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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霍普

人們通常會把“自由貿易”與“自由移民”聯系在一起，就像“保護主義”和“限制移民”是天生一對兒一樣。換句話說，有人覺得支持自由貿易的人應該也支持開放的移民政策，而那些提倡保護本國產業的人則應該對外國人關上大門。但是，這種看法其實有點站不住腳。實際上，自由貿易和限制移民不僅不矛盾，反而可以相得益彰。

我打算證明這一點，并且希望能讓大家改變一下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自由貿易當然是對的

從大衛·李嘉圖那個時代開始，經濟學家就告訴我們，自由貿易是個好東西。這里有個小故事，想象一下美國的一家工廠給工人每小時10美元的工資，而墨西哥那邊的工廠只付1美元。如果讓兩國的產品直接競爭，那美國的工作機會豈不是要飛到墨西哥去了？

所以，保護主義者就會說：“咱們得收關稅，這樣美國工人才能保住飯碗。”他們還舉了例子，比如英國在19世紀因為自由貿易失去了經濟霸主的地位，而美國則是因為保護了自己的市場才變得強大起來。

但問題是，這樣的說法其實犯了一個邏輯錯誤，叫做“后此謬誤”。

（即認為事件發生在后者必然是由發生在前者的事件所導致的錯誤邏輯）

這就好比看到有錢人花得多，就說花錢讓人變富一樣荒唐。

事實上，像布坎南這樣的保護主義者可能自己都沒想明白他們的理論到底有沒有問題。如果我們按照這個邏輯走下去，那么紐約就不該跟阿拉巴馬州做買賣，曼哈頓也不該和布朗克斯做生意，因為它們之間的成本差異就跟國與國之間差不多。

如果真這么做，結果就是大家都回到自給自足的時代，雖然失業率可能會降到零，但整個社會卻會陷入貧困。

再來看看歷史上的真實情況。

說英國是因為自由貿易而衰落的，這簡直就是無稽之談。

英國真正的問題在于后來采取了一些社會主義政策。同樣地，美國在19世紀成為經濟強國，并非因為它閉關鎖國，而是因為國內實行了非常寬松的市場經濟政策。至于現在美國遇到的一些經濟麻煩，那也是因為20世紀里逐漸引入了類似當年拖垮英國的那些政府干預措施。

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保護國內市場就能帶來繁榮。相反，它往往會提高成本，降低國際競爭力，甚至會導致其他國家減少對我們產品的購買。這樣一來，本來為了保護某些低效工作而設的壁壘，最終卻傷害了更多高效的工作崗位。

自由貿易與移民限制的結合

接下來，我文章的目標將是從“自由貿易和移民限制可以并存”這個溫和的觀點，逐步推進到“自由貿易的基本原則實際上要求移民限制”這樣一個強有力的結論。

首先，我們要明確一點：即使是最嚴格的移民政策或最排外的種族隔離形式，也不意味著你反對自由貿易或者支持保護主義。

舉個例子，如果你不想跟墨西哥人、海地人、中國人或其他任何國家的人住在同一個社區里，這并不表示你不想跟他們做生意。

同樣，即便移民可能會讓你的實際收入增加，也不能簡單地說移民就一定是好事。因為對每個人來說，“好”的定義是主觀的。

有人可能更愿意少賺點錢，但能遠離某些人；而另一些人則可能愿意為了多賺錢，選擇與更多的人接觸。

貿易和移民之間其實存在一種彈性替代關系，而不是絕對排斥的關系。想象一下，如果你有更多的機會進行國際貿易（比如從低工資地區進口產品），那么你對移民的需求就會減少；反之亦然。

當企業發現可以在低工資地區生產商品時，它們自然會傾向于把工廠搬到那里去。同時，那些低工資地區的工人也會被高工資地區的就業機會所吸引，從而產生遷移的意愿。

然而，一旦政治邊界將高工資和低工資地區隔開，并且實施了全國性的貿易和移民政策，這種自然趨勢就會受到干擾。

假設墨西哥的產品能夠自由進入美國市場，那么墨西哥人移民到美國的動力就會減弱，因為他們可以通過向美國出口產品來獲利。相反，如果墨西哥的產品被禁止進入美國市場，那么墨西哥工人移民到美國的愿望就會增強，因為他們需要親自來到這里找工作。

