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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蘇尚特·辛格（Sushant Singh）

編譯|朱依林

編譯審核| 劉星君

本期編輯|何佳蔚

本期審核| 江怡

編者按

近期印孟關系的驟然惡化，正悄然重塑南亞地緣政治格局。美國耶魯大學學者蘇尚特·辛格在文中剖析印孟關系趨緊的三重結構性根源：其一，孟加拉國臨時政府在“后哈西娜時代”尋求外交自主與戰(zhàn)略重構，意圖擺脫對印過度依賴，使印度慣常的主導模式遭遇結構性挑戰(zhàn)；其二，印度長期將對孟政策押注于對哈西娜政權的個人化支持，加之印國內印度教民族主義敘事不斷外溢，加劇孟國內“反印”情緒與宗教撕裂；其三，面對孟外交重心的重構與戰(zhàn)略多元化傾向，印度依然堅持“外部操控”視角，罔顧鄰國日益增長的主權意識與戰(zhàn)略自主訴求。作者指出，若印度繼續(xù)以強硬姿態(tài)回應鄰國多元化傾向，輕視對孟關系的戰(zhàn)略重要性，兩國恐將陷入“安全困境”的惡性循環(huán)。南亞研究通訊特編譯此文，供各位讀者批判參考。

圖源：網絡

洞朗對峙后，印度國內對東北部各邦的脆弱性表示擔憂。而今，這一脆弱性再次成為焦點，但這次并非因為中國的行動，而是孟加拉國外交政策的劇烈轉向。在短短數月之內，印孟關系已陷入相互猜忌、戰(zhàn)略角力與危險的責任推諉困局。自孟加拉國總理謝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于2024年8月下臺后，新德里在達卡的特殊影響力已然不復從前。孟加拉國新領導層正公開向北京與伊斯蘭堡示好。

在印度近期與巴基斯坦發(fā)生沖突后正竭力構建全球敘事之時，其東部鄰國與印度在西部及北部的兩大對手達成協作，此局面實非利好。

印度與孟加拉國的矛盾并非源于中國與巴基斯坦的關系，而是其自身政策失當所致：最顯著的是新德里對哈西娜威權政權的堅定支持，以及印度總理莫迪領導下印度教民族主義的興起——印度將短期安全利益與國內政治置于民主價值觀與睦鄰善意之上，此舉不僅疏遠了孟加拉國民眾，消耗了其在達卡的影響力，更迫使鄰國尋求新的合作伙伴。

與此同時，印度媒體充斥著危言聳聽的言論，將孟加拉國的政策轉向描繪成中巴合謀策劃的陰謀。事實是，印度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自食其果，是多年戰(zhàn)略短視的結果。這場外交破裂威脅到印度的安全、經濟利益和地區(qū)地位，凸顯了印度亟需深刻反思并重新調整對鄰國的態(tài)度。

很少有地方比西里古里走廊更能鮮明地體現印度的戰(zhàn)略脆弱性。該走廊最窄處寬22 公里，連接印度東北部和該國其他地區(qū)，是連接與中國和緬甸接壤的印度東北各邦的生命線。

孟加拉國臨時領導人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2025年3月訪華時，毫不掩飾地談到了該地區(qū)，引發(fā)新德里的強烈抗議。他強調孟加拉國的戰(zhàn)略地位，敦促中國在孟加拉國建立經濟據點。尤努斯說：“印度東北部完全是內陸地區(qū)，其出海通道完全由孟加拉國控制。西里古里走廊是連接東北部和印度其他地區(qū)的唯一通道，而這一通道需經過孟加拉國。”

在中國，尤努斯表現出利用地理優(yōu)勢謀取外交和經濟利益的新意愿。這不僅僅是空泛表態(tài)：中國國家領導人特派專機接待尤努斯訪問北京，彰顯雙方關系密切。中國還給予孟加拉國出口商品100%的免稅待遇，并承諾擴大從孟進口商品規(guī)模。尤努斯此行不僅獲得了中國21億美元的資金承諾，還達成基礎設施與軍事合作協議。

