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關稅戰打擊了全球經濟后，特朗普終于還是將屠刀揮向了文化領域。就在5月22日，特朗普突然宣布取消哈佛大學獲批的學生和交流學者項目資質，并禁止該校招收國際學生。

而哈佛這座百年學府也不是軟柿子，第二天便將特朗普政府訴諸法庭予以回擊，可此舉顯然激怒了特朗普，25日，聯邦政府對哈佛大學的撥款也被叫停，對抗進一步升級。

如果事情的發展只是停留在這種“回合制”的拉鋸戰之中，或許我們還能說這無非就是特朗普對美國文化權威的一次“服從性測試”。

可現實是，特朗普與哈佛的這場“戰爭”，早在2025年1月就已經打響，當時，政府便凍結了哈佛大學超過22億美元的聯邦撥款，哈佛也早已將特朗普告上法庭。

因此，5月份的這次“戰爭”升級，本質上算是特朗普政府既定政策的延續，而本屆政府之所以會有向哈佛“開戰”的固有政策，或許與美國兩黨政治的“黨爭”密切相關：

羅斯福、肯尼迪、奧巴馬，這些許多人耳熟能詳的總統，除了是民主黨人，還都從哈佛畢業。

這些關鍵詞獨立來看當然沒有什么問題，可一旦組合在一起，他們就有了另一個名字——“美國精英階層”，而這，恰恰是特朗普這位共和黨素人總統最視為“眼中釘”的存在……

精英政治傳統

哈佛大學的建校，一開始就依循著歐洲古典的教育模式，課程以固定科目為主，且由單一教師承擔多門課程，這種模式一直被延續，甚至在面臨19世紀初課程改革浪潮時都沒被動搖。

尤其是在1828年耶魯大學發布了《耶魯報告》之后，保守的院校聯盟更是徹底奉古典學科為圭臬，公開排斥科學的實用教育，一舉使美國的教育改革進程就此停滯。

因此，早年的哈佛，與其說是承擔“科研創新”重任的“第一院校”，倒不如說是一個側重傳授社會經驗的大型“學前班”。

直到一個硬核狠人接過了哈佛的“掌印之權”，才讓這所古老的院校徹底煥然一新，甚至直接開啟了“哈佛時代”，他便是現代高等教育體系的奠基人查爾斯·艾略特。

這位哈佛本校畢業的校長上任于傳統教育體制漸趨僵化的危機時刻，面對入學率連年下降且醫學生必須前往德法才能獲得深造的殘酷現狀，艾略特毅然開啟了醫學教育領域的改革。

在他的推動下，現代化大學體系的輪廓被逐漸勾勒。

這些改革措施的推出，受到廣泛的好評，也招來了全社會的人才，哈佛一時間聲名大噪。

艾略特卸任后，哈佛更是延續了這些改革措施，甚至在20世紀30年代開啟了學術的“全球擴張”，在世界范圍內網羅人才，還建立起海外研究中心，一直持續至今。

只是，這種“象牙塔”的美好并沒有持續太久，因為在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之中，哈佛的所有改革都離不開一樣東西，那便是——錢。

由于學術標準的提高，哈佛的本科生每年必須完成6門課程，而這種高強度的學術訓練天然就與窮人“劃清了界限”，他們很難支撐起學習生活所需的高昂費用。

因此，這種“學術層面的物競天擇”客觀上成為了社會分層的篩選器，而具備持續學習能力與財力的“人才”，自然就成為了傳統意義上的“精英群體”。

同時，為了募取建校資金，哈佛雖然沒有提高學費，但卻建立起了“校友捐贈制度”，使教育資本得以代際傳承，形成“精英再生產”的物質基礎。

而這種校友網絡更是間接形成了跨代際的精英聯盟，1909年艾略特退休時，哈佛就已培養出了包括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在內的諸多政商界領袖人物，借助這一層關系，更是直接促使“哈佛-華盛頓旋轉門”的成型。

