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陌生人？

陌生人不僅僅是不認識的人。世界上從來有無數我們不認識的人。如果不認識的人是遙遠的、跟我們沒有關系，那么他們并不一定成為一個議題，甚至不會進入我們的意識。意識到世界上有很多我不認識的人、而且這些人可能和我有關，這本身是一個現代現象。

在前現代社會，陌生人的出現往往成為一個事件。陌生人要么被定義為敵人，要么成為被額外熱情接待的稀客。在拉丁語系里，敵意（hostility）和好客（hospitality）兩個詞同根，都來自hostis（外人、來自遠方的人）。敵意和好客可以在片刻間轉換。

我們在今天討論陌生人，不僅是我們需要處理冷漠和自由、疏離和解放之間的關系，也是因為21世紀初的中國社會在經歷一個更具體的趨勢，即陌生人社會的進一步“陌生化”。

“陌生化”指20世紀末以來出現的幾個趨勢。

首先，陌生在日常生活中變得普遍而平常，陌生人和非陌生人之間的界限在淡化，“內外有別”不再那么重要，人們對陌生人的戒備和恐懼、好奇和關懷都變得稀薄，而“無感”是對陌生人的最大感受。

其次，讓一些年輕人緊張的，不是怎么和陌生人打交道，而是怎么和熟人來往。人們刻意把關系維持在陌生或者準陌生的狀態。而且，親密關系也越來越容易陌生化。親密的人突然成了不認識的人，少數年輕人甚至希望通過“斷親”來保護自己。

如果說，在經典的現代狀態下人們意識到陌生人是跟自己有關的，在今天，人們感到認識的人和自己無關。到最后，“陌生化”也意味著自己成了陌生人。自己不能夠認得自己究竟是誰，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當自己做出一個決定，甚至當自己愛上一個人、或者被一個人愛上的時候，自己不斷地懷疑：我的決定、我的愛是真心的嗎？“愛無能”是陌生化的一個后果。

“周末恐懼癥”——周末看著時鐘一秒一秒地走，巴不得快點到周一別人給自己布置任務才覺得踏實——是另一個自我陌生化的例子。自己不能夠跟自己單獨在一起。

在一個到處都是陌生人的社會，人們可能感到不安，也可能感到興奮；而在一個“陌生化”的境地，彌散的是孤獨和迷茫，是存在意義上的不安——不知道自己應該如何和世界、和自己相處。人們擔心的不是一個陌生人突然來騙自己，而是怕自己會變成跟某一個陌生人一樣，會突然爆發做出不可思議的事情。

反向共情

在今天的中國，人和人互相陌生化，不是因為覺得別人和自己太不一樣，無法理解對方，而可能是相反的，覺得大家和自己太像了。既然大家都差不多，我們就失去了好奇心，沒有興趣去了解別人。

大家都一樣，也就意味著彼此的利益考量相似，隨時可能會有競爭和沖突。因為大家太像了，如果要打開對方，可能會暴露出自己的傷疤。因為大家都一樣，對方的掙扎不值得特別同情，對方的成功也不值得特別慶祝，對方對事業的熱情也值得懷疑。

一位建筑學院的博士生告訴我，她曾在美國交流，她特別用心地做了一個交通設計的作業項目，同學們見了都很興奮，但是一名來自中國的同學說的第一句則是：“你怎么這么卷啊？”

這是一種共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是這種共情，和我們平常所說的、形成深度理解的共情很不一樣。

奈杰爾·拉波特（NigelRapport）強調“任何人”意識（任何人都可能會有這樣的經歷、“下次可能是我”）讓人們超越自己所在的具體的生活世界，意識到人類的共通性。“這種不可還原的生命力量（forceoflife），通過超越任何將其還原或分類的嘗試而體現出來……使我們能夠超越政治范疇，承認我們的同一性。”

但是，“大家都一樣”的想象也會導致陌生化。一個人感到孤獨，可能是因為你找不到和你相似的人，但也可能是因為當你放眼望去，到處都是和你相似的人。生命的意義和歸宿都已經被定義好了，大家都是對彼此的復制。無可言說，不需要言說。所以我稱之為“反向共情”。

為什么共情有可能從“正向”變成“反向”？兩者之間的一個重要差別可能是它們的出發點。正向共情的預設更可能是“人人不一樣”：生活是多面向的，人是復雜的，每個人的經驗，特別是此刻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正向共情從“人人不一樣”出發，帶著尊重和興趣，在交流過程中發現彼此之間具體經驗的重疊和類似。反向共情的起點是“人人都一樣”，它甚至把人人都一樣作為看見的前提：只看見一樣的，不一樣就意味著不正常，不應該出現在我的透明世界里，是屏蔽的對象。反向共情從“人人都一樣”出發，看見了不一樣就覺得是干擾，是異常，或者是對方在假裝。

“反向共情”是一個人為建構的結果。“功利化假設”是其建構過程中的一個側面。功利化假設并不意味著把彼此想象成競爭對手。它指人們應該按此預設去理解世界和處理人際關系。既然大家做事情都有各自的計算，所以最好不要多問，也不必多問。

功利化假設也是在提醒自己：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最能夠帶來真金白銀的事情上，對沒有直接關系的事情沒必要去管。這和以己度人、由己及人不一樣。以己度人和由己及人中的“己”是明確的，從確定的自我意識出發，假設別人和自己是一樣的。而反向共情和功利化假設并沒有一個清晰的自我意識作為出發點。它強調的是所有的人“應該”一樣，要按照這個“應該”來設定自己怎么想和怎么做，不是以己推人，而是以人推己。

功利化假設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一個自我保護機制。它把生活里那些情感上的復雜、細微、不能功利化的內容盡量剔除，世界從而變得簡單而透明，思考因此快速而絲滑，單一的邏輯可以解釋所有的事情。

建構反向共情的另一個機制是“去歷史化”，即把自己生命中不體面的、不符合主流期待的、和眼前的利益追求沒有關系的那些部分盡量切除。

何襪皮在和我們的對話中提到一個案例，一名父親為了新的婚姻的美滿殺死了自己兩個未成年的孩子。這固然是一個極端得不能再極端的例外，但是也反映出具有普遍性的心態，即新的開始似乎必須以徹底埋葬過去為條件。和去歷史化相聯系的是去現實化。

精心呵護的“人設”、對照片甚至網絡會議鏡頭的自動美化、網絡小說中對“雙潔”或者“雙處”（主人公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是處女或處男）的推崇，都是在給現實化妝，把自己變得沒有歷史，變得和別人期望的一樣。

處女膜修復手術之所以殘酷，不僅僅是因為它要掩蓋過去，用生理手術把自己鎖定在要對自己和對別人終生撒謊的死角，也不僅僅是因為它意味著向低俗力量下跪、出賣生命經驗和尊嚴，而且因為這種切斷、這樣的去歷史化和去現實化，讓人真心實意地痛恨自己，詛咒曾經愛過甚至現在依然愛著的人，希望他們不要存在。自我的清洗漂白，把自己交給了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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