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五千年華夏文明史上，宋朝是商品經濟、文化教育、科技創新的高速發展期，兩宋期間政治清明、社會安定、人口劇增，GDP總量占到全世界的五分之一。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認為，宋朝是中國古代文化繁榮的頂峰，西方甚至將宋朝贊譽為“東方的文藝復興”。但是在這一層層光環的背后，離不開最基礎的國防軍事作為支撐。

兩宋時期，南北兩邊同時存在著割據政權的威脅，漠北有強大的夏遼金虎視眈眈，嶺南也林立著十幾個少數民族政權，如何協調部署地緣防御，成為擺在統治者面前的一道考驗。隨著兩宋政治中心的轉移，中央優化行政治理、加強邊疆防御體系，逐漸從“重北輕南”思想，發展為“先南后北、先易后難”的統一戰略，對于今天的軍事國防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重北輕南”：失去燕云十六州后，契丹成為頭號大敵

（一）北宋失去天然屏障，被迫重視北疆防御

公元960年，宋太祖趙匡胤在陳橋黃袍加身，奪取后周政權，開創北宋江山。但此時的宋太祖并沒有得意忘形，行伍出身的他敏銳地覺察到，大宋北方的軍事防御建設存在著巨大漏洞。早在五代十國時期，山西石敬瑭為了拉攏契丹，不惜割讓燕云十六州，使剛剛成立的北宋失去了阻擋契丹南下一道最有力的天然屏障，都城開封暴露在一馬平川的廣闊平原之上，時刻面臨著契丹族人鐵蹄的威脅。

趙匡胤深刻明白邊疆防御的重要性，因此，盡管戰后的北宋財政緊張、百廢待興，宋太祖仍舊從國家府庫中大量撥款，用以加固北方的軍事壁壘。但是，用泥土和石塊筑造起來的堡壘陣畢竟只是權宜之計，縱然一時能攔住囂張跋扈的契丹鐵騎，也擋不了一世。立足長遠考慮，趙匡胤針對性地提出了“三北”防御戰略，是謂據北地、用北人、承北制。

（二）“三北”戰略成為宋朝地緣防御的核心

在中國古代歷史上，趙匡胤無疑是一位賢明的君主，但他登上帝位的手段畢竟是見不得光的。因此，朝中文武難免私下議論，趙匡胤對這些前朝舊臣也一直心懷芥蒂。所以在即位之初，宋太祖就迫不及待地選拔人才，重啟“朝見”“朝辭”制度，親自面試、遴選了一批新銳大臣，派他們占據朝中的樞要職位，以鞏固自己的中央集權。

為了進一步加強邊疆防御，宋太祖將這一方法帶去了北方，從當地青壯男子中擢升了許多年輕將領，對他們倚重極深。宋太祖不僅充分尊重北方人獨特的生活習慣，還經常不恥下問，向他們請教抵御契丹的良策。很多人一朝鯉魚躍龍門，從此改變了命運。他們深感皇恩浩蕩，對朝廷感恩戴德，更不愿看到外族人侵犯自己的家鄉，所以上了戰場自然會不惜性命、奮勇拼殺。

與此同時，為了防備北漢政權的反撲，宋太祖決定先發制人，多次發動北伐戰爭，占領了北部邊疆大面積的領土，并最終將北漢政權整個吞并。領土的擴張為抵御契丹入侵提供了更大的緩沖地帶，也為北方軍事戰略的部署提供了更多的選擇。

二、“先南后北”：靖康之恥北宋滅亡，地緣防御體系南移

到了宋欽宗和宋徽宗時期，君王怠政軍無戰心，邊疆防御逐漸式微，北方的金政權趁虛而入，不時襲擾邊境牧民。公元1127年，金軍攻破開封城，徽宗、欽宗父子淪為人質，朝廷府庫被席卷一空。令人心痛的“靖康之恥”給國家和人民帶來了深重的苦難，也為剛剛興起一百多年的北宋王朝畫上了休止符。

北宋滅亡后，康王趙構在兵荒馬亂中逃至南京應天府，改元稱帝，成了南宋王朝的第一位皇帝——宋高宗。此時的宋朝疆域進一步縮小，收縮到只剩江南一部，紹興合議后，宋金之間以淮河與大散關為界。雖然統治范圍受限只能偏安一隅，但從今天的角度看，宋朝政權的南移，也客觀上促進了江南地區經濟、科技和軍事的發展。

進入公元13世紀，昔日的北方宿敵金國消停了許多，然而西南邊陲廣西一帶卻出現了大理國和交趾國兩大割據勢力，不時北上騷擾侵犯。與此同時，東南海域也出現了猖獗的海盜團伙，對南宋最倚重的海洋貿易造成沖擊。宋寧宗聽取廣西知府的建議，認為當前國家軍事防御的重點已經從北方變成南方。優化國防布局勢在必行，加強西南、東南邊境防御部署迫在眉睫。

