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文英

單位：天津工業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摘 要：章學誠是清代乾嘉時期卓有特色的學者，但其思想和立場相當復雜，為防止論述結論的偏頗，必須具有大體確切的認知基礎。這需要在整體掌握研究對象的資料、稔知學界已有成果的前提下，首先對其學術淵源形成明晰、妥當的認知。其次，要了解章學誠的哲學觀念和學術宗旨，認清其思想是在程朱理學的體系之內。章氏所言之“史意”，就是指著史意圖或學術宗旨。最后，應當準確認識章氏的“校讎學”和方志學等學術見解，并且與其史學創見結合起來考察。對章學誠學術的研究，雖然僅是歷史學中一個具體的專題，但對其百年成果的回顧仍會給我們帶來許多有益的啟示。

關鍵詞：章學誠；認知；方志學；史意

清朝乾嘉時期的章學誠，在私家史學普遍熱衷于歷史考據的學風背景下，全力投入對文史理論的探求，獲得頗多創見，在清代可謂獨樹一幟。自近代起始，對章學誠研究漸成為學術熱點，尤其在中國史學史學科日益發展的背景下，更成為探索古代史學理論中不可或缺的內容。但章學誠其人其學，既具精要之論，也甚多局限，其思想和立場，有遠比當時學者更保守、落后和迂腐之處。因此，研究者須抓住章學誠研究中的要點和關鍵問題，形成大體確切的認知基礎，方可避免對章氏著述的錯訛理解，防止結論的過度偏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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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學誠其人

章學誠（1738~1801），字實齋，浙江會稽（今紹興）人。為了準確解讀章學誠的著述，也必須對章氏其人做較多的了解，孟子所謂“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全面了解章學誠，對精讀其著述、分析其學術思想是有很大輔助作用的。

章氏家族祖居本為上虞道墟，其祖父時移居紹興府城。章學誠的父親章鑣，字驤衢，又字雙渠，號勵堂。章鑣在少年時代，家境已經相當貧窮，但堅持讀書，并且在乾隆七年（1742）中了進士，隨后近十年都在鄉間教書。乾隆十六年才得到做官的機會，任湖北應城知縣。章學誠此年14歲，跟隨父母離開家鄉，前往應城，自此漂泊40年，老邁時才歸鄉閑居。中間曾僅有一次路經家鄉小住，旋即離開。

在應城時，章學誠依照自己的性情愛好泛覽不少書籍，但后來被其父嚴格限制，擇師學習舉業，但他卻對史學開始偏好，廣讀史書并且試行改寫《左傳》等書，這為后來研討史學理論準備了知識基礎。

乾隆二十一年（1756），時章學誠19歲那年，章鑣因疑獄判決失誤被革職，又因賠補虧空，貧困到不能歸鄉的程度。好在人緣關系不錯，他仍可以在應城做教師度日，當然，在書院內獲得講學職位，也就沒必要回家鄉去。而章學誠若干年來，無論舉業、學術都不大長進，20歲之后，自我感覺見識突飛猛進，一日千里，特別是在史學方面，初步形成一些新穎的想法。這些反映于他后來追憶往事的家信內。章氏于23歲、25歲兩次北游京師，應順天鄉試，皆落榜不舉，遂入國子監讀書，以圖進取。26歲時回湖北省親，次年值其父應聘整修《天門縣志》，遂參與修撰，形成對于方志的比較系統的看法，寫成《修志十議》一文。28歲時，三上京師應順天鄉試，仍不第，再入國子監，從古文大師朱筠學文，得朱筠賞識，從而有機會結識一批文化名流與官僚。乾隆三十三年（1768）章學誠31歲，其父卒于應城。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靠朱筠介紹，應聘纂修《和州志》，這是一次重要的治學、修書鍛煉，意義很大。但方志修成之后，時任安徽學政秦潮不喜歡章學誠纂修《和州志》的體例、內容安排，予以否定，不予刻印刊行。章氏也就再不能在和州謀業，游移各處依附他人，或為幕僚，或為書院教師。乾隆四十二年（1777）40歲，入京再應順天府鄉試，文章得到主考官梁國治賞識，中試為舉人，次年即中進士。但“自以迂疏，不敢入仕”，沒有等待銓選，即去投靠永清縣縣令、友人周震榮，受聘纂修《永清縣志》。自此著述顯著增多。但這部方志修成刊行后，章學誠又過了幾年顛沛流離的生活，全靠友人接濟，如寄居于周震榮家、梁國治家、張維祺處。乾隆四十八年（1783）病于京師，同鄉友人邵晉涵將之接到家中診治療養。還經這些官員或聘請或介紹，章氏得以主講直隸肥鄉縣清漳書院、永平敬勝書院、保定蓮池書院等。

