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走失，電梯直達安全島東A

來源：知識分子

作者：嚴勝男

IEEE首位華人主席劉國瑞

2021年，劉國瑞最終贏得了這場大選，成為IEEE 成立140年來的首位華人主席。

他出生于中國臺灣，在美國加州求學，是馬里蘭大學帕克分校的終身教授、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

這也是全球的動蕩時刻。由于新冠疫情，線下會議無法進行，在IEEE（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這個擁有50多萬會員的全球最大的專業技術組織里，俄烏戰爭讓兩國會員水火不容，中美沖突讓平等交流不再容易。

他不是一個怯懦的人，相反的，在IEEE他以敢言著稱，不論是反對IEEE首席財務官隨意增加財務管理費用，推動財務透明運動；還是反對軍人出身前主席將軍事管理強硬作風帶到IEEE；亦或是和當地中文學校歧視華人的校長斗智斗勇。但在地緣政治沖突最頂峰時平衡各方利益，勇敢可能杯水車薪。

2022年2月，俄烏戰事發生的隔天，硝煙彌漫到了科學界。烏克蘭分會的會長希望他表態支持烏克蘭，并把幾千名俄羅斯會員踢出IEEE，禁止俄羅斯研究機構訂閱IEEE期刊也禁止在俄舉辦會議。公關團隊給他建議，不要做任何事，因為IEEE是一個非政治組織，連第二次世界大戰都沒有站出來說話，而且世界上每天都有各種爭端，一旦說話，可能顧此失彼不如靜觀其變。

但他力排眾議，“我們不能每次都先看別人做什么，我們也應該帶頭去做對的事，做應該做的事”，發表社群公告“IEEE和它的各地的會員支持追求世界和平”。然而烏克蘭和波蘭的會員并不滿意，批評他們做的太遲太少甚至人身攻擊。

6年前，IEEE曾因出口管制“實體名單”和華為發生摩擦。一封IEEE的內部郵件在網上曝光，稱由于美國對華為出臺禁令，將無法讓華為員工在不公開的同行評審階段擔任期刊編輯或審稿人。劉國瑞表示，“那完全是一個誤會，當時編委會還在討論該怎么辦，討論還沒結束，消息就泄露出去了。華為的人以為IEEE要禁止他們參與，其實根本不是這么回事。最后IEEE跟美國政府溝通，說明我們是一個國際組織，不應該受美國禁令的限制，美國政府也同意了”。

“IEEE沒法改變地緣政治，但我們可以搭橋”，劉國瑞告訴《知識分子》。

他一直遺憾，電機電子信息領域沒有人盡皆知的大獎，作為該領域最大的專業組織，他希望將IEEE的最高獎（IEEE Medal of Honor）從5萬美元增至200萬美元，打造該領域的“諾貝爾獎”。他接觸了很多世界級的大企業，希望其捐助3000萬來設立大獎，只有一家中國公司的創始人慷慨應允，甚至不必公司的名義設立，但IEEE出于地緣政治的憂慮并未接受。

盡管注冊地在美，也會面臨稅收優惠取消的壓力，但他表示，IEEE依舊在動蕩的時代扮演了更多中立的角色。“現在國與國之間的交流越來越少，比如美國很多大學在中國的分校都撤回來了，但IEEE在中國的會員還在持續增加，而且增加得很快。與此同時，我們的會議數量并沒有減少。中國學者去不了美國的會，我們就把會挪到中國、日本、歐洲、加拿大等地來辦。山不轉路轉”。他還提到，以往IEEE會大力吸引女性加入，但現在因為DEI的政策不能公開宣傳。“但我們還是會盡量去做，只是不能明說”。