三、兩宋邊疆防御重心南移的意義：穩定南方經濟發展，再謀統一中原大業

（一）穩定邊疆局勢，維持經濟繁榮

自從燕云十六州易手之后，北宋就失去了通往陸上絲綢之路的直接通道，豐厚的利潤被外部勢力占據，國家的財政稅收蒙受了巨大損失。無奈之下，宋朝不得不在經濟貿易上謀求轉型，將發展重心轉向海洋貿易。宋朝科學技術飛速發展，船舶航運水平居于世界一流，宋朝另辟蹊徑卻成效頗豐，很快就開辟出了一條“海上絲綢之路”。

通過海上貿易，鹽鐵、絲綢、茶葉、瓷器等源源不斷地運往東南亞和歐洲，為南宋創造了超乎想象的巨大經濟收益，也使得東南沿海地區，逐漸成為新的經濟中心。經濟市場的和諧運轉，永遠離不開穩定和平的社會環境，南宋加強南部地緣防御體系，正是為了與經濟重心的南移相匹配。

西南地區的鹽馬貿易，長期以來一直是兩宋財政體系中一根不可或缺的支柱。北宋初年，國家大力推廣占城稻，糧食產量大幅增長，帶動國內人口激增。從公元980年到公元1125年，短短一百多年間，國內人口就從不到四千萬，躍升至近一億三千萬，宋朝的軍隊人數也達到了一兩百萬的龐大規模。

食鹽是烹飪時必不可少的調味料，人口的增長自然帶動了鹽業的發展，而軍隊規模的擴大，自然也離不開戰馬數量的支撐。東南沿海地區盛產食鹽，但由于地處平原沒有草原，馬匹供應卻是捉襟見肘。因此，出于優勢互補的考慮，宋朝與西南邊疆各國之間，逐漸形成一種特殊的“鹽馬”貿易，以古老的商品互換作為交易方式，用國內開采的食鹽，換取西南地區優質的馬匹。

然而，由于宋朝的邊防重心長期以來一直在北方，西南邊陲防務空虛，逐漸出現不法分子趁虛而入，滋擾貿易市場、掠奪馬匹和食鹽的情況，加劇了南宋邊疆的社會動蕩，加重了南宋人民的經濟負擔，也堅定了南宋統治者加強南方防務體系建設的決心。

（二）平定南疆少數民族政權，是統一中原的先決條件

北宋建立之初，西南邊陲少數民族政權林立，宋太祖深感北方的西夏和遼實力強盛，短期內無法達成統一中原的目的，故而制定了“先南后北、先易后難”的統一方針。事實證明，這一方針是正確可行的，最終也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在位期間，宋太祖頻頻對南方用兵，先后吞并了荊南、武平、后蜀、南漢、南唐等政權，大大簡化了五代十國時諸侯割據的復雜局面，為南方人民遠離戰火、安居樂業創造了條件。

太祖之后，宋太宗趙光義繼位，進一步收復了吳越和漳泉，隨即調轉矛頭，開始了漫漫北伐之路。很多人覺得疑惑，此時南方還剩下大理和交趾兩國未定，宋太宗為何不一鼓作氣平定南疆呢？其實，宋太宗曾經做過多次嘗試，無奈均已失敗告終。隨后的數十年間，兩宋歷任君主也曾出兵與兩國交手，同樣是勝少敗多，但這并不完全由于宋朝軍力不濟，而是由多方面原因導致的。中原軍隊深入南方不毛之地，水土不服、千難萬險，且不論成敗勝負如何，即便最終成功吞并，也要耗費大量精力去維持統治。三國時期的蜀國名相諸葛孔明何其雄略，收服南蠻孟獲的過程也是大費周章，就是最生動的例子。

延至南宋時，大理和交趾愈發強大，一直虎視眈眈思謀入侵中原。宋朝統治者終于認識到南疆防御兵力不足的問題，開始“北兵南調”，逐漸將防御重心向南部邊緣地區轉移。在南宋朝廷的重新部署下，廣西桂州一帶逐漸成為國家抵御外敵最重要的戰略樞紐，牢牢制控著南部邊疆的安寧與穩定，為兩宋后一百五十年的富庶繁榮立下了汗馬功勞。

結語：

靖康之恥后，宋朝政權被迫偏安江南一隅。政權的轉移客觀上促進了南方經濟、科技、文化的發展，也大大推動了南部邊疆軍事防御體系的建設。從北宋以抵御契丹入侵為目的的“三北”政策，到南宋以南方為核心的“先南后北”統一方針，體現了兩宋時期地緣防御思想上的重大進步，對于今天我國的軍事國防建設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參考資料：

1、《北宋西北邊防統兵職官與軍事決策研究》

2、《南宋地緣政治關系研究》

3、《論宋代廣西地緣軍事防御體系的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