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記“戲迷廳長”郭士星

劉巨才

熟悉郭士星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位篤實厚道、精明強干的組織者，他是一位博學多才、默默奉獻的實踐者，他是一位稱職、敬業的文化官員。

郭士星半生從事我省文化藝術的組織、領導工作。當過省文化廳藝術處副處長、省文化廳副廳長、省職工文學院院長、省文物局局長，干一行，愛一行，鉆一行，團結同志，銳意創新，身體力行，在每一個崗位上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并且不斷的學習和磨礪中，更加深了對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對山西戲曲和民間藝術的認識和酷愛。

他深迷戲曲，編過戲，操過琴，演過戲，通曉音律，寫過不少理論、評論文章；他喜書法、擅篆刻、愛攝影、好收藏，稱自己是個“雜家”；朋友們鋪稱他為“書苑新秀”、“篆壇新苗”、“攝影界新星”；可專家們對他一專多能，博采眾長，在多方面顯示的悟性和執著卻是十分背定的；一個文化官員，為了取得領導藝術實踐的主動權，為了圓自己兒時的“藝術夢”，不斷自覺投身深厚中華文化的浸潤和熏陶，誠為可嘉！

一、兒時“戲緣”

其實，郭士星對山西民間藝術，特別是山西戲曲那種“朝圣”般的特殊感情，那份刻骨銘心的“熱戀”情結，早在他孩提時代就播下了甜密的種子。

1940年2月，郭士星出生于號稱“戲曲之鄉”的孝義溫泉鄉傅家杜村，一個呂梁老區山多水少的偏僻村莊。那里窮歸窮，世代勤勞、樂觀的鄉親們卻堅韌不拔地滋養了這一方深沉滾燙的文化沃土，遍及全境的晉劇、碗碗腔、秧歌、皮影、木偶等民間藝術，成了這里人們須臾不可忽缺的最愛和精神食糧。

郭士星 3 歲喪父，身為地下共產黨員的母親，一邊紡花織布供養他和姐姐成長，一邊還要趕著毛驢為八路軍運送地雷、彈藥。“窮人的孩子早當家”，郭士星從小就很懂事，念書很上心，夜里常常借著灶火的微光，倚在母親的織布機旁溫學功課，班里老考第一。下學后還要幫著母親和姐姐挑水、放羊、砍柴、做家務。

可就有一樣很讓母親操心，不知從何時起，寶貝兒風魔似地愛上了唱戲，上下鄰村趕會唱戲，他都要擠在人群里看個盡興，白天看晉劇,晚上看“皮影戲”，一場不落。有時步行二三十里還要到大村去“趕臺口”過“戲癮”，看完戲回來就瞎折騰。找個小西葫蘆，畫上眉眉眼眼，粘幾根胡子，剪貼上點花花衣裳，插個木棍就操作起“木偶”來。

后來又迷上了晉劇音樂。開始自制二股弦，山里砍來硬質木料，刻個小圓桶，掏空，裝上軸、桿，通體打磨光滑，再“就地取材”涂上核 桃油或辣椒油，主體完成，然后再找來馬尾或蠶絲，精心加工，做成弓弦，自制自拉自唱，何等愜意？

家住柏子溝的姥姥家有一班遠近聞名的業余劇團，成了小士星的正式啟蒙戲班。放假后整天泡在戲班里，看人家排戲、琢磨師傅的操琴技藝。9歲時在下堡村首次登臺，師傅把他抱上椅子，他輕抒弓弦，毫不怯場，觀眾“好”聲不斷。他從此成了班里的“編外小演奏員”，跟著戲班“跑臺口”，宿破廟，“住下處”，遍嘗演藝艱辛，更使他對藝人的酸甜苦辣有了切身的感受和體驗。

1953 年，13 歲的郭士星以全校第一的成績從高小畢業，第一次出遠門“闖滿天下”，他只身從學校出發。兩天步行 120 里崎嶇山路來到介休，然后搭乘從未見過的“火車”來到太原機車廠姐姐家。之后考上名師云集的太原一中，發憤求學之余，他又參加了頗負盛名的機車廠業余晉劇團。這時的他已經不滿足于拉拉唱唱，這位來自“戲曲之鄉”的“資深”戲迷，憑著對晉劇的癡迷和穎悟，躋身演員行當，工須生，演上了《殺府》中伍員、《金水橋》中唐王兩個有份量的角色。后來不幸“倒倉”，還扮演了《轅門射戟》中的花臉紀靈，精彩地完成了他耍皮影木偶、操琴伴奏、登臺表演的“夢幻三部曲”。

