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視劇中的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雖然起于草莽，但在制度創新上可謂空前絕后。這些創新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其中衛所制度的設立堪稱毀譽參半，但明史專家孟森教授就認為衛所制得唐朝府兵制之精髓，加之邊境衛所不是孤零零地存在的，而是要配合開中法，解決邊軍后顧之憂。對開中法孟森教授更是大加贊賞，認為明初邊軍強盛皆賴此制度。而開中法不僅促使商人運糧到邊地，更能刺激商人在邊地屯田。但中期以后，開中法遭到破壞，明朝邊防于是一蹶不振。那么小小的開中法真的能決定邊防的穩固嗎？

一、何為開中

所謂開中法，孟森說：宋代就初露端倪，但宋代不予重視。明代的開中法構思起源于洪武初年。根據《明史·食貨志》記載，1370年，山西行省（當時還延續元制，沒有廢行省設三司）上書說，大同本地產糧不足以供應軍需，歷來都是將山東長蘆的糧食由朝廷解運至山西馬邑太和嶺，路遠且險，運費高昂，朝廷以此為負擔。現在請下令民間商人自發向大同運糧，每給大同倉庫繳納米一石，或給太原倉庫繳納米一石三斗，朝廷就給其淮鹽小引票（200斤）一張。如此轉運，既能省朝廷之繁瑣，充實邊境之倉儲，又能讓百姓獲利，可謂官、軍、民三方便利。

看到這封奏疏，朱元璋十分高興，于1371年頒布了《中鹽則例》，正式確立了開中法。

影視劇中的明朝官員

為何商人運糧換鹽這一制度叫“開中”？筆者認為，“開”和“中”有不同的內涵。

“中”字何解？目前學界已經取得共識。以孟森教授的說法為代表，他認為“軍守邊，民供餉，以鹽居其中，為之樞紐”，朱元璋以鹽為中介，串聯了軍民二者，所以朝廷頒布的章程叫《中鹽則例》。這就是“中”的由來。

那何為“開”呢？目前筆者沒有見到專門的論述，筆者只能說一下自己的看法。《說文解字》《康熙字典》中對“開”的解讀是“張開”“開門”，這種動詞解讀肯定不對。此外開有“開通”的意思，放在這里也不達意。而縱觀明代開中法，商人除了運糧換鹽外，還會在邊疆屯田，自己生產糧食，直接輸送給軍隊。《明史》稱“募鹽商于各邊開中，謂之商屯”，因此我認為這個“開”字可能是“開發”“開拓”邊疆的意思。

明代的商人地主

二、開中法配合衛所制

今天許多讀者認為明代的衛所制是一種歷史的倒退，半耕半戰的士兵比不上職業兵，尤其是明朝中期衛所腐化，士兵難堪戰陣，已經淪為衛所軍將的私人農奴。軍神如戚繼光、李成梁，都對這些腐朽的衛所兵丁無可奈何，只能轉而訓練新軍。

但是，誰也不能否認，在明朝前期，衛所明軍犁庭掃穴、勇猛異常，可謂亞歐第一勁旅。所以明朝中后期軍隊的崩壞，不是簡單地歸咎于衛所制。

孟森認為，明初的衛所制深得唐朝府兵制之精髓，是一項好制度，而這項制度不能孤零零的存在，它要配合許多其他輔助制度，才能發揮出最大的價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開中法。所謂“更立中鹽一法，與籌餉相輔而行”。

朱元璋

孟森教授說，明軍衛所遍及全國，內地二守八屯，邊疆三守七屯，這里的二八與三七，是指全軍輪流出二成或三成人服役。此外，屯田者只給予半響。如此，七八成半響之兵，實際等于三四成兵丁不需要付與餉銀。以這節省出來的三四成餉銀支付二三成戍守之兵丁，仍能余一二成。這一二成除了支付軍將薪俸和其他補貼之外，尚有結余，為國創收。而邊疆情況特殊，“唯邊地屯田之軍，成數較少，設糧秣不足”。在孟森看來，邊疆地區不是人多地少，而是地多人少，無法有效開發，因此產糧不足。而商人最善經濟之道和利弊得失。和千里運糧相比，不如“產地直銷”，因此邊境的西商和食鹽產地的淮商，紛紛到邊境墾荒種植，所謂“商無遠路運糧之費，而有領地營墾之利”。開中法配合之下，衛所制自然穩固。

明軍

三、葉淇壞法與開中結束

開中法算是商人的一種實物稅。有人會認為，都14世紀了還繳納實物稅，這不符合商品經濟發展啊，這是不是一種倒退啊？今天網絡上流傳著一句戲言：“明軍不滿餉，滿餉不可敵”。我更認為應當改成“明軍吃不飽，飽飯不可敵”，畢竟餉銀要換成糧食。從形式上看，以實物糧食直接輸送府庫換取鹽引，這種做法是以糧食為一般等價物，在生產力相對落后的時期，尤其是更加落后的邊疆，金錢的誘惑的確不如糧食！在開中法和衛所制之下，有軍隊屯田，有商人在空地上屯田，又有外省調運的糧食，三方合力，正常情況下明軍的確是能吃飽的，邊境自然安泰。《續文獻通考》稱：“各邊開中商人，招民墾種，筑臺堡自相保聚，邊方菽粟無甚貴之時。”可見開中法的確維持了邊疆糧食的穩定，無后顧之憂，軍隊才能有戰斗力。