他讀研究生時就加入了IEEE，從會員、副主編、主編、學部主席、主席一路走了過來，讓IEEE成為“全球工程和技術社群的專業家園”是他的宣言，他也在這里收獲了很多友情。東京工業大學名譽教授古井貞熙是他的老友，他是日本語音信號處理最知名的教授之一，他們一起創立亞太信號信息處理學會，一起打球一起打敗對手，不過在疫情期間古井貞熙被查出胰腺癌，經過兩年與病魔的斗爭古井貞熙沒能勝利。當時日本還在封控，他無法前往，在古井貞熙彌留之際，他將一張感謝卡片和帶有IEEE標識的鋼筆火速郵去日本，再之后就傳來古井貞熙去世的消息。兩個月解封后他前去看望，古井貞熙的遺孀告訴他，“古井在他過世的前一晚收到你的鋼筆和卡片，很感謝在走之前能得到IEEE的肯定，他很珍惜這支鋼筆，最后他很安詳的走了”。當時鋼筆和卡片就放在古井貞熙的供桌上，看到這一幕他淚水止不住地流。

因為敢言他沒少吃苦頭，但是劉國瑞表示，“我得到的比我失去的多”，他樸素地解釋，“其實我不是特別勇敢，而是覺得知識分子要有良知和勇氣，因為我們不用去做苦力，擁有他人沒有的知識，就應該有這份擔當。科學家追求真理，講真話是我們的基本價值觀”。

日本機器人專家、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福田敏男是他在IEEE里收獲的另一份友情，他在2020年當選IEEE的主席。他們因為相同的個性走到了一起，共同推動了許多改革，也在不同時期遭遇了誣陷和排擠，相互支撐著共度難關。

盡管碰到了很多困難，也有文化上的差異，但他覺得自己在IEEE并沒有遇到過歧視。“來自世界各地的人都參與其中，有大家都有各自的口音，彼此平等，不存在‘主人’和‘客人’的概念，所以很少有歧視。當然文化差異可能會導致誤會，比如有人會認為亞裔通常不是領導型人物，但這更多是偏見而非歧視”。

“做堅固的橋”，是他對專業家園的期待。他親身經歷和見證了來自不同國家和文化背景的科學家們如何在共同的專業熱情下克服分歧，建立互信。這些聯系遠比我們想象的堅韌，也比那些分裂的力量更持久。每一次跨越障礙的合作，每一次跨文化的學術討論，都是在為世界搭建一座看不見的橋梁。人們不僅收獲專業知識，更收獲了珍貴的友誼、思想的進步和共同發展。

劉國瑞在他60歲那年，做了他人生的一個重大決定，為了創立9年的公司從學校提前退休。這是一個不得不做的決定。學校來信提示，“你的公司有很多員工和投資，根據州法，我們不再認定它是一個初創公司，所以學校不能再給你豁免，你不能擔任公司的主管和董事會任職”。因為他所在的學校是馬里蘭州的一所公立大學，如果是私立學校或是法律更完善的加州，則不存在這種問題。為了完成對員工和投資者的承諾，他只得提前退休。

這是他第二次創業，他的第一家公司在上世紀90年代曾開啟視頻安防系統的數字革命，但他沒能跟它一起成長而早早夭折。這一次他不想再犯同樣的錯誤，決定堅持下去。精確的室內定位/跟蹤在長達30多年的時間里一直是個懸而未決的難題，他首次利用時間反演原理發明了世界上第一個厘米級室內定位/跟蹤系統，在2012年注冊了Origin Wireless（原點）公司，致力于將家中的WiFi 網絡轉變為安防系統。

而州法也在不斷完善，今年州大學系統理事會的負責人找到他，希望能夠一同改善因州法不完善而導致的相關教授創新創業不合理的問題，他欣然應允。“我希望以后不會有人遇到這種荒唐的事”，劉國瑞說道。所謂前人栽樹，后人乘涼。

許多年輕學子請他給一些人生建議。劉國瑞的回答是，“如果我可以在六十歲的時候，放棄一個崇高的終身教職去追求我的夢想，你有什么好擔心失去的呢？趁你還年輕的時候，沒什么牽掛，去追求你的夢想，去做你想做的事，沒有冒險就不會有收獲”。