命運使然，火熱厚重的三晉文化沃土，為郭士星提供了豐腴充沛的藝術營養，對民間戲曲、民間藝術的由衷酷愛，為他奠定了獻身藝術的一切準備，注定他此生此世再也離不開為之魂牽夢縈的文化藝術了………

二、情灑藝苑

從事文化藝術事業三十多年，郭士星最大的感受是：“在山西這片資源富足、設施滯后的黃土地上從事文化工作，既是光榮的，也是艱苦的。”回首往昔，創業的艱難，成功的喜悅，都是他漫漫人生中的一筆寶貴財高。令他欣慰的是，三十多年來，特別是他任主管藝術教育、科研副廳長的17年來，順應改革形勢，在各級領導和廣大同仁的關懷支持下，在歷屆老局長辛勤耕作的基礎上作為我省的藝術教育、藝術科研事業做了一些他“份內的、應該做的事情。”他問心無愧。

郭士星深有體會:“人才是事業成敗的關鍵。山西文藝事業能否不斷繁常和發展，關鍵在于能否源源不斷地培養和造就高素質的文藝人才。要培養文化人才,就要抓好藝術教育。”他遵照文化廳黨組要“培養第一流人才”的精神，在各級領導的支持下。開始了大膽的改革實踐。調整學校布局，擴大辦學規模，使全省藝術學校從二十世紀六年代的1所戲校、3 所分校，一下猛增到有1所成人高等藝校，11所藝術中專，1 個文藝班。形成一個布局合理、門類齊全、管理日趨規范，充滿生機與活力的藝術教育體系。

為培養適應社會的各類藝術人才，大幅度調整專業結構，轉變辦學指導思想，針對我省編導理論人才奇缺的現狀，在兩個學校開設了戲劇文學、戲劇史論專業。多年來已有兒屆畢業生充實到各級文化部門，如高曉江、王輝、謝玉輝、李德彪等都已嶄露頭角，獨擋一面，并在省內外多次獲獎，成為活躍在我省文化陣地上的一批生力軍。

為了加強教師隊伍建設，提高教師總體素質，選送有前途的中青年教師到中央美院、浙江美院、中央戲劇學院、中國戲曲學院等高等院校學習深造，大大開闊了他們的藝術視野。八、九十年代，還以文化廳名義舉辦了導演班、舞美班、形體班、花臉班、丑角班、武戲班、藝術概論班等短期培訓班，邀請郭漢城、馬少波、厲慧良、李萬春、袁世海、余秋雨、祝肇年、譚沛生、余從、朱文相等幾十位國內項級大師、專家、學者來校做講座、報告，極大提高了師生的文化修養和藝術素質。

為了檢閱教學成果，發現優秀人才，形成固定的比賽激勵機制，全省藝校先后舉辦了 6 屆美術作品展覽，4 屆音樂舞蹈表演，5 屆教學劇目匯演，近萬名學生參與角逐評獎，發現了一大批才華橫溢的藝術新秀，向社會展示了藝術新人良好的精神風貌和藝術潛質。

一分耕耘，一分收獲。在文化廳等各級領導的關懷重視下，通過郭士星和團結在他周圍的院校領導，師生的多年苦心經營和拼搏，經專家組嚴格考核、評審，省戲校被評為國家級重點中專，省藝校被評為省級重點中專。改革開放的20年來，全省藝術院校共培養出各類文藝人才萬余人。特別在省文化廳、省劇協的鼎力扶持下，造就了全國“梅花獎”獲得者任跟心、許愛英、崔彩彩、吳國華、張保平、史佳花、栗桂蓮、崔建華、謝濤、楊仲義、賈粉桃、成鳳英、王藝華、武凌云等享譽全國的戲曲新星；全國著名的舞蹈編導張繼剛、著名歌唱家聶建華、戴玉強及在全國獲獎的向陽、金草、李藝濤等舞壇新秀。

