思、數據管理、規范分析等。

貢獻者角色分類（CRediT）標準

國內外有部分期刊采用了該標準。要求作者在投稿時填報具體貢獻，且所有作者的貢獻明細會作為獨立一段公開在文章末尾。

部分刊物還要求提交“利益沖突聲明”。若作者間存在親屬關系或其他利益沖突，需額外作出聲明，編輯部將視情況決定是否需要補充說明或調整評審流程。一旦發現“掛名”行為，論文將被拒稿或撤回。

在公務員系統里，“親屬回避”沿用已久。對親屬關系的警惕，同樣適用于學術論文的署名與評審環節。當親屬關系介入，難免會引發是否有人坐享其成的懷疑。這種可能存在的“特權”，讓真正刻苦鉆研的學生感到不公。

科研是探索未知、培養思維能力和實踐能力的機會。一旦學術評價被血緣、人脈等干預，科研就會淪為“拼背景”的工具。如此一來，科研的價值和意義將被徹底扭曲。

科研風吹至中學

事實上，中學生參與科研早已不是新鮮事。

自2013年來，教育部和中國科協聯合實施的“中學生英才計劃”，旨在通過系統培養，讓具備科研潛力的高中生接觸前沿科學領域。

通過選拔入選的高中生，參與課題討論，走進實驗室，在導師指導下開展科學研究，部分優秀學生甚至能發表學術論文。

例如，曾有學生通過兩年的持續科研投入，斬獲全球青少年科學競賽相關的獎項，其論文被國際一流期刊接收。對于這些學生而言，帶著具體課題與專家導師交流、動手做實驗、發表科研論文，早已成為真實的成長體驗。

北京師范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博士生在指導中學生進行菌液細胞轉化實驗 / 圖源：新華社

在高考成績與綜合素質并重的大背景下，許多家長認為，孩子多一項科研成果或競賽獎項，就多一分升學優勢。這種心態的驅動下，中學階段的科研演變為具有明確升學含金量的路徑。

高中生做科研不再只是“小眾賽道”。申請美國的頂尖學校，如哈佛、耶魯等，科研經歷幾乎是標配。不少申請者有豐富的課外經歷、科研成果。而這些成果往往能成為他們選拔的“加分項”。

這種需求下，中學生科研，已經卷出了一條完整的生態和產業鏈。

在國內，各類暑期科研營、名校科研提升項目涌現，學費從數千元到上萬元不等。不少家長仍愿意花重金為孩子的升學助力。

科研之風，甚至蔓延到了小學。許多家長在小學時候就謀劃著讓孩子參加科研比賽，砸錢找機構幫忙指導做項目，只為獲得一個獎項好為孩子加上一分。在激烈競爭的升學環境中，競賽、論文等成果成為凸顯“學生差異化”的方式。

《天才基本法》劇照

國外也有類似的情況。普利策新聞獎得主Daniel Golden在2023年發表的《大學招生伎倆：花錢讓你的孩子成為“同行評審”的作者》中揭露，近年來，美國及全球已涌現出至少20個面向高中生的在線科研項目及配套期刊。

這類服務每年為全球至少1.2萬名學生提供服務，收費2500至1萬美元，涵蓋導師配對、10-15周定向指導及論文發表，部分還提供增值服務，如名校教授推薦信等。

在美國，來自高收入家庭的高成就學生進入精英學校的可能性是低收入家庭的三倍

“出版專家”會協助將論文投向各類在線期刊及預印本平臺，幾乎所有高中生的論文都能找到發表渠道。

有的期刊為追求發行量，或收取版面費，默許高中生灌水，審核流程也很簡單。報道提到，一位準高二生花3500美元參加了一個在線服務。她在文中對一家雞肉連鎖品牌熱情贊歌，部分內容聽起來像是客戶推薦。

比如文中稱贊其食品比快餐漢堡更健康，該公司的招牌三明治既不過于平淡，也不過于花哨，“每一口都讓我欲罷不能”，僅憑味道，該品牌“注定會成功”。但這些顧客好評式描述，卻被包裝成學術研究。

科研內卷，也加劇了署名不當的現象，在以升學壓力著稱的韓國，掛名父母、熟人的丑聞，便是層出不窮。

早在2017年，韓國首爾大學便發現一起將青少年子女列為共同作者的丑聞，隨后教育部介入調查。2018年，韓國初步發現過往十年間共 82 篇論文存在署名不當，39篇與子女升學直接相關，涉及 29 所大學、16 所高校。2019年，又發現9篇可疑的中學生掛名論文，其中 5 篇為研究者子女。

家庭優勢

高中生參與科研，往往需要成本投入。科研成果看似是個人能力的體現，實則以家庭、學校和社會資源的疊加為前提。有研究表明，青少年的科研潛力不僅源于個人稟賦，更與外部環境密切相關。

中學生的科研潛力并非“天生”的。文化資本的作用從幼兒園、小學就開始顯現，同樣也作用于科學研究。

以面對高中生的科技競賽“明天小小科學家”為例。一項針對98名終評選手申報材料的分析顯示，絕大多數獲獎者興趣廣泛，曾參與各類競賽并獲獎，且其父母（監護人）普遍具備較高教育水平，多從事教師、科研人員、醫生等職業。

“明天小小科學家”競賽選手展示自己的科創項目“仿生機械手” / 圖源：新華社

這類家庭往往能為孩子提供更豐富的知識儲備、更優質的導師資源和更便捷的實驗室準入渠道。反觀普通家庭，孩子可能因經濟壓力無法承擔競賽費用、購買實驗設備，甚至缺乏接觸科研的基本渠道。這種差異本質上是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在教育領域的投射。

不同地域教育資源的分配不均更為顯著。一些大城市的中學生能通過校企合作實驗室、高校定向合作，在高一時就參與課題研究，有實驗室實踐機會，配套導師全程指導。而在欠發達地區，學生可能因缺乏實驗室和專業指導教師，連基礎實驗操作都難以完成。

科研教育走進中學，是培養創新人才的積極探索。但考慮到家庭的條件優勢和父輩的社會資源對子女參與科研機會的重大影響，社會大眾關注其真實性，以及青少年在項目中實際發揮作用的比例，也是一種必要的監督。因為，真實的成果得到尊重，會托舉人才，而虛假的成果被曝光，可確保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