以下為《知識分子》與劉國瑞的對話，內容經過編輯。劉國瑞新書《本心——科學與人生》現已出版，講述他一路走來的經歷、疫情期間領導IEEE的努力和遇到的困難，很多細節首次披露。

01

做堅固的橋

知識分子：在您的任期內，正值疫情時期（2020-2022年），同時俄烏沖突、中美關系緊張等事件頻發，國際形勢復雜。您是如何平衡各方利益的？

劉國瑞：我碰到最棘手的問題就是地緣政治。IEEE每年有2000多個會議，受地緣政治影響，有部分情況下中國學者無法參加在美國舉辦的會議，俄羅斯學者也面臨類似問題，以前沒有這些問題，但現在全球各地的會議都受影響。

但這也給IEEE帶來機會。IEEE沒法改變地緣政治，但我們可以搭橋。比如中國學者說美國的會去不了，那我們申請把會挪到中國來辦，或者挪到日本辦。山不轉路轉嘛。

我們的會議數量并沒有減少，而且我還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現在來爭取辦會的地方，基本都不在美國。因為大家都清楚，在美國辦會的話，很多其他國家的人沒辦法來。所以最近幾年，我看到被爭取去辦的會議，要么是在日本，要么是在歐洲，也有在中國辦的，也有在加拿大辦的，但很少有爭取在美國本土辦的。美國人來中國沒有問題，兩個禮拜不需要簽證。

總之，IEEE這時候更要發揮作用，盡量把橋搭好。雖然不是好的時機，但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事情總會變好的。

知識分子：IEEE目前除了把會議地址選到第三國或者雙方都能接受的國家之外，還有哪些彌合分裂的舉措？

劉國瑞：比如說我們在制定國際標準的時候，還是讓全世界各國的科學家一起參與，不把地緣政治摻和進來。還有我們發表的論文，除了國際會議，各種大大小小的交流活動也都在繼續開展，而且我們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現在國與國之間的交流越來越少，比如美國很多大學在中國的分校都撤回來了，但IEEE在中國的會員還在持續增加，而且增加得很快。這說明我們逐漸扮演了更多中立的角色，讓大家在這種環境下還能一起工作、一起交流。因為我們不是政治團體，跟美國政府、跟州政府都沒關系，我們是一個國際組織，所以我們有這個優勢。

知識分子：會因此承擔一些壓力嗎？

劉國瑞：有壓力。因為IEEE是在美國注冊的，算是美國的一個非營利組織，所以美國的法律還是得遵守。比如川普上來之后說“多元化、公平和包容”（DEI）違法。我們IEEE是科學家和工程師的組織，女性比較少，我們以前會大力吸引女性加入，但現在都不能公開講了。但我們還是會盡量去做，只是不能明說。因為我們如果不遵守美國法律，就會出事，美國政府就會來找麻煩，說我們沒有遵守法律，不給我們免稅優惠。

大概6年前，華為的事情鬧得很大。美國政府說要制裁華為，所以華為的人都不能參與IEEE的任何事務。因為投稿算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property），所以華為的人不能審稿、不能參與這些流程。政府有禁令，IEEE必須遵守。當時編委會還在討論該怎么辦，結果討論還沒結束，消息就泄露出去了。華為的人以為IEEE要禁止他們參與，其實根本不是這么回事，完全是誤會，但這個誤會鬧得很大。

當時在中國，很多人都抵制IEEE，其實都是誤會。因為IEEE不管最后做什么決定，都不會做出禁止華為參與的決定。最后，IEEE還是跟美國政府溝通，說明我們是一個國際組織，不應該完全受美國禁令的限制，美國政府也同意了。

