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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歷時兩年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拉開序幕，位于中央蘇區的紅軍主力、機關單位開啟緊急轉移，向著西北方向前進。

紅軍長征

蘇區是紅色革命的搖籃，紅軍部隊辛辛苦苦打下來的基業，不能完全被丟到一邊。況且，南方陣地上，我黨也需要持之以恒地和反動派作斗爭。

于是，部分隊伍并未跟著主力一同轉移，而是留守蘇區。

留守部隊中，涌現了不少代表性將領。他們致力于維護根據地，與敵人周旋，高舉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旗幟。

這些留守蘇區的隊伍，他們會有怎樣的結局？又有哪些將領在輾轉游擊過程中貢獻了可歌可泣的事跡？

敵眾我寡，相對被動

1934年，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攻勢愈發猛烈，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讓工農紅軍陷入了完全被動的局面。

李德

中央蘇區岌岌可危，紅軍主力部隊更是隨時面臨著被敵人摧毀的風險。戰略轉移勢在必行。可一旦紅軍全員轉移，那就意味著蘇區將完全失守，之前我黨的所有努力幾乎等同于白費功夫。

10月之前，紅軍戰士們心中無限迷茫。當時的少共贛南省委書記陳丕顯回憶說：“大伙兒非常關心紅軍主力部隊的打算，同時也很關心中央蘇區的未來。”

已經形成一定規模的根據地，是我黨的寶貴財富，不能白白拱手讓人。于是中央決定派遣一部分部隊留守蘇區，掌握南方陣地，與敵軍抗衡，同時為主力北上爭取時間。

在主力部隊正式開拔之前，中央在中共蘇區設立了新的黨政軍領導機關，領導人員包括瞿秋白、項英、陳毅等老同志。

16000多名紅軍戰士和游擊隊員奉命留守，堅持斗爭，用生命書寫防守戰的光榮。

留守紅軍

這16000人，包括紅軍第24師，中央軍區下屬獨立團，以及福建、江西、贛南等地方武裝力量。

留守主力加上林林總總的散兵部隊，總人數超過50000人，看起來并不少，但實際上和國民黨數10萬圍剿力量相比，還是顯得非常被動。

1934年11月，瑞金失守，到了第二年2月，中央蘇區幾乎全部淪陷。每次回想起當年的慘烈場景，陳毅元帥都心痛難當。

在他的記憶里，很多村莊都遭到國民黨反動派殺絕戶，青壯年勞動力幾乎被全部絞殺殆盡。到處都是敵人，槍聲一刻也沒有消失，老弱婦孺遍地跑，只為了找到暫時躲避的地方。

敵人滅絕人性，在他們的作戰計劃中，絞殺共產黨是重中之重。途中遇到的所有平民百姓，都可以當成牲畜隨意處置。

他們也恰恰拿捏住共產黨愛惜百姓的特質，不斷制造屠殺慘案，逼迫游擊隊員現身。

十萬火急的關頭，正在戰略轉移的中央紅軍向蘇區發來緊急電報，要求機關領導人馬上組織留守戰士開展突圍作戰，充分發揮游擊戰優勢。

1935年四月，得知陳毅和項英的人已經轉移到粵贛邊境，蔣介石立即派出重兵，以40000人左右的兵力設置三道封鎖線，發誓要把南方八省的紅軍逐個清剿。

因為三道封鎖線的阻礙，紅軍能夠行動的范圍十分有限，只能躲進深山老林打埋伏。敵眾我寡，硬碰硬行不通，地形是最好的隱蔽。

那時候的陳毅拖著一條傷腿，咬牙跟著大部隊行動。如果和反動派狹路相逢，那就拿出不要命的架勢打一場，贏就是賺，輸了也得頂天立地。

最危險的時候，陳老總遇到反動派搜山，自己的槍里，子彈也沒剩下幾顆。他只能帶著所剩無幾的戰士躲到水溝邊上的蘆葦叢中，屏息靜氣，耐心等待。

陳毅（左一）

他也做好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準備，看著自己的槍，盤算著待會兒如果被發現，他還能打死幾個敵人。

