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戰爭結束后，國內開始大力開展生產建設，但究竟該如何建設，具體走什么樣的經濟路線，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現實問題。正所謂“打天下難，治天下更難”是也，遑論是對于一個新生的社會主義政權而言。

而領導層對于經濟建設的路線方針的不同看法，也引發了矛盾。最終隨著特殊時期的到來，包括周總理和劉少奇在內的大部分高層領導都遇到了麻煩。

在1966年特殊時期到來后，江青等人在毛主席的支持下獲得了重要權力，具備了同其他高級領導和開國將領直接掰手腕的能力。

在這種情況下，江青開始針對很多老干部實施打擊，不少人存在蒙冤受屈的情況，導致人人不敢輕易說話，無論是政壇還是民間，都處于一種十分微妙的狀態。

面對這種混亂的情況，周總理等人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開始采取行動保護一些干部，這自然引起了江青等人的不滿，導致江青把矛頭指向了周總理。

1966年9月，為了避免問題擴大化，影響國內正常的生產建設，周恩來與國務院副總理陶鑄等干部舉行會談，決定在最短時間內制定新的規定，要求工廠、農村等不參與和開展“運動”，保證工農業生產的正常進行。

畢竟一旦工廠和農村也牽扯其中，互相斗起來，人人自危，不敢說話，不敢干事，必然會影響生產。在制定規定的同時，周總理還要求起草一篇社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的核心主題就是革命不能影響生產。

周總理這樣做完全是為了顧全大局，避免國家陷入經濟困難的局面中，畢竟人要吃飯，要工作，否則國家怎么發展呢？家庭怎么維持呢？

但江青卻對此完全不認同，他認為周總理這是在破壞運動。于是在一次中央碰頭會上，江青公開向周總理發難，表示：“你總是生產、生產，你只要生產，不要革命！”周恩來理性的回應：“不搞生產，不搞建設，人民吃什么，用什么？”

周總理的講話完全在理，讓江青一時之間無言以對，于是勃然大怒，大聲說：“你一貫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禮，長期搞一個政治局碰頭會，成心拆散中央文革！”或許是周總理料到她要發火，依然平靜的表示：“你說的不符合客觀事實。除了‘運動’，國家還有大量工作要開展，就以‘運動’來說，毛主席接見了1000多萬紅衛兵，他們的吃、住、行，中央文革全都沒管，全是各部、北京市、軍隊安排的！”

江青再次無言以對，情急之下，決定給周總理扣帽子，生氣的表示：“你這個也不讓批，那個也不讓斗，打擊了群眾和紅衛兵的積極性，是你不相信群眾！”

這顯然是非常危險的言論，暗批周總理脫離群眾。對于這一非常嚴重的無端指責，周總理生氣的回應：“你們敢保證嗎？已經逼死的，你們誰出來做個交待？再逼死人，誰負責？”江青見會議氣氛開始不對了，于是生氣的轉身走了。這件事發生后，江青開始暗中尋找對付周總理的證據，試圖斗倒周總理。

江青當時考慮到，如果只是因為“資產階級路線”問題而去批斗，是不能把任何人徹底打倒的，因為毛主席在該問題上有要求。

但如果是涉及到“重大歷史問題”，可以將某人定義為“特務或者叛徒”，那么就能將誰永遠打倒。所以在江青的安排下，一些人開始到處收集和翻閱舊報紙，甚至把三四十年前的報紙也翻了出來，一篇一篇文章去查找。

1967年夏天，南開大學的紅衛兵在查閱1932年上海舊報紙的時候，發現了一則標題為《伍豪等脫離共產黨啟事》的文章，文中提到“伍豪等人243人決定退黨，并批評黨”的內容。造反派頭子經過查找，得知“伍豪”是周恩來的別名，立刻第一時間將相關情況上報給江青。

江青見此情況后，決定了利用此事向周總理發難，給林彪、周恩來、康生3人分別寫了信，要求面談此事。

周總理得知消息后，意識到江青的危險野心，于是果斷表示此事純屬敵人憑空捏造，強調當時在上海主持情報工作的康生和陳云等人早已經澄清此事，在1943年的延安整風會和中央工作會議上，康生明確表示這是敵人偽造的謠言。

但此時康生已經和江青站在一起，對于這一歷史事實選擇了沉默，不愿意為周總理作證。

為了避免問題復雜化，周總理給毛主席寫了信，專門講了這件事。毛主席看后不作任何判斷，直接讓人送到林彪那里，很顯然，這是提醒江青，這件事不真實，不要再提。

但江青并未放棄，1967年底，北京有人再次提及此事，毛澤東擔心風波再起，于是在1968年1月公開作出批示，明確表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國民黨造謠誣蔑。”江青和她的手下這才就此作罷，不再提及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