乾隆五十二年（1787）冬，因周震榮推薦，章學誠到河南拜謁巡撫畢沅，會面交談后得其認可，遂留于其幕府，主持纂修《史籍考》。為了維持全家20人的生活，同一時段他還兼任過書院講席與幾處地方志的纂修，其中重要的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纂修的《亳州志》、約乾隆五十七年（1792）開始纂修的《湖北通志》。兩種方志都未能刊行，《亳州志》是因為地方官更換而未刊行，《湖北通志》則因湖北巡撫惠齡不喜章氏之文，趁總督畢沅入京覲見，挑起體例和寫法上的紛爭，既而畢沅降調，章學誠也只好離去。但乾隆五十年之后，是章學誠學術思想成熟和深化的時期。

乾隆末年至嘉慶初，章學誠的好友多有謝世，他自己已經年歲垂老，活動空間和可倚賴、求助的人越來越少，晚年回家鄉居住，方注意到黃宗羲等前輩鄉賢的著述，大為贊賞。嘉慶六年（1801）去世，享年64歲。

章學誠的治學路徑與當時盛行的考據學不相符合，這還不是大的問題，他得到朱筠、梁國治、畢沅等高官的賞識和援助，也有周震榮、邵晉涵等很要好的朋友。唯其好為議論并且好為爭辯，又理學思想濃厚，對人常常片言啟釁，纖芥不容，僅在學術范圍，就很容易樹立對立面。而他激烈抨擊甚至謾罵當世名氣很大的袁枚、汪中等人，多是出于腐朽“衛道士”的思想和心理。在戴震逝世后，斥責戴氏口頭上貶低朱子是“害義傷教”，聲稱其造成極壞影響：“聽戴口說而加厲者，滔滔未已。至今徽歙之間，自命通經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則不得為通人。而誹圣排賢，毫無顧忌，流風大可懼也。”戴震自有應當批評的問題，但出于維護朱熹的議論，在當時已屬迂腐。

章學誠與汪中都曾同時投身于朱筠、馮廷丞、畢沅幕府，但二人不和，這在洪亮吉的詩作自注中有所說明，柴德賡《章實齋與汪容甫》一文有詳細評析。章氏《述學駁文》是專門反駁汪中論點，特別是攻擊汪中對《周禮》“奔者不禁”的解說，認為汪中“聰明有余，識不足也”。汪中是揚州人，他自認為是揚州當代的名學者之一，而章氏因此在《論文辨偽》中直接斥曰：“汪中恬不知恥。”章學誠攻擊袁枚尤為激烈，《婦學》《婦學篇書后》《詩話》《書坊刻詩話后》等都是針對袁枚的，“乃有不學之徒，創為風趣之說，遂使閨閣不安義分，慕賤士之趨名，其禍烈于洪水猛獸，名義君子，能無世道憂哉?”“今之為詩話者，又即有小慧而無學識者也。有小慧而無學識矣，濟以心術之傾邪，斯為小人而無忌憚矣!”這是因為袁枚招女弟子教習作詩，又在《隨園詩話》里提出詩歌的“風趣”之說，并且以此解說《詩經·國風》，于是被章學誠指責為“以《六經》為導欲宣淫之具，則非圣無法矣”，“斯乃人首畜鳴，而毅然筆為詩話，人可戮而書可焚矣!”章學誠不善于寫詩，但給《隨園詩話》題十二首惡狠狠的詩，如“江湖輕薄號斯文，前輩風規誤見聞，詩佛詩仙渾標榜，誰當霹靂凈妖氛”，這真有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心態。