萬幸的是，國民黨做事極其敷衍，跑到水溝邊隨便翻找一通，不僅沒有看到陳毅，還不小心把蘆葦蓋到了他的頭上，讓他能藏得更隱蔽。

那一天，他們從下午一直等到下半夜，確認敵人不會再殺回馬槍，這才松了口氣，鉆出蘆葦叢。

1936年，他又在游擊戰中被國民黨46師困在梅嶺密林深處，整整困了20多天。

多虧共產黨此前一直堅持群眾路線，紅軍戰士也用真情打動了原本對軍隊滿懷戒備的老百姓，所以在這樣的困境中，還有人愿意冒險為他們送來糧食和情報。

南方游擊戰紅軍戰士照片

一個名叫張千妹的婦女，經常趁著夜色上山幫忙。為了躲避搜山的敵軍，她滾到山崖底下，摔傷了一條腿，爬行著回家。那是她最后一次上山，到最后，她是手腳并用爬著回家的。

就是在這樣的絕境中，陳老總寫下了壯懷激烈的《梅嶺三章》。

留守部隊中，還有許多和陳毅一樣綜合素質絕佳的指揮官。他們不僅堅持作戰，而且足夠幸運，才能在三年艱苦的游擊戰中活下來。

但是，并非所有我黨早期領導人都能這么“幸運”。

英勇犧牲，久久傳頌

南方游擊戰的艱苦程度并不亞于紅軍長征，后者只用了兩年的時間就取得勝利，盡管過程中仍然有無數戰士為之獻出生命。

但是前者卻足足堅持了三年，一直到1937年10月，游擊戰才算畫上句號。

長征結束后的南方紅軍游擊隊

這三年時間里，我黨犧牲的軍級和省級以上的干部足足有六十多人，是長征犧牲高級干部人數的五到六倍。

1935年2月，瞿秋白同志在福建被捕。他在身陷囹圄之后一度隱藏自己的身份，以虛假的信息應對敵人的刑訊逼供，靠著頑強不屈的意志忍受身體上極大的痛苦和折磨。

他說：“人要愛惜自己的歷史，請不要撕破我的歷史。”敵人威逼利誘，他不為所動，共產主義的戰士始終鐵骨錚錚。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在福建長汀的一處草坪英勇就義。這一年，他才36歲。

1935年3月，贛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劉伯堅在突圍過程中不幸負傷，慘遭逮捕。敵人為了羞辱他，給他的雙手雙腳帶上沉重的鐐銬，要求他走過人潮洶涌的大街。

游街示眾，這在傳統文化中是窮兇極惡的罪犯才有的懲罰。敵人以為，這樣的羞辱可以讓劉伯堅愛惜顏面，投降認輸。

可事實上，劉伯堅戴著鐐銬，昂首挺立，以戰士大無畏的姿態走過人潮。他讓人民群眾看到，共產黨員的骨頭比鋼鐵更硬，共產黨員的心如同磐石一樣不可轉移。

劉伯堅

一個硬骨頭的對手，對于敵人而言完全沒有利用價值。劉伯堅犧牲了，臨死之前，他留下了豪言壯語。

自己的生和死，都是為了中國。

同年，參加過中共一大的我黨元老級革命者何叔衡同志同樣英勇犧牲。由于當時生還的人太少，所以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他犧牲時的具體場景都是個未解之謎。