同理，如果美國生產商能夠自由地與墨西哥的生產商和消費者交易，那么美國資本流入墨西哥的可能性就會降低；但如果這種貿易被禁止，那么將生產線轉移到墨西哥就變得更有吸引力了。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一個國家內部的貿易政策。

在國內實行自由貿易政策（也就是不干涉公民之間的自愿交易）的情況下，來自低工資地區的移民數量會減少，因為這些地方的人們在當地也能找到足夠的經濟機會。

然而，當一個國家采取“社會福利”政策時，它對于低工資地區的移民來說就變得更加有吸引力了。畢竟，誰不愿意去一個提供更好福利的地方呢？

我們可以看到，通過適當的移民限制，不僅不會破壞自由貿易的原則，反而有助于維持不同地區間的經濟平衡。

這樣一來，既保證了國際市場的公平競爭，又避免了由于大規模人口流動帶來的社會問題。

因此，將移民限制與自由貿易相結合不僅是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

移民問題為什么形成了熱點？

當我們談到高工資地區（比如美國）的自由貿易時，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層面，來自低工資國家的移民壓力通常會保持在較低水平或減少。這樣，移民問題就不會那么緊迫。

然而，如果這些高工資地區對低工資地區的商品采取保護主義政策，同時在國內推行高福利政策，那么移民壓力就會顯著增加，甚至成為一個公眾關注的焦點。

目前，北美和西歐這些高工資地區正處在后一種情況中，即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同時還提供高額福利。

因此，移民問題變得越來越重要。

面對這種情況，發達國家有三種處理移民的基本策略：無條件自由移民、有條件自由移民以及限制性移民。

雖然我們主要討論的是后兩種選擇，但先來看看無條件自由移民的觀點也是有必要的，盡管它在理論上已經被證明是站不住腳的。

支持無條件自由移民的人認為，高工資地區必然會從自由移民中受益，因此應該開放邊境，無論當前的經濟狀況如何。

以美國為例，或者更極端一點，以瑞士為例，如果宣布完全取消邊境管制，允許任何人只要能支付車費就能進入這個國家，并且還能享受所有的國內福利，那會是什么結果呢？

可以想象，數以百萬計的第三世界移民將涌入美國和瑞士，因為即使是在街頭流浪，也比他們在家鄉的生活要好得多。這會導致福利成本飆升，經濟崩潰，最終可能會讓這兩個國家的文明走向滅亡，就像古羅馬和希臘一樣。

相比之下，典型的自由貿易者傾向于有條件自由移民的觀點。他們建議，一方面恢復不受限制的自由貿易，另一方面廢除所有由稅收支持的福利項目，然后才開放邊境。

在這種情況下，移民將被排除在所有國內福利之外。這種觀點看似合理，但實際上仍然存在嚴重問題。即使采取了這樣的措施，移民壓力也不會消失。

事實上，在自由貿易的推動下，像美國和瑞士這樣的國家可能會進一步提高工資水平，從而吸引更多移民。

貿易和移民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區別。

人可以自主遷移，而商品和服務卻需要發送方和接收方都同意才能移動。

換句話說，“自由貿易”意味著只有在雙方自愿的情況下，貨物和服務才能流動；而“限制貿易”則侵犯了這種自愿權。

與此相反，自由移民可能導致未經邀請的入侵或強制一體化，而限制移民則是為了保護私人家庭和企業免受這種未經邀請的侵擾。

因此，我們在倡導自由貿易的同時支持限制移民，實際上遵循的是同樣的原則：任何進入都需要得到邀請。

對于自由貿易的支持者來說，如果采取有條件的自由移民立場，就會陷入邏輯上的矛盾。自由貿易的核心在于私人財產所有者可以在沒有政府干預的情況下進行交易。

但在人員流動方面，政府必須采取更多措施來履行其保護職能，因為人的遷移并不總是互利的。

例如，如果美國和瑞士向所有人開放邊境，但不允許移民享受公民福利，這不僅會在社會上造成兩極分化，還會導致大規模的外國入侵，最終威脅到這些國家的文明。

因此，為了保護公民及其財產，高工資地區的政府不能采取自由放任的移民政策，而是必須采取限制性措施。這樣才能確保經濟和社會的穩定，避免災難性的后果。

什么樣的移民限制是合理的？

當我們認識到自由貿易和市場的支持者無法在不自相矛盾的情況下主張自由移民時，邏輯上就得出結論：移民必須受到限制。

實際上，所有高工資地區的政府目前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限制移民。

無論是在美國還是瑞士，移民從來都不是完全“自由”的，無論是無條件的還是有條件的。

那么，究竟應該存在什么樣的移民限制呢？或者更準確地說，一個自由貿易者和自由市場倡導者從邏輯上講必須支持和推動什么樣的移民限制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理解一個關鍵點：移民就像貿易一樣，應該是基于邀請而非強制。下面我們將通過一些概念和例子來進一步闡明這個觀點。