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將孟加拉國視為拓展南亞影響力的合作伙伴，包括在哈西娜執(zhí)政期間。如今在尤努斯的領導下，兩國關系正邁向新高度，而印度卻因哈西娜下臺而難以在孟加拉國站穩(wěn)腳跟。

印度最擔心的情況很明顯：一個敵對的孟加拉國與中國、巴基斯坦結盟，可能產生切斷西里古里走廊的威脅，孤立印度東北部地區(qū)并破壞該地區(qū)的穩(wěn)定。

這并非只是理論上的擔憂。2017年6月，印度士兵進入不丹，阻止中國工人修路，其目的就是為了阻撓中國政府靠近西里古里走廊。印度前陸軍參謀長納拉瓦內（M.M. Naravane）在他的回憶錄《命運的四星》中提到，印度政治最高層對中國進入該地區(qū)感到擔憂。（印度政府尚未批準該書出版。）

2017年8月雙方結束對峙后，中國鞏固了在洞朗高原的軍事部署。但即使在2020年，當印度和中國在約2400公里外的拉達克地區(qū)陷入重大邊境危機時，這仍然是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據納拉瓦內稱，印度一直敦促不丹對該地區(qū)采取保護措施。而尤努斯在華公開論及這一戰(zhàn)略的漏洞，勢必會引發(fā)印度的警覺。

與此同時，尤努斯還同意邀請中國進一步開發(fā)蒙格拉港；在哈西娜政府時期，孟加拉國曾準許印度使用并運營該港口，目前一家印度企業(yè)已實際獲得運營權。此外，有報道稱，這位孟加拉國領導人還向巴基斯坦發(fā)出邀約，提議在毗鄰西里古里走廊的拉爾莫尼哈德修建空軍基地。

兩國不少民眾寄望于莫迪與尤努斯4月在曼谷舉行的區(qū)域峰會期間會晤以重啟印孟關系，但雙方領導人的交流未能達成共識。這次會面凸顯了主要分歧：面對兩國關系緊張，莫迪和尤努斯都表達了不滿和對安全的關切，同時也進一步強調對話的必要性。

尤努斯的新聞秘書沙菲庫爾?阿拉姆（Shafiqul Alam）在社交媒體上透露稱，當尤努斯提及孟加拉國要求引渡自去年以來一直住在新德里的哈西娜時，莫迪的回應“并非否定”，阿拉姆還稱，莫迪對尤努斯表示，“我們看到了她（哈西娜）對你的無禮行為。”

然而，印度否認了這一說法，并將這一說法斥為具有政治動機。莫迪提及了哈西娜被罷免后孟加拉國針對印度教徒的襲擊問題，印度官員表示，“孟加拉國稱少數族裔遭受襲擊是社交媒體捏造的說法，因與當地事實相悖而不被認可。”

近二十年來，印度的孟加拉國政策始終以哈西娜為核心。她領導的孟加拉人民聯盟政府為印度東北部帶來了穩(wěn)定局面，打擊了針對印度的叛亂分子，并賦予了印度政府至關重要的過境權。在哈西娜執(zhí)政期間，孟加拉國甚至與莫迪的企業(yè)盟友阿達尼集團簽訂了優(yōu)惠合同。

作為回報，印度向哈西娜提供了堅定的外交、政治和經濟支持，盡管其統治日益專制且失序。2014年、2018年和2024年的選舉均被廣泛批評存在舞弊行為。然而，印度不僅為哈西娜抵擋國際壓力，對孟加拉國民眾對政府增長的不滿情緒熟視無睹，更在其執(zhí)政期間幾乎不與其他利益相關方接觸。

這種浮士德式的交易產生了相應的后果。于許多孟加拉國人而言，印度成為了破壞該國民主愿景的同謀。邊境殺戮、水資源分配爭端，以及認為印度從雙邊關系中獲取超額利益的感受，共同加劇了反印情緒的滋生。當大規(guī)模抗議迫使哈西娜辭職后，印度發(fā)現在達卡幾乎沒有盟友，也缺乏影響力。