知識分子：在這樣動蕩的局勢下橋會不會垮掉？

劉國瑞：所以要靠很多世界各地的志工，大家一起把這個橋搭起來，搭一個很堅固的橋，而且在壞的時間里頭它更堅固，更不會垮下來。

知識分子：堅固的橋是需要堅固的人心，但是現在怎么讓人心變得很堅固呢？

劉國瑞：大家還是要有共同的夢想，要建構出一個組織，讓大家都能夠相信這個是他的專業家園，他們都能夠深信組織大家一起作出貢獻，大家能夠更多的交流的機會。所以如果他們不覺得這個是他們的組織，他們可能早就離去了。

02

IEEE為何能吸引50多萬會員？

知識分子：其實像我們之前講的都是國際局勢，但學術組織內部也會有爭論和分歧。不知道您在處理這些爭論和分歧時有什么經驗？因為中國的部分學術組織內部分裂其實是很嚴重的，您有沒有什么經驗可以分享一下？

劉國瑞：這些爭論和分歧到處都有，IEEE里也有。但要讓學術組織有吸引力，能讓會員團結在一起，大家有不同的意見是很自然的。

最重要的是要創造一個多元化的體系。IEEE吸引了全世界200多個國家的人，非常多元化。要讓每個成員和團體都有代表和參與的權利，讓他們覺得這是他們的組織。有了參與權之后，還要創造一個公開透明的程序，公平的競爭規則，公平的選舉，讓每個人都有機會。要有包容性，讓每個人都能公平競爭、開放競爭，每個人都有權利，當然權利也伴隨著義務。

在這種情況下，每個人都有機會實現自己的目標，這個組織才會真正屬于大家。雖然會有不同意見，但每個人都會把這里當作自己的專業家園，就像在家里一樣，父母兄弟姐妹難免會吵架，但吵架也不會分家，還是一個家，就是要建立這種“家”的感覺。

知識分子：您剛才提到的公開透明、權利這些都很重要，但在一些學術組織里，很多時候是一言堂，不是一個會員服務性組織。在這種情況下，怎么去談決策的透明和公開呢？

劉國瑞：這樣就會有問題，因為這就變成“你家的你說了算”，吸引力肯定不夠。IEEE的架構和其他很多國際組織一樣，吸引了50多萬人、200多個國家的人參與，就是因為每個人都能參與，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都有權利和義務，都有公平競爭的機會，所以大家才會把這里當作自己的專業家園。

要想吸引人，讓每個人都把這里當作專業家園，就必須朝這個方向努力。不然很多人只是參與，但忠誠度和參與度不會高，因為他們會覺得這是“你家的”，你說了算。

在這種制度下，我建議制定一個開放透明的流程，讓大家都能遵循。建立委員會，盡量讓委員會投票決定，通過充分的公開參與和討論來尋求最佳決策。用多數票做出公正的決定，這樣每個人才會覺得這是他們的組織，這是最基本的。不能一個人說了算，要讓大家參與公開討論，投票決定怎么做最好。

知識分子：您曾兩次把兩個期刊從困境帶到國際領先的地位。中國期刊一直想提升國際影響力，但一直吸引不來國際投稿，也很難打造國際品牌。在運營期刊方面，中國有沒有可以借鑒的地方？

劉國瑞：說實在的，這事不容易，不是10年20年就能做好的。歐美那些期刊，像IEEE是百年老店，140多年的歷史。Science、Nature這些世界頂級期刊也都是百年老店。你不可能一開始10年20年就趕超它們。建高樓大廈10年20年可以，但基礎科學不一樣，別人跑了100年，你至少得跑幾十年。你要建立自己的品牌，這需要時間，有些事情只有時間能解決，不是一蹴而就的。

扎扎實實一步一步走，每一步都要扎實。你發表的論文要扎實，一篇、十篇、百篇、千篇、萬篇，幾十年慢慢累積下來。全世界最好的期刊論文都是這樣一步一步、一年一年慢慢累積出聲譽的。然后，當你有了好的類別和推行機制后，就會吸引越來越多的人把重要的文章投過來，這需要時間。