章學誠的性格，可以從著名學者洪亮吉的譏刺詩內略見一斑：“鼻窒居然耳復聾，頭銜應署老龍鐘。未妨障麓留錢癖，竟欲持刀抵舌鋒。（君與汪明經中議論不合，幾至揮刃。）獨識每欽王仲任，多容頗詈郭林宗。安昌門下三年住，一事何嘗肯曲從。（君性剛鯁，居梁文定相公寓邸三年，最為相公所嚴憚。）”章學誠與洪亮吉也矛盾很深，為了無關緊要的文字、學術問題爭論到互不相讓，直接影響他在畢沅幕府中對《史籍考》的纂修。

學者具有一些不完美的性格也是人之常情，但章學誠的問題在于名教觀念濃重、激烈，而且不能容忍他人略有離經叛道之嫌。對于像汪中、袁枚等人的行為，當時多數學者、官員都是相當的寬容，清廷也并不追究和責難，唯章學誠視之為道德敗壞的仇敵，儼然是一副衛道士模樣，這不能不作為評價章學誠學術思想時所引為參考的要點。基本的政治思想和社會立場，對學術思想會發生制約性影響，特別是涉及宏觀性的學術問題，乃是無法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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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章學誠著述的版本、流傳

章學誠一生纂修多種方志，又撰成目錄學理論著作《校讎通義》4卷（今存3卷），還撰寫大量文史議論之文，并且規劃集結為《文史通義》一書，《校讎通義》與《文史通義》是章學誠最重要的著作。《文史通義》是陸續撰寫和篩選的論文集，章氏生前曾選擇一些篇目刻印，但未及最后完成編定，臨終托付浙江蕭山學者王宗炎校訂。王氏逝世后，章學誠后人著手整理編輯，清道光十二年（1832），勘定《文史通義》內篇5卷、外篇3卷并附《校讎通義》3卷成書，其外篇乃由章氏所撰各種方志序例組成，由章華級撰序刻行于開封，是為后日通行之《文史通義》大梁本。張述祖《文史通義版本考》一文，進行了綜合的考述，指出大梁本之后尚有篇目、編排次序有所不同的多種版本，如咸豐年間的《粵雅堂叢書》本、光緒初的貴陽刻本、光緒二十三年的補編本、志古堂本等十幾種。可見自道光年間始，章學誠的著述已漸漸流行，并非人們所常說的直至近代其學方顯于世。孫次舟撰著的長文《章實齋先生著述流傳譜》，按年代順序排列了章氏著述的流傳狀況，資料甚為詳細。

章氏的遺作散存于后嗣、書肆和藏書家，輾轉流寓，有多種抄本。王宗炎曾編輯章氏遺稿30卷。光緒后期桐城文人蕭穆，曾經購求與整理，并與王宗炎編次目錄核對。民國時期，浙江圖書館據會稽徐氏抄本，于1920年校訂和印行《章氏遺書》24卷。另有山陰何氏抄本，經馬夷初轉抄后由杭州日報、中國學報刊印。傳本之中，王宗炎編輯本最為重要，其逝世后遺稿歸沈曾植，1922年劉承干嘉業堂從沈氏處獲得該本，更搜集補充20卷，刻行《章氏遺書》50卷。同時，世間尚有武昌柯氏抄本，藏前燕京大學圖書館；章華級抄本，藏北京大學圖書館；翁同穌舊藏朱氏椒花驗（吟）舫抄本，藏北京圖書館。劉氏嘉業堂本《章氏遺書》收錄較全，校訂亦精，對章學誠學術的研究起到很大的推動作用。至1985年，文物出版社影印嘉業堂刻本《章氏遺書》，并且從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章華線抄本與北京圖書館藏翁同穌舊藏抄本之中，搜集十幾篇遺文加以補充，出版題為《章學誠遺書》的新書，是迄今收載章氏著述最為豐富的版本，但是仍然未能將可以檢索到的章氏所有撰述完全收載，而留有遺憾。