首先，假設一個理論上的基準情況：私有財產無政府狀態，也就是所有的土地都是私有的，包括街道、河流、機場、港口等。在這種情況下，每個私人業主都有權決定誰可以進入自己的領地。

有些地方可能非常開放，任何人都可以自由進出；而另一些地方則可能非常嚴格，只允許特定的人群進入。

比如，某些區域可能只允許住宅用途，不允許商業活動；或者規定不能建造超過四層的建筑；甚至可能禁止未婚情侶、吸煙者或德國人入住。

顯然，在這種社會里，沒有所謂的“移民自由”。

真正存在的只是私人業主根據自己的意愿允許或拒絕他人進入的權利。

進入某些地區可能很容易，而另一些地區則幾乎不可能。此外，即使進入了某個地方，也不意味著可以在那里隨意行動，除非其他業主也同意。

引用無政府資本主義社會模型的原因是，在這種框架下，不可能發生未經邀請的移民（即強制一體化）。

商品和服務的流動與人員的遷移都反映了發送者和接收者之間的協議。如果一個人想要遷移到另一個自治地方，必須得到該自治地區所有者的同意。

然而，現實世界中存在政府和公有財產。如果政府的合法性來自于人民的主權，并被視為一種社會契約的產物，那么政府的主要任務就是保護公民及其財產。

因此，政府在處理移民問題時，應當保留無政府資本主義中的非強制一體化特征。

公有財產對移民問題的影響

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一點，我們來看看引入政府后會發生什么變化。在無政府資本主義社會中，本國居民和外國人之間沒有明確的區分。

但一旦建立了政府，國家邊界和護照制度就出現了。

移民變成了外國人跨越國家邊界的遷移，是否允許某人入境的決定權不再完全取決于私人業主，而是取決于政府。

如果政府拒絕某人入境，而國內有居民希望接納這個人，那么結果是強制排斥；如果政府允許某人入境，而國內沒有居民希望這個人進入其財產，那么結果是強制一體化。

隨著政府機構的建立，還出現了公有財產和公共商品的制度。政府控制和管理這些財產和物品，而所有國內居民共同擁有它們。公有財產的數量直接影響強制一體化的潛在問題大小。

例如，在前蘇聯或東德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所有生產要素，包括土地和自然資源，都是公有制的。

如果政府接納了一個未經邀請的移民，他就有可能在任何地方自由遷移，因為沒有私人土地所有權，除了政府規定的限制外，他在國內的遷徙不存在其他限制。因此，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強制一體化可以無處不在并極大加劇。實際上，在蘇聯和東德，政府可以把陌生人安置在別人的私人住宅或公寓里，這種做法是基于所有私人房屋都建在公有土地上的“事實”。

當然，社會主義國家不會是高工資地區，至少不會長期如此。

他們的問題不是移民，而是移出壓力。蘇聯和東德禁止移民，并殺害試圖離開的人。然而，強制一體化的問題在非社會主義國家仍然存在。

在美國、瑞士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這些高工資地區，政府承認的移民也不可能隨便遷移到任何地方。移民的行動自由將受到私有財產，特別是私人土地所有權的嚴重限制。

然而，通過使用公有道路、公共交通工具，以及在公有土地、花園和公共建筑物中逗留，移民仍有可能越過每個國內居民的道路，甚至搬到任何人的附近。

為了履行其保護公民及其財產的主要職能，高工資地區的政府必須采取限制性移民措施。這不僅是為了避免經濟和社會問題，也是為了維護個人自由和財產權利。

只有這樣，才能確保經濟和社會的穩定，避免災難性的后果。

一個人民政府想要保護其公民及其國內財產免受強制一體化和外國侵略者的侵害，有兩種方法：一種是糾正，另一種是預防。

糾正措施是在入侵者已經存在后改善強制一體化的影響。要做到這一點，政府必須盡可能減少公有財產的數量，并維護私人財產所有者允許或拒絕他人使用其財產的權利。

如果幾乎所有的財產都是私有的，那么即使有人成功入境，也很難進一步擴散。

這種糾正措施執行得越徹底（即私有制程度越高），對邊境防御的需求就越少。

比如，在美國和墨西哥的邊境地區，由于很多地方沒有私有財產，抵御外來入侵者的成本相對較高。但即使通過私有化降低了邊境保護的成本，只要高工資地區和低工資地區之間存在巨大的收入和工資差異，邊境保護的需求就不會消失。