知識分子：有些期刊最初辦刊理想很遠大，但在運營過程中卻很難抵抗社會文化的拖累，比如人情關系、評審中的潛規則。怎么一直維持高水準呢？

劉國瑞：這又回到我剛才說的，你要辦一個期刊，一定要制定一個開放透明的流程，讓大家遵循。比如論文投進來，主編會選一個副主編送審，副主編自己找審稿人，這都是公開的，沒人能動手腳。決定也是根據委員會的意見，也就是根據評審的推薦和建議來做出的。所有流程都在陽光下進行，沒人能在背后游說、走人情。

我在IEEE當主編的時候，我的論文不能投到我自己的期刊里。如果我有論文投過來，不會是我下面的人審稿，而是通過另一個渠道，由我上面的人找人審稿，我也不知道是誰審。沒人能從中上下其手。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公開透明的流程和方法，讓大家遵循，這樣才能保證公正公平。這些東西維護起來很難，需要十年、幾十年的努力，而且要有一個系統化的處理機制。時間長了，你自然會建立起自己的品牌和聲譽。

知識分子：那您當時的期刊為什么能發展得那么快？

劉國瑞：因為我認識很多領域里很重要的人，他們也認識我，也尊敬我。我找他們幫忙，他們愿意來，而且我們做的事正是這個領域很需要的，也是正確的方法。我是走正道，我說這是我們需要的，大家一起做，大家都同意。

我讓大家都能貢獻，就像我剛才說的，用公開公平的方法和系統，讓大家都能參與。所以大家把這個期刊當成了自己的。當然，我們的基礎很好，因為我們有IEEE的招牌。沒有IEEE的品牌，很難做到。一方面是差異化路線的選擇，另一方面是IEEE本身的聲譽，這個聲譽是前人建立起來的，做人要飲水思源。

知識分子：還有一個問題是，IEEE有一個多元化的收入來源，這是很多學術組織非常羨慕的。因為我們的組織大多是靠行政撥款，沒辦法自主發展。我們該如何去拓展我們的收入來源呢？

劉國瑞：那是最糟糕的收入來源。這就像是你小時候拿爸爸媽媽的錢，他們把你的錢管得死死的。什么叫獨立？等你搬離家自己賺錢了，那才是獨立。一個組織也是一樣，伸手要錢的時候，就沒辦法獨立。政府的錢是最糟糕的來源，你沒法獨立，很多事情都做不了。所以，一個組織最重要的是怎么去籌資源，通過期刊、會議或者其他方式創造收入來源，讓財務獨立。只有財務獨立了，才能真正成為一個獨立的組織。不然，你總有“老板”，總有“老板”告訴你不能這樣做，或者必須那樣做。

兩年前我在沈陽參加過一個學術組織的年會，那是個很大的會議，號稱有3萬人參加。他們通過這個會議賺了很多錢，還能分給地方分會一些錢，讓他們也能送人來參加會議。也就是說，你可以從會議里籌到資金，期刊里也能籌到資金，會員費也能帶來一些收入。你得從這些方面去逐步積累。據我所知，他們賺了不少錢，不僅自己夠用，還能分出去。中國有這么多工程師和科學家，這并不是難事。關鍵在于你有沒有一套制度和方法去做，去實現財務獨立，這樣才能真正獨立。

IEEE以前最重要的收入是期刊，但現在期刊和會議收入基本持平，四五年前會議收入已經超過期刊了。我們有200多個期刊，2000多個會議，一年大概有6億美元的收入。當然，現在期刊收入可能會越來越少，因為開放獲取（Open Access）的趨勢。

03

為了創業辭去終身教職

知識分子：您因為學校的規定，不能在公司長期任職，所以創業到一半不得不提前從學校退休。60歲就離開了您的科研和教育事業，這個決定您覺得現在看來是不是還是值得？

劉國瑞：值不值得，這完全取決于我們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從金錢的角度看，一點都不值得。我是學校的終身教授，當時我的公司還只是個小初創公司，學校給我的薪水比我在公司拿的高很多。