莫迪領導下的印度人民黨推行的印度教民族主義政治進一步加劇了印度的困境。2019年頒布的《公民身份修正案》將穆斯林排除在為來自孟加拉國和其他鄰國的受迫害少數群體快速獲得印度公民身份的條款之外。用印度內政部長阿米特?沙阿的話來說，孟加拉國人士將該法律視為一種冒犯——認為這是試圖將孟加拉國人定性為“非法滲透者” 和“蛀蟲”。

莫迪2021年對孟加拉國的訪問引發(fā)了暴力抗議，印度人民黨領導人持續(xù)的反孟加拉國言論加深了孟加拉國“被背叛”的感覺。

在許多孟加拉國人看來，印度如今已不再像是一個世俗的合作伙伴，而更像是一個印度教多數主義國家，對其穆斯林鄰國的擔憂漠不關心。自哈西娜下臺以來，印度頻繁以不實信息為依據，提及孟加拉國境內針對印度教徒的襲擊事件。作為對這種言論的針鋒相對的回應，達卡近期敦促新德里“采取一切措施全面保護少數派穆斯林群體”，特別是在印度西孟加拉邦發(fā)生暴力事件之后。

這種轉變助長了達卡的民族主義和伊斯蘭勢力，他們認為迎合印度利益幾乎無利可圖，反而有充分的理由尋求北京和伊斯蘭堡作為新伙伴。

印度評論常將孟加拉國新外交政策動向歸因于中國和巴基斯坦的操控。但實際情況更為復雜。在尤努斯領導下，孟加拉國正奉行典型的對沖戰(zhàn)略：拓寬外交選擇空間，從中國吸引投資，并在多年疏遠后重新與巴基斯坦接觸。今年4月，孟加拉國和巴基斯坦舉行了自2010年以來的首次外交部磋商。巴基斯坦副總理原定隨后訪問達卡，但因克什米爾地區(qū)發(fā)生恐怖襲擊而推遲了行程。

孟加拉國恢復與巴基斯坦的直航、放寬簽證限制以及開展初步的軍事合作，這些舉措均表明孟加拉國有意減少對印度的依賴并維護自身的自主權。與此同時，巴基斯坦認為這是一個重新在孟加拉國獲取影響力的機會——巴基斯坦在1971年孟加拉國解放戰(zhàn)爭中失去了這種影響力，而且這樣做還能起到擾亂印度東部防線的額外作用。

中國則抓住了這一機遇。它向孟加拉國提供出口免稅待遇、技術轉讓，以及數十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資金，其明確目標是將該國納入共建“一帶一路” 倡議的軌道，并將其領土用作制衡印度的戰(zhàn)略支點。中國為孟加拉國提供了一條“擺脫印度外交政策束縛” 的途徑，也為其下一階段更深層次的區(qū)域一體化提供了機遇。

孟加拉國事態(tài)發(fā)展震驚了印度，其采取了威脅、恐嚇和經濟脅迫相結合的應對措施。印度向北京、達卡和伊斯蘭堡傳遞的信息毫不含糊：任何威脅西里古里走廊的企圖都將遭到壓倒性的武力回應。阿薩姆邦首席部長希曼塔?比斯瓦?薩爾馬（Himanta Biswa Sarma）說：“印度有一個‘雞脖子’，孟加拉國有兩個‘雞脖子’。因此，如果他們想攻擊我們的‘雞脖子’（西里古里走廊），我們就會攻擊他們的兩個‘雞脖子’。他們從梅加拉亞邦到吉大港的‘雞脖子’比我們的‘雞脖子’更脆弱。只需一聲令下即可采取行動。”