古代屯田農夫

一般認為，淮商想要獲得食鹽暴利，但又苦于運糧或商屯成本太高，所以一直想要顛覆開中法。忍到弘治朝，終于迎來了轉機。

《明史》記載，葉淇，淮安人，和淮商親厚，是兩淮鹽商在朝代表。成化時期，他又在大同當巡撫，和西商有了交集。他深知邊區開中內情。弘治五年，葉淇為戶部尚書，淮商對他說：“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運司納銀，價多而得易辦之利”。內閣首輔徐溥，南直隸人，和葉淇親善，經葉淇居中調和，朝廷終于改開中法為折色法，即將過去商人輸糧換鹽引，改為商人納銀換引，自此開中法退出了明朝歷史。

影視劇中的弘治帝

有的朋友認為，將實物稅改為貨幣稅，符合商品經濟的發展。史書記載葉淇比擬明初米價，用米價的2倍的販賣鹽引，以銀代粟，明代“鹽課”驟增百萬。且葉淇規定“商納銀運司，類解太倉，分支各邊”。看起來朝廷的確占了便宜，又大大填補了國庫的空虛，還方便了各級單位。但孟森卻認為這種納銀換鹽的問題在于兩點。

其一，朝廷收上來的銀兩沒有如數用于邊防，且不說繳納過程中的層層盤剝與貪污，即便如數進入國庫，封建帝王只會將之用來滿足自己的窮奢極欲，又有多少真正用于邊疆。

其二，即便邊軍能正常發餉，但仍需要用餉銀購買市場上的糧食。在軍屯、商屯、內地轉運合力之下，邊疆糧價一直很穩定。孟森說，有明一代，內地米價基本穩定，銀一兩大約可以買米兩石，邊區雖然有波動，但大體上穩定。

然而，開中法停止后，商人屯邊盡皆廢止，西商、徽商奔赴江南，邊疆百業蕭條，因缺糧“邊地為墟，米石值銀五兩”。米價幾倍增長，工資即便如數照發，仍入不敷出。所以開中法廢止，衛所軍將為了創收便剝削兵士，衛所制趨于崩潰，九邊成為明朝的負擔，帝國的生命在財政危機中被一點點耗盡。

明朝的軍將勛貴

四、開中法的評價

《明史》稱“有明鹽法，莫善于開中”。開中法至少讓四方得利。

其一，是軍方獲利。開中法有利于邊疆穩定，保證糧食充足，軍心安穩，提高戰力。商人不論是運糧換鹽還是邊疆屯墾，無疑都大大增加了邊疆的糧儲。而明初明軍打出來的赫赫威名，必然是建立在有效的后勤基礎之上的。

其二，是官方獲利。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開中法借助商人之力，減輕了朝廷壓力和財政負擔。

明朝的商人

其三，是商人獲利。開中法明確規定：商人運糧至邊疆倉庫，換取鹽引，拿著鹽引去官方鹽場以出廠價換鹽，然后運送食鹽到官方指定的銷售場地銷售，按照官方售價售賣。看起來，商人似乎是賠本賺吆喝，實際上商人仍然有利可圖。商人最善算計，這種轉運如果無利可圖，必然不能長久，所以商人要精心謀劃，比如運輸路線的選取，分擔風險的辦法，以及運輸中的損耗等等，都要計算得清清楚楚，可謂效率極高。如果用韋伯在《新教倫理》中的話來說，這種獲利是“理性”的。而且通過開中，的確崛起了一大批西商和淮商。史載：“向來山西、徽歙富人之商于淮者百數十戶，蓄資以七八千萬計”。而且朝廷還不斷提高商人利潤，比如宣德三年，戶部尚書夏元吉替商人發聲，認為過去商人利潤被壓得太低，請求降低納米數額，朝廷準奏。

第四，是民間獲利。不論是運糧還是種糧，商人都要招募人手，這為民間提供了就業崗位。此外，商人買的鹽，如上所述不是商人肆意定奪，而是官方標價，這就防止食鹽被一兩大商人壟斷，造成鹽貴傷民，所以說百姓又得食鹽方便。

因此開中法可謂明代前期最好的制度。

明朝百姓

文史君說

今天多以孝宗中興、弘治之治來謳歌明朝中期的盛世，但是弘治一朝多有失策。對內，最大的失策就是廢止開中法，進而造成邊備廢弛。虞臺嶺之戰，明朝邊軍已經顯示出頹勢，可朝廷仍沉浸在天朝迷夢之中。此后邊地衛所制無法維持，被迫改為了募兵制。開中法的廢止，如同多米諾的第一張骨牌，使明朝不可阻擋地衰落下去了。

參考文獻

《明史》，中華書局，2015年。

喬宇：《明代嘉隆時期鹽法改革探析——兼論余鹽開中與開中折銀》，《鹽業史研究》2023年3期。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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