但問題在于，我的投資者和員工，他們是因為相信我，才加入我的公司。我們都有共同的夢想，相信我們的技術能讓世界更美好。我不能因為自己拍拍屁股走人，就放棄對他們的承諾。所以，從這個角度看，這是一個好的決定。如果去追求錢，就是為了我自己。很多人到最后，窮得只剩下錢。這取決于我們的價值觀是什么。

知識分子：其實您第一次創業的時候，是因為沒有給他們承諾，所以您不必擔負這么多，是嗎？

劉國瑞：沒錯。第一次是我朋友的公司，我一開始就說明了，我只能待兩年。當時學校允許老師創業兩年，我也提前跟投資者說清楚了。他們其實希望我離開學校，但我也提前說明了。那次我學到一個教訓，現在全世界的監控攝像機產業有500億美元，我是第一個用互聯網連接監控設備的人，在那之前都是模擬系統，但當時我沒有把握住機會。所以這次，我不能犯同樣的錯誤。我必須信守承諾，堅持下去。

知識分子：所以也是為了彌補您年輕時候的一個遺憾，可以這么說嗎？

劉國瑞：也不是遺憾。雖然那次公司沒有把握住機會，但回到學校后，我在學術上也達到了頂尖水平，所以沒有遺憾。我只是把創業當作實現夢想的路徑，那是我的baby，我不能輕易放手。如果放手，它長大成人的機會可能就不大了。

知識分子：是不是跟您對創業的觀念改變了又有關系？比如您年輕的時候覺得一定要走學術這條路，現在可能會覺得創業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有沒有這種原因？

劉國瑞：也不是。主要是承諾。我的創業公司也有經營團隊，不是說我現在想創業。關鍵是學校沒有明確告訴我，我能做到什么程度。我的投資者和員工加入時，認定我不會離開。 其實現在州政府也在改變法律，馬里蘭州的這個條款很落后。在加州、華盛頓州，或者私立學校，都沒有這個問題。

但對我來說，這些都不重要。我離開學校后，美國有幾所大學找我當院長，臺灣也有4所頂尖大學找我當校長，我都給他們同一個答案：我現在有夢想在追尋，不可能去做其他事情。等我把公司帶到一定階段，再考慮其他機會。

知識分子：在您這幾次創業當中，您覺得碰到哪些困難？有沒有什么經驗可以給大家分享？

劉國瑞：其實每個人都得衡量自己的能力到底在哪里。我做領導、做管理，能力其實挺好的，但我更喜歡做科研，因為做科研可以天馬行空，我很不喜歡被束縛在領導和管理這些事上。所以，我從學校退出來之后，隔了一年就雇了一個CEO來管理公司。

一個人一定要衡量自己的能力，找到自己最能貢獻的地方。有些科學家只能做科研，你試過就知道，做產品比寫論文難10倍，要把產品賣出去更是難上加難。如果想要人生歷練，去創立公司，你會發現這個世界很大，很多事情要做，最后要成功真的不容易。當科學家還算容易的。

2013年我開始創業的時候，頭發還沒白。最難的是去跟人家要錢，跟投資者要錢，要跟人家“磕頭”。我在學術界一輩子，開會都不用帶名片，都是別人給我名片，我只收名片。創業之后，我是個小公司，出去得給人家遞名片，得求人。這差別太大了。

知識分子：像您是因為學校的制度不得不提前退休，但中國的很多資深教授不愿意退休，因為他們一直在崗位上就能獲得很多資源，這會擠占年輕人的發展機會。那怎么能讓這些資深教授愿意從崗位上退下來呢？

劉國瑞：這很難。我退下來之后，其實我這邊的科研工作很多，我帶著團隊，生活其實很精彩。我不是說退下來之后就沒事兒干，美國好幾個學校找我去當院長，臺灣很多大學找我去當校長。對我來說，一旦我公司的事情告一段落，我很容易找到做別的事的機會，很多地方都歡迎我，我沒有求職的壓力。