一位退休的印度海軍指揮官曾寫道，孟加拉國東南部的一座狹窄陸橋易受印度軍事行動的攻擊被分離出去——該區(qū)域寬17公里，通向孟加拉灣并涵蓋吉大港港口。莫迪政府的一位前政策顧問甚至主張重新繪制地圖通過重新繪制地圖來消除西里古里走廊這類“戰(zhàn)略脆弱性”，這威脅到孟加拉國的存在。

在經濟層面，印度暫停了一項允許孟加拉國通過印度港口轉運出口貨物的關鍵轉運設施，此舉普遍被解讀為對達卡親近北京的報復。此前該合作機制簡化了貿易流程，使孟加拉國得以更便捷、成本更低地進入國際市場。終止這一安排可能會增加孟加拉國本已承壓的出口部門（尤其是服裝行業(yè)）的成本。

5月17日至18日，印度進一步施壓，停止通過所有陸港接收孟加拉國的成衣及其他特定商品出口，僅允許這些貨物經加爾各答和孟買港進入，并要求進行強制檢驗。此舉是對孟加拉國早前限制印度通過陸港出口紗線的回應；此舉顯著限制了孟加拉國進入印度市場的機會，對其服裝業(yè)和更廣泛的雙邊貿易關系產生了影響。盡管印度將這些措施標榜為維護國家安全的必要之舉，但它們也有加深裂痕的風險。

將當前緊張局勢歸咎于巴基斯坦和中國，實則是對印度自身疏遠孟加拉國之舉的刻意忽視。印度通過支持哈西娜、對孟加拉國民主倒退進程視而不見以及沉溺于仇視伊斯蘭政治敘事，已將數十年來苦心積累的友好情誼消耗殆盡。

這些戰(zhàn)略意義影響深遠。孟加拉國的戰(zhàn)略轉向可能破壞兩國反恐合作，這一合作對于遏制印度動蕩的東北部地區(qū)跨境武裝分子活動及叛亂至關重要。曾為雙方帶來共同利益的經濟紐帶正日趨脆弱，雙方貿易中斷與保護主義抬頭現象并存。最危險的是，印度東北部邊境發(fā)生沖突甚至叛亂死灰復燃的風險正在增加。

要遏制這一惡性循環(huán)，印度必須首先自省。在這一關鍵節(jié)點，問題已不再是地緣格局是否使印度處于被動境地，而是其自身抉擇是否已成為危險的負累。

印度不應將孟加拉國行使自主權歸咎于外部行為體，而必須重新堅持民主價值觀。唯有如此，新德里才能與孟加拉國人民重建信任。莫迪政府必須著力遏制其陣營內部的仇視伊斯蘭言論，不能讓印度教多數主義的國內政治主導外交政策。排外與猜忌需讓位于尊重與合作。

莫迪政府在南亞推行的懲罰性戰(zhàn)略已在尼泊爾、馬爾代夫和孟加拉國等地相繼碰壁。印度不應訴諸經濟脅迫，而應提供實質性激勵：通過惠及雙方的貿易、投資和互聯互通項目重塑雙邊關系。印度的當務之急是承認鄰國擁有自主決策能力，構建區(qū)域伙伴聯盟而非依附關系，才是實現地區(qū)穩(wěn)定的唯一可持續(xù)路徑。

當前局勢已不僅關乎西里古里走廊或孟加拉灣的海上通道。這是對印度能否適應南亞多極格局的考驗，在這一格局中，小國希望重申自身主權。如果莫迪政府未能調整政策，不僅可能失去在孟加拉國的影響力，還可能導致其“鄰國優(yōu)先”和“東進”政策全盤瓦解。

教訓清晰可循：戰(zhàn)略縱深既無法通過與專制政權的交易購得，亦不能僅靠武力捍衛(wèi)。它必須通過尊重、克制以及將鄰國視為平等伙伴的意愿來贏得。

作者簡介：蘇尚特?辛格（Sushant Singh），耶魯大學講師，印度《大篷車》雜志特約編輯。他曾是《印度快報》副主編，并在印度軍隊服役20年。

本文編譯自《外交政策》2025年5月22日文章，原標題為

How India Alienated Banglade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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