“精英網絡”的聯通，使教育圈也被卷入政商界的“漩渦”之中，而也就是在這樣的循環之中，教育精英群體愈加龐大，乃至成為能夠影響兩黨政治、不容忽視的一股力量……

美國社會撕裂

按說，在這樣被精英壟斷的政黨體系中，像特朗普這樣商人出身的政治素人很難與根基雄厚的精英階層一較高下。

而面對逆風局面，特朗普還能成功競選總統，與他深厚的家底自是脫不開關系，但更為關鍵的是，特朗普在精英聯盟之外，找到了另一股足以撬動美國社會的龐大力量：

“紅脖子”。

由于美國南部農民長期在田間勞作，他們的頸部普遍被曬得通紅，“紅脖子”一詞就此得名。

這一群體堪稱“美國刻板印象集合體”：他們偏好皮卡車、牛仔靴、露天燒烤，反對槍支管制，更是熱衷狩獵釣魚。

同時，這一群體教育水平較低，失業率很高，在美國農業經濟衰落與“去工業化”導致的中產崗位流失中，他們一度淪為“白人垃圾”，更是被排斥在政治活動的邊緣地帶。

試想，美國的黑人群體由于遭受壓迫，便發起過數不勝數的民權運動來爭取權益，那白人群體的“紅脖子”們，又怎會甘心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

在共和黨的民意基礎中，保守派勢力直接占據了選民的30%，而“紅脖子”群體便是保守派選民的主要代表。

其實作為中低收入群體，保守派選民在兩黨政治中并沒有確切依附的派系，因為對他們來說，能給自己帶來切身利益才是好的政黨，因此，他們大多時候都是“搖擺不定”的狀態。

直到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使自由市場受到了強烈的沖擊，因此，中低收入的保守群體對傳統經濟政策產生了懷疑。

恰恰在這個時候，共和黨根據現實情況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政策調整：

在經濟危機激化的種族矛盾中，共和黨強化了對白人的身份認同，并轉向了反移民、反多元文化的保守政策，這就讓共和黨收獲了大量的保守選民票倉。

在這樣的基礎下，特朗普成功選任了總統，而他上臺之后，更是直接推動“貿易保護主義”的落地，通過制造業回流來利好社會底層，徹底打破了黨派和“高收入群體”綁定的傳統。

此后，特朗普更是提出了“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口號，一度形成“民粹主義”的政治風潮，就連傾向于民主黨的自由派選民也深受吸引紛紛“跳槽”。

尤其是后來推動最高法院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的舉措，更是將保守主義與種族主義強制綁定，讓原有的保守派選民基礎進一步擴大，特朗普的支持率空前暴漲。

這種煽動性政治風向，極大動搖了民主黨的選民基礎，因此民主黨對特朗普展開了猛烈的“反撲”。

但由于獲得了民眾的廣泛支持，在特朗普競選連任失利之時，竟然爆發了“國會山騷亂”這樣震驚全美的選舉暴力事件。

當選舉政治的根基都遭到踐踏，美國兩黨也就失去了統一的政治目標，兩黨政治便從“輪班交替”演變成了沒有君主的政治“黨爭”。

于是，美國社會就在“黨爭”之中被徹底撕裂：

民主黨在將拜登推上臺后，立刻發起了針對特朗普的多項調查，而這些調查已經超出了法律的范疇，儼然成為了民主黨打壓共和黨的政治工具。

FBI搜查海湖莊園的時機選擇與特朗普中期選舉的周期高度重合，更是直接暴露出司法體系淪為執政黨附庸的無奈現實。

而對特朗普“涉嫌有罪”的指控，更是成為了掩蓋拜登“施政無能”的“遮羞布”，在兩黨“比差比爛”的“黨爭”之中，民生議題也被完全擱置。

本來，面對美國深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兩黨還會通過各種手段來轉移公眾視線，可當“制度失靈”真的降臨，美國最深層的社會傷疤便會被揭露地一覽無遺。

高通脹、高外債的經濟頑疾使美國的社會發展陷入停滯，貿易戰更是讓美國的農業和商品出口受到嚴重沖擊。

貧富分化的加劇和勞動市場的割裂，更是進一步激化了社會矛盾，種族沖突越演越烈，暴力案件頻繁爆發，在這樣的亂象下，“零元購”一度成為了美國社會的代表文化。

而民眾的不滿更是不會僅僅停留在民間的暴亂之中，當他們認識到選舉政治已經無法代表民意之時，一顆子彈便又一次射向了總統的耳朵……

四百多年前，被革職歸鄉的顧憲成與好友重建東林書院、創立學派，并以此為根據地，與朝中魏忠賢為首的閹宦勢力形成對抗，“東林黨”與“閹黨”的“黨爭”就此拉開序幕。

令人忍俊不禁的是，四百年后，在大洋彼岸的一個現代化國家，竟也復現出“兩黨相爭”的政治格局，只是不知，作為民主黨“東林書院”的哈佛大學，是否也會淪落到被敵對勢力“拆毀”的命運中去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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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https://news.sina.com.cn/o/2025-05-27/doc-inexymnm180156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