但如果說一個教授他不是很成功，成就也不高，讓他離開崗位，他可能就沒有其他收入來源，也沒有其他工作可做。這種情況下，你很難讓他自愿退休。所以，回到你剛才的問題，一定要有一個很好的退休制度。像我這樣的人其實不多，是比較特殊的例子。

美國只有兩種人有終身制，大學教授和聯邦法官，因為美國希望聯邦法官和大學教授能講真話，沒有人可以逼他們退休。你可以做到死的那一天。這其實是一個全世界共同面臨的問題，就是如何讓老教授愿意退休。我們學校以前也有這種情況，有些老教授很久都不教書、也不做研究了，但沒辦法請他們退休。

04

大部分科學家缺乏領導力

知識分子：您最初是如何參與到IEEE的工作中的？又是什么吸引您持續投入并逐步走向領導崗位的？

劉國瑞：我在美國讀研究生時就加入了IEEE，因為它是全球電子電機信息領域最大的組織，發表論文、參加會議都離不開它，很多知名人士也都在其中，所以必須參加。加入后，我開始發表論文、參加會議，后來逐漸成為委員會成員、副主編，再到主編。這一路其實我沒有刻意爭取，都是別人提名，大概因為我做事認真，所以一直有人提拔，我就順理成章地在IEEE做了一輩子志工。

知識分子：您的書里提到，您在遇到不公的事情時，總是第一時間站出來反抗，比如軍人出身的領袖問題、財務改革以及您被誣陷的事。您為什么會有這種勇敢的行動？感覺很多中國人會選擇放棄，讓別人去做。

劉國瑞：其實我一開始也犯過錯誤。比如被誣陷時，我曾簽名放棄，這是東方人的想法，但在西方世界行不通。其實我不是特別勇敢，而是覺得知識分子要有良知和勇氣，因為我們不用去做苦力，擁有他人沒有的知識，就應該有這份擔當。科學家追求真理，講真話是我們的基本價值觀。我不是刻意表現，只是敢于直言，雖然也曾因此嘗到苦頭，比如競選時被取消資格，都會遇到的。但我始終認為，只要我們做的事是對的，就不要怕。我在IEEE以敢言而聞名，大家都知道，這讓我贏得了更多尊重，我從不在背后做小動作，這是我的招牌也是人們信任我的原因之一。

知識分子：IEEE雖然是一個全球性的組織，但它還是以西方文化主導的，您作為一個華人背景的人，在這樣的組織里領導改革或溝通時，會碰到什么樣的文化沖突？您是怎么克服的？

劉國瑞：我們華人在歐美，最大的文化差異就是語言。溝通技巧是我們最大的弱點。不過，因為我一輩子都當老師，當老師要教書，要隨時回答問題，還得及時表達清楚。另外，從我創業的過程來看，我必須去找投資者，跟投資者要錢，還得帶著團隊出去推銷。所以，我學會了怎么表達自己。比如，歐美有一種說法叫“電梯演講”，就是你和一個大咖同乘電梯，只有30秒時間自我介紹。不管是30秒、3分鐘、5分鐘，還是1小時，我都能把握好時間，把話說清楚，這方面我已經很熟練了。表達，這確實是我們最大的問題。

還有一個問題是，你說我們華人有沒有獨特的優勢？其實沒有，我們只有劣勢。因為長久以來，不僅華人，亞洲人在歐美都被貼上了刻板印象的標簽，覺得我們不善表達。這樣怎么讓人信服我們呢？就像我剛才說的，因為我敢講話，講真話，不講我不相信的話，所以大家都信任我。我不僅誠實地表達我的信念，還采取相應的行動，做到言行一致，建立起信任和承諾。當能做到這一點時，很多人都尊敬我，甚至包括我的對手。雖然想法不一樣，但他們知道我的想法有道理，而且我深信自己的想法。

