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車禍，雙方簽了“一次性補償協議”，賠了7萬多元，本以為塵埃落定。誰料兩年后，拿到十級傷殘鑒定書的傷者，一紙訴狀將主責方告上法庭，要求再賠9萬余元。面對“翻舊賬”，主責方直呼“無語又委屈”，而原告方堅稱原協議遺漏了重大法定賠償項目。該案于7月15日在成都高新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目前尚未宣判。該案也將“和解協議”效力邊界推到了法庭之上。

▲當年雙方簽訂一次性和解協議

一次性協議=一了百了？

被告稱對方違反誠信

時間回到2022年11月，成都中和大道一段發生一起電動自行車相撞事故。經公安機關認定，逆向行駛并闖紅燈的魏某承擔事故主要責任，在機動車道上行駛的外賣員趙某某承擔次要責任。

事故造成趙某某左膝關節脛骨粉碎性骨折。經協商，雙方于當年12月簽訂一次性補償協議，約定趙某某自愿同意對方一次性賠償、補償醫療費、后續治療費、交通費、營養費等費用共計7.28萬元（含3.48萬元醫療費用）。

然而，時隔兩年多后，今年5月，魏某卻突然收到法院傳票。原來，趙某某以車禍造成十級傷殘為由，另行起訴要求其支付殘疾賠償金、精神撫慰金等共計9萬余元。

魏某告訴紅星新聞記者，當時事故發生后，他立即將對方送至醫院治療，并墊付了醫療費、護理費、營養費等共計3.48萬元，還請假護理對方半月。后來雙方才簽訂了《協議書》，明確約定他在履行付款義務后，對方不得再就此事主張任何權利。

▲協議內容

紅星新聞記者看到，《協議書》中寫有，本協議為一次性終結處理協議，之后雙方不再有任何權利、義務，以后因此事衍生的結果、費用等也由趙某某自行承擔，魏某對此不再承擔任何責任，此事永不再議。魏某匯款后，趙某某方任何人就此事保證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訴訟、仲裁、鑒定、調解等方式向對方主張其他任何權利、費用。

對于對方的起訴，魏某認為，他已經履行了賠償義務，且協議簽訂時趙某某已了解自身傷情，現在時隔兩年再行起訴，既違反協議約定，也有違誠信原則。在接受紅星新聞記者采訪時，他說：“收到傳票時有點無語，也很委屈。早知道這樣，當初還不如直接讓法院判，省得現在又被翻舊賬。”

十級傷殘未獲賠？

原告主張協議遺漏法定賠償

對于為何時隔兩年再次起訴，趙某某的代理律師表示，趙某某提起的訴訟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據和事實支撐。

首先，當初協議簽訂時，趙某某由于認知能力受限，未意識到殘疾賠償金的存在，因此未進行傷殘鑒定，導致協議未包含殘疾賠償金這一重要賠償項目。事后經專業機構鑒定，趙某某構成十級傷殘。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趙某某應依法應享有約9萬元的殘疾賠償金和5000元精神撫慰金，而原協議中僅涵蓋7.28萬元的醫療費、護理費等基礎賠償，低于法定賠償標準。

▲法院傳票

律師表示，趙某某在2023年鑒定后才明確知曉權利受損，也在訴訟時效內，此次他未直接主張簽訂的協議無效，而是要求追加殘疾賠償金，這屬于不同范疇的法律認定。

律師認為，趙某某的訴訟請求既符合實體法的公平原則，又滿足程序法的時效性要求，具有充分的法律正當性。

據了解，該案于7月15日在成都高新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目前尚未宣判。

▲十級傷殘認定書

兩個起訴撤銷案不同判決

法院：重大誤解、顯失公平影響協議效力

隨著經濟社會飛速發展，交通事故糾紛不斷增加。一旦發生事故，后續處理程序多、耗時長、成本高，部分受害人為盡快獲得賠償款項，往往選擇簽訂一次性賠償協議，但在簽訂后，時常出現一方反悔的情況，導致“和而不解”，最終仍需通過訴訟解決。

紅星新聞記者查詢到，在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案例研究院所發布的案例中提到，一般情況下，當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經過平等協商自愿達成賠償協議，且不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不損害社會公共利益、不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賠償協議有效。而常見的影響協議效力的事由包括重大誤解和顯失公平，需要依據《民法典》相關規定對“交通事故一次性賠償協議”效力進行認定。

紅星新聞記者看到，在江蘇省豐縣一起由一審打到再審的案件中：2016年李某駕車撞傷行人劉某，李某全責，車輛投保了保險公司。之后三方簽訂《交通事故和解協議》，約定賠償劉某11.81萬元后“一次性了結”，劉某放棄一切訴權。待保險公司付款后，劉某反悔并起訴索賠16.77萬元。

一審、二審、再審法院均駁回劉某訴求。法院認為，協議內容無違法或顯失公平情形，合法有效，且協議經自愿簽訂且履行完畢，受害人再行索賠已無依據，有違誠實信用原則。

在另一個請求撤銷協議的訴訟中：2018年張某玲駕車撞傷張某生，張某玲全責，之后雙方簽訂《交通事故和解協議》，約定張某玲“人道主義補償”1.7萬元后不再擔責，張某生放棄索賠權。

后經鑒定，張某生頸髓損傷、四肢癱，構成五級傷殘，日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需要完全護理依賴，實際損失達92.64萬元，因此起訴請求撤銷協議。

法院認為，張某生實際損失92.64萬元，扣除保險最高賠付62.2萬元后仍有30余萬元缺口，而協議補償僅1.7萬元，差額懸殊，協議簽訂時張某生的治療未終結，處于急迫用錢的狀態，且缺乏專業判斷能力，存在重大誤解。且協議以“人道主義補償”為名，未覆蓋法定的傷殘賠償金、護理依賴費等，規避了侵權責任。符合《民法典》顯失公平的可撤銷情形，最終一、二審法院均判決撤銷。

從典型案例中可以看出，在司法實踐中，法院對此類案件的認定標準、處理方式并不統一。法院的審理思路及裁判標準主要是，和解協議是否存在重大誤解或顯失公平情形，主要是衡量協議賠償的數額是否遠低于受害方的實際損失，或者可獲得的保險賠償數額。其次，當事人對和解協議的效力是否提出異議，受害人是否放棄起訴權，保險公司、侵權人是否已按協議約定履行也是考量因素之一。

紅星新聞記者 章玲

（來源：紅星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