劉氏嘉業堂刻本《章氏遺書》中《文史通義》內篇6卷、外篇3卷，內篇已與大梁本有所出入，外篇竟完全不同，為文章、序跋和書信。《章氏遺書》本《文史通義》曾經刊印單行，與大梁本形成兩種同時流行的版本。當代學者倉修良先生對章學誠的學術研究和文籍整理情有獨鐘，他合并已有的兩種《文史通義》版本，并且又以己意從《章氏遺書》中擇取一些文篇，編匯成另一版本的《文史通義新編新注》，由浙江古籍出版社于2005年出版。隨之，倉修良教授又致力搜求章學誠之未曾發現、未曾出版的散存撰述，編纂《章學誠全集》。天津博物館藏有章學誠進士殿試的答卷，因屬于珍貴文物，倉先生雖得知而無法獲得其文。后在努力之下輾轉獲得高清晰度的拍照服務，復制品存上虞縣章學誠紀念館。至今，倉修良先生已經過世，而尚未見《全集》的出版面世，這是十分遺憾的。

從上述版本流傳上看，我們若精讀《文史通義》，其實沒有完全標準的版本。因此，研究章學誠的學術，不僅要對《文史通義》的各種版本兼顧，最好是盡力全面閱讀章學誠的著述。章學誠的有些文章不容易讀懂，所以不同研究者對其的論述有不同的理解，這樣一來學術分歧就多，爭論很大，關于章學誠的研究也就經久不衰。我們研討章學誠的學術思想，應參考學術界現有的研究成果，不要局限一家之說，需要將不同意見對照參考，更不可自己隨便閱讀《文史通義》的幾篇就輕易地得出結論。力求認知的全面性，在這里尤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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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章學誠研究中的幾個重要問題

研究章學誠的學術思想與著述，首先應在幾個重要的問題上樹立正確的認知，才能使具體問題的探索少產生太偏頗的結論。這些重要的問題，大多已經有學者做過探討，然而言人人殊，見解分歧，須全面思考和抉擇。

第一，關于章學誠的學術淵源

章學誠何以在考據學風最為興盛時期創明史學理論?姚名達說：“推求章先生所以成學，則頗疑他的環境不易產生他這種學術，最后乃斷定他必受了前人的影響。”基于這種認識，姚名達試圖考察邵念魯的學術，以研究章氏的學術成因。實際上，梁啟超早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已經提出清代有個浙東學術統系，黃宗羲為首要人物，其下有邵念魯、章學誠等。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認為章學誠“是浙東史學的完成者”，是清朝史學真正有功的建設者。陳訓慈的文章《清代浙東之史學》、何炳松的專著《浙東學術溯源》、陶存煦的《章學誠學案》與蘇慶彬的《章實齋史學溯源》等都做出探討，具體見解雖有分歧，但皆認為浙東學術源遠流長，這種觀點原本就是基于章學誠《浙東學術》一文的啟示。

關于浙東學術問題的認識，對章學誠學術淵源問題的研究影響甚大，但也有不少學者否定“浙東學術”的提法，例如金毓蔽、錢穆、何冠彪等。這個問題牽涉對清代學術史總體的研究，即是否應當按地域劃分學術派系，值得在更大范圍進行認真、反復的討論。