因此，為了履行其基本的保護職能，高工資地區的政府還必須采取預防措施。

在所有入境口岸和邊境沿線，政府作為公民的受托人，必須檢查所有新抵達的人是否有“入場券”——即由國內財產所有者發出的有效邀請。所有未持有入場券的人都必須被驅逐出境，費用自理。

有效的邀請函是一個或多個私人接收人（住宅或商業）與抵達者之間的契約。根據契約，邀請方只能處分自己的私有財產。

這意味著接納移民是消極的，類似于有條件自由移民的情況，即該移民被排除在所有公共資助的福利之外。

從正面來看，這意味著接受方對被邀請者在其逗留期間的行為承擔法律責任。

對于被邀請者對任何第三方的人身或財產所犯的罪行，邀請者須以其全部財產承擔法律責任（就像父母對其子女的行為負責一樣）。

這項義務實際上意味著邀請者必須為其所有客人購買責任保險，一旦被邀請者離開這個國家，或者另一個國內財產所有者承擔了對該人的責任，這項義務才會終止。

邀請可以是個人邀請，也可以是商業邀請；可以是有時間限制的，也可以是無時間限制的；可以只涉及住房，也可以涉及住房和就業（但不能簽訂只涉及就業而不涉及住房的有效契約）。

無論哪種情況，邀請都可以由邀請人隨時撤銷或終止。簽證終止后，被邀請者——無論是游客、來訪的商人，還是常住外國人——將被要求離開，除非另一位常住公民與其簽訂了新的邀請契約。

受邀者可能會失去其作為非居民或常住外國人的合法身份，在任何時候都可能面臨被立即驅逐出境的風險。

只有在獲得公民身份后，才能免于這種境況。根據實現所有移民成為受邀契約移民的目標，獲得公民身份的基本要求是取得不動產和住宅物業的所有權。

相反，如果像美國那樣，根據屬地原則授予公民身份，即在東道國出生的非居民或居民外僑的孩子自動獲得該國公民身份，這與受邀移民的理念完全不符。

實際上，這樣的孩子應當獲得其父母的公民身份。東道國政府給予這名兒童公民身份，并沒有充分履行其基本的保護職能，實際上等同于政府對本國公民實施了侵犯行為。

相反，任何一個人成為公民意味著獲得永久居留的權利，而永久邀請只能通過從一位本國公民那里購買住宅物業來實現。

只有當一位公民出售房地產給一位外國人時，這位公民才表示同意這位客人的永久居留。

此外，找到愿意出售住宅物業的公民并準備好支付費用，雖然是獲得公民身份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

如果國內物業受限于某些限制性條款，那么潛在公民需要跨越的障礙可能會更高。

例如，在瑞士，公民身份的獲取要求住宅物業的出售必須得到大多數甚至是所有直接受影響的當地物業所有者的批準。

從保護本國公民免受外來入侵和強制一體化的角度來看，瑞士政府的表現顯著優于美國。

進入瑞士或作為不受邀請的外國人留在瑞士更加困難，尤其是外國人獲得瑞士公民身份比在美國要難得多。

盡管如此，瑞士和美國的政府在移民政策上仍被認為過于寬松。兩國的公有財產規模相當龐大，稅收資助的福利供給水平很高且還在不斷增長，而且外國人并未被排除在福利享受范圍之外。

這些情況使得兩國過度寬松的移民政策以及由此導致的民眾被迫與外國人一體化的狀況進一步惡化。

因此，在瑞士、美國以及大多數其他高工資地區，針對移民政策的民眾抗議聲浪日益高漲。

通過論證自由貿易與（無條件或有條件的）自由移民并不相容，且自由貿易實際上要求移民須遵循受到邀請并簽訂契約的條件，我們希望能為這一領域未來更為明智的政策制定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