知識分子：您上任之前，有沒有哪些特殊的事件讓您最大程度上爭取到了更多支持？

劉國瑞：IEEE在全球大概有200個國家，沒辦法做一件小事情讓所有人都看到，只有周圍的朋友能看得到。但我競選的時候，幾乎贏得了IEEE全球10個區域的投票。為什么呢？認識我的人自然會信任我，不認識我的人，他們看的是你有沒有領導力。首先要有自信，如果你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怎么讓人家相信你？其次要有可信度，讓人覺得你是個值得信任的人。再就是亞洲人比較缺乏的領袖魅力。亞洲人比較含蓄，但如果你太含蓄，在歐美社會里，他們可能就不認為你可以當他們的領導。你必須有魅力，能夠站出來講話，講話要有感染力。當然，還要有底氣，底氣就是你自己的成就，你拿的獎，你做過的事情。你的成就很重要。當然，在競選的時候，你還要提出好的計劃和目標，你做的事情要能解決他們的問題。

知識分子：您剛剛提到的領導力和領袖魅力，這些和科學家的特質會有沖突嗎？

劉國瑞：并不沖突，但大部分科學家缺乏這些特質。這是需要訓練的。我大學畢業后曾當過一段時間兵，當時很痛苦，因為必須帶領一個排的120多個士兵。從很年輕的時候，我就被放到這樣的位置上，很多事情都會發生，但這種能力是可以訓練出來的。如果沒有經歷過訓練，可能很難成為一個好的領導者。

知識分子：這段經歷很有趣。那么，您成為科學家之后，還會刻意去訓練自己的領導力和領袖氣質嗎？

劉國瑞：沒有刻意去訓練，但在IEEE里，我一步步晉升，管理的人和事也越來越多。IEEE會給擔任領導職務的干部提供適當的培訓，比如軟技能方面的培訓，教我們如何管理團隊。

知識分子：除了您剛剛提到的人格魅力和自信，您在學術上的哪些履歷和成就幫您贏得了這個崗位？

劉國瑞：IEEE有50多萬人，要在里面脫穎而出并不容易。比如在國內，大家都想成為IEEE Fellow，但入選并不簡單。要讓人信服，最重要的就是拿獎，比如最佳論文獎，還有各種技術成就獎、服務獎、教育獎和領導獎。一旦你拿到這些獎項，人們就會認定你在這一領域有很高的成就。在學術機構里，除了參與，最重要的是做出讓人尊敬的事情，然后拿到一些獎項。這些獎項對于那些在世界各地不認識你的人來說，是衡量你成就的重要標準。

知識分子：您競選時遇到過最大的攻擊或歧視是什么？最大的挑戰又是什么？

劉國瑞：在IEEE里，我幾乎沒有遇到過歧視。IEEE是一個全球性的組織，來自世界各地的人都參與其中，有英國人、美國人、華人、日本人等，大家都有各自的口音，彼此平等，不存在“主人”和“客人”的概念，所以很少有歧視。當然，文化差異可能會導致誤會，比如有人會因為我是亞裔而質疑我是否適合當領導，認為亞裔通常不是領導型人物，但這更多是偏見而非歧視。我在美國其他場合遇到過被歧視的情況，但在IEEE里，這種情況很少發生。

知識分子：如果沒有在這樣的組織里，可能不太會有機會收獲堅固的友情，像您和古井先生那樣的。

劉國瑞：確實沒有機會。如果沒有IEEE這樣的平臺，我可能只能局限于身邊的人。IEEE搭建了一個全球性的橋梁，這也是我鼓勵年輕人盡早加入的原因。作為科學家，不僅要為周圍的人做貢獻，更要將成果推向全球舞臺。而要讓全世界看到你的工作，就必須盡早融入這樣的國際社群，讓全球同行了解你和你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