筆者認為，章學誠在考據學風最為強勁之際，獨辟蹊徑地進行學術理論的探討，成為中國古代屈指可數的史學理論家之一。對于章氏成學的原因，史學界曾提出許多論述，諸如有的從劉知幾《史通》的影響、邵念魯《思復堂文集》的影響尋求根源，有的置于“浙東學術”的傳承統系中考察，等等。諸說雖各言其理，然皆未觸及問題的根本，為什么劉知幾《史通》也好、浙東學術也好，單單影響章學誠一人呢?至于浙東學術傳統是否真的存在尚且有所爭議，即使存在，也與章學誠關系不大，因為他自少年時即已離開家鄉，他自己在乾隆六十年說過：“鄙人久役于外，故鄉文獻，不甚周詳。”至年老回鄉閑居，才注意到黃宗羲等人著述，撰寫了《浙東學術》一文，章氏并未自認是其中一員。相反，章氏在思念邵晉涵的文章中說：“浙東史學，自宋元數百年來，歷有淵源。自斯人不祿，而浙東文獻盡矣”，也明顯表達了自己并不屬于“浙東史學”。

章學誠史學理論的成因，應當從他的治學實踐活動中、從他思想意識的修養歷程中探尋。校讎（目錄）學的知識基礎、程朱理學的思想基礎與纂修方志的實踐基礎，乃是章氏史學理論形成的三項根基，其中纂修方志的實踐，是最主要的因素。章學誠很早就開始纂修方志，而且修志成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實際學術活動，從27歲至57歲，修志活動經歷了30多年，所修方志中尤以《和州志》《永清縣志》《亳州志》《湖北通志》最為重要。章學誠編纂方志，既要使之成為一家著述，又欲為國史提供詳備的資料，這使他的修志活動面臨方志的著作性與資料性的矛盾。在探討解決這個矛盾的過程中，他形成將學術分為著述和比類的重要創見。章氏編纂方志，遵循“方志乃一方全史也”的理念，必如同史書那樣來設置門類，因使修志中可以體驗和檢測史書既有的義例，亦使修志的經驗直接上升為史學義例的理論。方志又有為地方官提供行政參考的功能，因而需要詳今略古，重于實務，這有助于章學誠經世致用史學思想的形成。在編纂方志的活動中，章氏總是受到持異議者的詰難和攻擊，正如他自己所說：“歷聘志局，頻遭目不識丁之流，橫加彈射，亦必補錄其言，反復辨正。此則雖為《文史通義》，有所藉以發明，而屢遭坎坷，不能忘情。”在與不同意見的辯駁中，為了爭取地方官的支持，必須通過論說史學義例來表明見解的正確，這就起到推動章氏史學理論發展和成熟的作用。事實上，章學誠的史學創見，也確實是隨著他編修方志的歷程逐漸成熟，每修方志，章氏都在各篇序例中總結此次修志所得出的史學見解，至乾隆五十五年纂修《亳州志》后，史學創見才取得成熟化的進展。《亳州志》修成，同時進行了和州、永清二志原稿的刪定，是章學誠編修方志方法上成熟的標志。這迅速帶來治學理念與史學見解的成熟，這首先表現于《家書》七封和《答客問》《釋通》等文中，尤其是《答客問》三篇，高唱“獨斷之學”，縱論學術類別，表述精辟，氣勢雄壯，是章氏最具個性之文。家書七封，將自己的治學歷程、學術主張、治學特點等做了總結，亦為史學理論成熟的代表作之一。隔年即乾隆五十七年撰成的《方志立三書議》與《書教》三篇，仍是對《亳州志》編纂實踐的理論總結。而此時章氏的史學見解，不僅從修志實踐中總結概括，也受到程朱理學之理念的制約，《答客問》三篇撰寫后轉年，章氏著《史德》一文，自稱“近撰《史德》諸篇，所見較前有進，與《原道》《原學》諸篇，足相表里”。而實際上是從理學思想出發，給“專門之學，未有不孤行其意，雖使同儕爭之而不疑，舉世非之而不顧”的論點拉向后轉，來一個“盡其天而不益以人”的限制，即要求符合“天理”，而不能無顧忌地“孤行其意”。其后章學誠還編修過《湖北通志》等方志，亦遭持異議者的攻詆，最終未獲刊行。辯論中章氏申明史學與方志學見解，對此前的理論稍有調整、修補而無大的發展。章學誠這一創新成學歷程，學術線索十分清晰。