除了這些高級干部之外，中央部隊、中央機關、游擊隊和地方武裝中，犧牲人員更是不勝枚舉。

他們負責留守，不需要面對紅軍主力長征過程中的一系列困難，比如草地中隨時可能吞噬生命的沼澤，比如鐵鏈被燒得通紅的瀘定橋，比如攀爬雪山時的失溫甚至雪崩。

可與此同時，他們也會和紅軍主力一樣，面對敵人瘋狂地封鎖反撲，面對無處不在的槍炮，面對從天而降的死神。

他們的艱辛，不應該被后人忘記。

長征部隊和留守部隊最大的共同點，就是把群眾工作當成自己的重大任務。只有得到群眾發自內心的擁護和支持，他們才有底氣與強大的敵人纏斗。

一些游擊隊員回憶，普通老百姓的英勇程度往往能超出他們的想象。

有的村民在傳輸情報和物資的過程中不慎被敵人逮捕，面對死亡的威脅，他們卻說：“我們要死就死一個，絕對不害共產黨。”

正是因為擁有人民群眾的鼎力支持，游擊部隊才能堅持到1937年。

改變建制，投入抗戰

1936年10月，紅一方面軍、紅二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三大主力在甘肅會寧勝利會師。這是一次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性事件，它標志著紅軍長征的成功。

北方會師，長征結束，可南方的留守作戰仍然沒有結束。

老蔣沒能在長征途中消滅紅軍火種，內心氣急敗壞，對于南方部隊更是下了死手。

雖然后來因為西安事變的爆發，國共第二次合作擁有很大的希望，但游擊隊員們的處境還是沒有明顯地好轉。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共產黨的基本立場是在解決家務事之前，首先把外來侵略者趕出中華大地。國民黨迫于戰爭的威脅和亡國滅種的可怕后果，與共產黨達成了合作協議。

在盧溝橋防御的中國士兵

這一年10月，南方八省的紅軍留守部隊和游擊部隊整合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也就是廣為人知的新四軍。他們得以并入國民革命軍整體，參與抗日作戰。

新四軍的軍長是擁有鐵軍首領之稱的葉挺將軍，副軍長則是帶著部隊堅持游擊的項英。至于陳老總，他是中共中央軍委新四軍分會的副書記。

雖然抗日戰場上，共產黨以敵后作戰為主，但這并不意味著我軍沒有參與過任何正面戰場的重大戰役。相反，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存在感相當強烈。

好景不長，1941年年初，國民黨發動了皖南事變。

早在1940年冬天，日本侵略者就在收縮攻勢的同時，加緊對蔣介石的誘降工作。老蔣對時局產生了錯誤的判斷，自以為日軍侵華危機很快就能解除，于是發動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1941年1月6日，葉挺和項英在帶領新四軍9000多人到達茂林地區時，遭到國民黨80000多人的突然襲擊。

這場戰斗持續了一個星期，新四軍全體戰士痛心失望，浴血作戰。可由于敵我懸殊，最后只有2000人成功突圍。

項英在此過程中遭到反革命分子殘忍殺害，不幸犧牲。葉挺也被國民黨扣住，釀成了之后的悲劇。

這就是皖南事變，它震驚中外，就連日本人都不得不“佩服”蔣介石的陰毒手腕。

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周總理懷著憤懣的心情發表文章，痛斥國民黨所作所為，揭露殘忍的歷史真相。

那些經歷三年游擊而未倒的戰士們，有不少都犧牲在了皖南事變當中。

經此一事，新四軍的番號還在，實力卻受到重創，需要時間來恢復戰斗力。

準備改編為新四軍的南方紅軍游擊隊（資料照片）

一直到1947年，新四軍番號取消，這支從1934年就開始堅持斗爭的隊伍才被打散，戰士們也被編入不同的野戰軍中。

結語

長征代表著“雄關漫道真如鐵”，但留守絕不代表坐在后方唱大戲。

留守蘇區的將士們緊繃三年，堅持游擊轉移，有力地拖住敵軍腳步，為主力創造了更多有利條件。

他們雖然損失慘重，可也用生命書寫了歷史榮光。

參考：

海外網紅軍主力長征后，中央蘇區1.6萬將士悲壯的留守

中國共產黨新聞網陳毅：沒有參加長征的元帥 領導南方八省游擊戰

中國軍網戰史今日1月6日：皖南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