省敬舞劇院享譽海內外的《黃河兒女情》、《黃河一方土》，《黃河水長流》“三部曲”中的舞蹈演員，多半是省藝校的學生，都為山西爭得了榮譽。

短短 17 年，如此多的學校教師和學生，在各級領導的關愛和呵護下，告別了多年的封閉、無為和自卑，走向了開放、務實和創新。

他們不會忘記多年來撲身藝術教育，為他們殫精竭慮的“好主管”郭士星和無數辛勤的“園丁”們。

三、撲身科研

我省文化積淀深厚，遺產豐富，然而對民族文化藝術的研究卻相對滯后，與“文化大省”極不相稱。郭士星洞悉開展藝術理論研究對促進藝術建設和發展的重大作用，多年來鍥而不舍，狠抓了兩件事：

一、培養了研究人才，壯大了研究隊伍；二、對山西豐厚的戲劇、音樂、舞蹈等藝術遺產和藝術資源進行了廣泛的調查研究，圍繞國家重點科研項目十大文藝志書集成山西卷的編纂任務，推出一批具有很高藝術價值的研究成果。

省文化廳高瞻遠矚，在八十年代初先后成立了文藝理論研究室、省戲劇研究所和省音樂舞蹈研究所，并在省戲校辦了戲曲史論班，在省職工文學院開設了戲劇理論專業，培養了大批年輕有為的理論研究人才，為開展大規模的研究、著述奠定了堅實基礎。

從 1983 年起，在省委、省政府及各級文化主管部門的重視支持下，十大文藝志書集成山西卷編纂工作陸續上馬，郭士星掛帥、主管，動員全省上千名編纂、工作人員，投身這一卷帙浩繁的系列工程。

經過近二十年的艱苦編纂，完成了《中國民間歌曲集成·山西卷》（編纂5年，精選 100多首山西民歌，是全國最早的地方卷，很快銷暢銷一空）。《中國戲曲志山西卷》（編纂7年，107 萬字，配圖 500余幅，后來居上。反響強烈，供不應求，早已脫銷）、《中國民族民間舞蹈集成山西卷》（編纂8年，反映良好）以及《中國戲曲音樂集成山西卷》，《中國器樂曲集成山西卷》、《中國曲藝音樂集成山西卷》等多部專著的最后編纂出版。洋洋 1200 余萬言的宏篇巨著，真實記錄了山西文化藝術的歷史與現狀，為研究指導山西的文藝事業提供了珍貴的歷史借鑒，被看作是山西文化史上的一次壯舉。

文化部、國家民委、全國藝術科學規劃領導組對我省文藝集成的編纂工作多次給以好評和表彰，同行稱這是一件“無愧先人，有益后代”的“造福”工程。最后，山西戲曲志、民歌集成、戲曲音樂集成，舞器集成的省卷編輯部分別榮獲全國文藝志書集成編纂工作先進集體獎；100 多位同志榮獲先進工作者獎、榮譽獎和編纂成果獎。人們不會忘記，這一部部沉重、珍貴的文稿上，無不滲透著學科帶頭人——郭士星的涓涓心血……

郭士星上過大學，學過文學、歷史、哲學，又喜歡藝術，多年來博覽群書，多方涉獵，又對山西文化精鉆細研下過功夫，自然會對這些志書集成的編纂有高屋建瓴的審視和把握，從而保證了志書集成的高質量、高品位。他從小酷愛山西戲曲和民間藝術，工作后又正好從事這方面的管理工作，自然感情越深，理解越透，興趣越濃。他又是一個平和務實，不會當官，舍得撲身干事的“知識型”干部，遇有重要項目、課題和難題，不用人請，先就急著“脫鞋下水”，首當其沖。不少集成志書從論證項目、編制提綱、設定條目、指導編纂、組織評審、反復修改，他都身體力行，全程參與，和編纂人員同吃同住，夜以繼日，滾戰在一起，以他的默默奉獻精神、治學態度和人格魅力，保證了志書的圓滿完成。

“郭廳長”退休了，反倒更加忙碌起來，不是應邀為《走進大戲臺》做策劃，就是特邀為《說戲》做嘉賓；不是到臨汾指導編纂《蒲州梆子志》，就是到外地參加學術會議。每日堅持“臨王學趙”苦練書法，常為朋友題寫墨寶、篆刻印鑒。閑來到書市淘淘舊書，收收戲曲文物，賞賞古玩字畫；再到汾河公園強身健體、玩玩“滾沙”。充實自在,樂在其中。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帶給了他永遠的樂觀和豁達。

（2005年3月20日）

來源：中國藝術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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