第二，關于章學誠哲學觀念與學術宗旨

侯外廬在《中國思想通史》第五卷中，細致分析了章學誠關于“道”“器”關系的議論，認為他基本屬于唯物主義思想家，將之列為清代的啟蒙思想家。劉漢屏《章學誠是清中葉啟蒙思想家的前驅》一文的基本思路，是發揮侯外廬的觀點。倉修良《章學誠的歷史哲學》也認為章氏在哲學上基本屬于唯物主義，而且在認識論上也基本是唯物主義的。俞兆鵬甚至認為章學誠的思想是“唯物主義反映論”。李凌閣、三英《章學誠的正統觀》認為：“章學誠是程朱理學的改良派”，本體上是唯心思想，“他把維護封建倫理綱常作為史學的唯一作用和目的”。羅炳良《論章學誠的樸素辯證歷史觀》一文立論特殊，沒有涉及是否屬于理學體系等問題，而是從“學術思潮循環盛衰”“歷史與現實相互聯系”“史籍演變‘奇’‘腐’互化”等三方面進行分析，認為章氏“形成了樸素辯證歷史觀”，“章學誠的史觀中閃爍著鮮明的樸素歷史主義思想的光輝”。喬治忠在《章學誠“史德”論思想評析》一文中認為：章學誠關于“道不離器”的論述，并沒有“道”從屬于“器”的語義，乃與朱熹“道與器之未嘗相離”的思想一致，“即器求道”不過是“格物致知”的另一說法。因此，章氏“未能從哲理上脫離程朱理學的思想體系”。章學誠在《原道》上篇一文聲稱“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在《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中，他把“道”比作“日月光天，終古不變”，而萬事萬物“各以質之所賦而被其光……所得光影各有大小高下之不齊”，這仍是強調“道”的本原性、第一性，等同于朱熹“理一分殊”的觀念。

章學誠思想的主體仍是理學的客觀唯心主義，不應誤解或夸大他的個別論點而輕許以唯物主義思想家稱號。章氏自己多次斥責戴震等人反對理學的行為，贊揚“程朱當末學忘本之會，故辨明性理，以挽流俗之人心”，堅信“程朱之學，乃為人之命脈也”，聲稱重新編纂《宋史》，要“以班馬之業，而明程朱之道”。這表明了章學誠的理學精神。學術界多將章學誠歸之“浙東學術”的統系，從而有學者認為他是由陸、王心學入于史學。這種看法并不恰當，陸九淵、王陽明的心學本來與朱熹理學有相通之處，章學誠又反對在學術上嚴立門戶，所以不能完全排除他受心學的影響，但章氏通過朱、陸之辨，明言“朱子之流別優于陸、王”，可見“正程朱而偏陸王”才是其學術思想的根基。

章學誠兩次標舉自己的史學特色是“吾言史意”，并且說這是他與鄭樵、曾鞏、劉知幾的根本區別。對于“史意”的詮釋，必然涉及章氏的學術宗旨。金毓敝《中國史學史》第八章將章氏所謂“史意”等同于“史義”，又解釋為“別識心裁”，即特殊的史學見識和史學方法。王樹民解釋“史意”，也認為就是“對于史學所具有的別識心裁”，與“史識”“史法”等“實際的涵義則無從區別”，僅重點有所不同。朱杰勤《中國古代史學史》第十六章認為“史意”就是史學理論。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第八章也認為“史意”本于“史義”，代表著史家的思想體系，要點是明大道、主通變、貴獨創、重家學，而積極精神在于創新，其生命力是史家的“別識心裁”。

其實，章學誠所謂的“史意”，是指史家著史的“意圖”“意旨”，即目的性，并不等同于“史義”。喬治忠在《章學誠史學思想新探》中認為，“史義”乃是史籍中已經蘊含的思想和價值觀，而“史意”則是史家撰史所要達到的意圖、目的，二者雖有聯系，卻不全同，“撰史要通過別識心裁而達于史意，但史意并不等同于別識心裁，而是屬于別識心裁背后的意圖與目的”。章氏標舉的“史意”，是從學術角度出發的經世宗旨，即要挽救當時已經偏頗的治學風氣。

第三，關于章學誠的其他學術貢獻

對于章學誠的史學建樹，早期綜合論述的論文有何炳松《章學誠史學管窺》、姚名達《章實齋之史學》、傅振倫《章實齋之史學》、陶存煦《章學誠之道學及史學》等。倉修良論述章學誠的史學思想，包括史學要“經世致用”、高唱“六經皆史”、倡導“史德”、進化論的歷史觀、反對英雄史觀等幾項內容，在歷史編纂學上有要求通史“綱紀天人”、“通古今之變”，將史書分為撰述和記注，主張創立新史體等，還專題論述了章氏的方志學理論。此外，喬治忠認為章學誠還具備史學的總體觀念，即設想由“一人之史”“一家之史”“一國之史”“天下之史”組成一個分層次、有級別、互相獨立而又有機聯系的整體。在這個整體結構中，“自上而下地貫徹史法，自下而上地提供史料”，“將州縣方志作為史學總體建設的基礎”。這也應當引起足夠的重視。

校讎學在學術界多稱為目錄學，但章學誠本人激烈反對有所謂“目錄學”。章氏的校讎學成就除纂修各種方志中的“藝文”部分外，主要著有《校讎通義》4卷（今存3卷）和編輯大型解題目錄著作《史籍考》（未成，遺稿散佚）以及與《史籍考》相關的論著。《校讎通義》是十分重要的目錄學理論撰述，近代以來所有的目錄學、文獻學著述，皆將章氏此書列為重點論述的內容，這里不必臚舉。早期專題論文有傅振倫《章學誠史籍考體例之評論》《清朝目錄學家章學誠》，王重民《論章學誠的目錄學》，蘇淵雷《章學誠的文史校讎之學》，羅炳綿《章實齋的校讎論及其演變》，魏德裕等《試論章學誠對目錄學的貢獻》等。20世紀80年代之后，相關的論文仍不斷發表，多為贊譽章氏的貢獻，但也出現了王燕均《章學誠校讎學商探》等文，認為章學誠的校讎學只是古人的一家之言，“章學誠以史學家的偏見看待目錄現象，使其校讎學理論淪為了史學的附庸”。

關于章學誠方志學的研究，論文、論著數量甚多。傅振倫認為章學誠將方志視為一方之史，主張方志須立志書、掌故、文征三書，詳細地列述了章氏修志的方法與體例。黃葦認為章學誠的方志學理論是全面、系統、嚴密的，具有很高的科學性。倉修良認為章學誠將其史學理論應用于纂修方志，“提出了一套修志理論，創立了修志體例，建立起‘方志學’”。王永太的文章則批駁章學誠關于方志起源于《周禮》“四方之志”的說法，認為章氏將方志看作“一方全史”的見解是不正確的，“如果以宋以后的方志體例去尋找方志的源頭，是難免有誤的”。其觀點值得注意。喬治忠認為清代自康熙年間初修《大清一統志》，已經廣泛開始了方志學的探討，章學誠“方志為一方全史”的觀念承襲前人已有的論述，受乾隆《江南通志》的啟示，此后在修志實踐中“為解決方志的著作性與資料性的矛盾”，“更深遠的影響在于直接推動了方志的纂修”，并且得出史學的創見。

研究章學誠的專題論文，還有涉及家譜學、檔案學、文學文論、治學態度等各項內容，如李振東《章實齋的文論》、潘光旦《章實齋之家譜學論》、馮子直《章學誠檔案學思想借鑒》、郭紹虞《袁簡齋與章實齋之思想與其文論》、何明《章學誠的“文德”說》、錢亞新《略論章學誠對我國索引工作的貢獻》、馮志直《章學誠的檔案學思想》、靳云峰《實事求是地對待章學誠的檔案學思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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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章學誠學術研究的幾點啟示

迄今對章學誠學術的研究，成果是十分豐碩的。對這樣一個成果極多且有許多名家探討過的歷史專題，今后該如何深入研究，這是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提出與回答，就是我們應當得到的啟迪。

第一，必須充分重視歷史學科學術史的清理與研究，使史學遺產獲得有鑒別、有分析的繼承和發揚，這對整個歷史學的各個專業、各大專題來說都是必要的。學者不能在嚴重缺乏學術史清理的狀況下師心自用，以不經深考的認知發出學術論斷，因為這不僅可能重復了前人已有的見解，更可能道出早已被前人駁斥過而不能成立的觀點，留下治學進程中的笑柄。

第二，從解決意見分歧的問題入手，推進學術研究的深化。學術見解上的意見分歧，是完全正常的現象，但這并不是說可以不辨是非、不作批評與爭論，讓可以解決的意見分歧永無定論。推進和提高學術研究的整體水平，最方便、最直接的方法是從解決意見分歧的問題入手，這就需要史學批評和學術論辯。對于學術問題，既要勇于堅持正確的見解，也要勇于放棄陳舊過時及相形見絀的觀點，這是每個學者應有的實事求是態度。就史學界而言，需要倡導在學術范圍內批評與反批評的風氣，多進行疑難問題、分歧問題的討論，避免學術空氣陷于沉悶。

第三，學術研究的基礎仍須加強建設，使之更為堅實。對于章學誠的研究而言，史料建設和基礎性工作是比較完備的，但并非盡善盡美，如《章實齋先生年譜》雖為名著，但亦有人撰文指摘、補正，未遑做出新的修訂，也未再出版新的校勘、注釋之本，這使研究參考之際，很可能承訛襲謬。類似的問題，亟待改善。至于其他專題的大量歷史課題，就更需要在史料、文獻與史實的清理、考訂方面多下功夫了。

第四，注意研究對象的整體性，全面地予以分析和思考，防止視角片面、結論偏頗。如章學誠思想、觀點相當復雜，他的政治倫理觀念陳腐，落后于同時代的許多學者，是無法否認的，這與他的某些出色的史學論斷形成鮮明反差，給確切評析增加了難度。政治倫理觀念不等同于學術思想，但會與學術觀點有所關聯，我們反對將政治觀點與學術思想絕對地聯結，也反對將二者絕對地割斷，因為章學誠畢竟是一個歷史人物的整體，應當具體分析其政治倫理觀念與哪些學術問題有較深層的關聯。對于章氏目錄學、史學、方志學等各項成就，也應探討其間深層的內在聯系，而不應滿足于分類拆開地研討。

第五，放開視野，改進研究方法。一個具體的熱門學術個案，往往呈現出先有的研究似乎已經涉及方方面面，則接續的探討就需要擴大視野，改進方法，才能取得新的成果。例如關于章氏的方志學，應當廣泛研究清初以來官方、私家的修志活動及有關方志問題，不局限于對他個人活動的分析。章學誠多年充當官員的幕僚，為深入研究其心態，應該探討清代幕僚的生態狀況。至于研究方法，應當將具體的技能上升到理論層次，有意識地選擇不同視角、不同方式的研究進路。現有論著中，以邏輯分類方式研究章學誠各種學術見解者多，而以歷史的方法考察章氏學術成長軌跡者少，就是一項需要改進的層面。開闊視野、改進方法，是史學學術發展的當務之急。

總之，對章學誠學術的研究，雖然僅是歷史學中一個具體的專題，但對其百年成果的回顧仍會給我們帶來許多有益的啟示。在歷史學領域，有許多類似的專題，也都曾經作為熱門問題進行過長足的研討，而且從某種意義而言，整個歷史學都是比較成熟、成果積累甚多的學科。所以史學的各個專題以及歷史學的總體內容，都應當進行學術成果的總結，都應當進行學術史的清理研究。而每一項認真總結所得到的啟示，都會對促進史學的發展提供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