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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怡爽

編輯|楊倩

審核| 江怡

巴基斯坦拉合爾附近的印巴邊境瓦格赫口岸。圖源：“世界知識”微信公眾號

印控克什米爾地區帕哈爾加姆襲擊事件發生后，印度莫迪政府對巴基斯坦采取了一系列強硬政策，一度令國際社會廣泛擔憂印巴這兩個核國家是否將卷入全面戰爭。4月24日，莫迪宣稱，印度將追擊襲擊者“直到地球的盡頭”，隨后印度政府認定巴基斯坦是襲擊事件的幕后主使，不顧巴基斯坦的再三否認與要求國際社會介入調查的呼吁，迅速采取“斷水”“斷路”“趕人”等強硬措施，包括暫停執行被視為印巴關系“最后一道防線”的《印度河用水條約》、關閉對巴唯一開放的陸路邊境通道、下調對巴外交關系、驅逐巴方人員等，并于5月7日對巴境內多處目標實施代號“朱砂”的空襲行動。從這些行動中，外界普遍看到了一個極具攻擊性的莫迪政府。為什么印度會選擇如此高調且強硬地回應帕哈爾加姆襲擊事件？

一、“英勇強硬”的“捍衛者”帶來的政治紅利

國內政治格局是驅使印度采取強硬措施的主要動因之一。首先，這種“強硬”符合執政黨印人黨和莫迪政府一貫為自己塑造的“人設”。一方面，印人黨一直將自身定位為捍衛國家安全的必要力量，以此為自身的執政合法性背書。為維系這種形象，印人黨在國內長期營造“內外皆敵”的輿論氛圍，聲稱印度和“印度教文明”持續受到國內外的威脅，生存空間不斷遭到擠壓，只有印人黨執政下的印度政府才具備能力和決心有力回應這些威脅，從而保衛并提升印度的國家地位；另一方面，印人黨之所以竭力營銷這種形象，也是因為它迎合了印度國內許多民眾的民族主義心態。英國殖民者曾將印度人貶低為“柔弱的素食民族”，并以此合理化其殖民行為，這種觀念給印度的民族自尊心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陰影。

以當代印度教民族主義理論奠基人薩瓦卡爾等人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義者更是認定，正是印度人“文弱、松散”的特征導致了印度一再遭到外來入侵者（尤其是穆斯林）的征服與統治。因此，印人黨母體組織國民志愿服務團從1925年創建之初便強調對成員的半軍事化訓練，并鼓吹團結、獨身、奉獻等“尚武”精神，這也成為了印人黨行動和形象塑造的指導原則。自2014年上臺執政以來，莫迪政府與印人黨一直以“充滿男子漢氣概”的強硬形象示人，尤其是在“打擊恐怖主義和維護國家安全方面”不遺余力地試圖表現出果決、英勇的態度。本次印巴沖突中，莫迪政府的一系列舉措也都旨在向國內公眾展示其維護國家安全的決心與能力。

其次，成功的“歷史經驗”是印人黨采取強硬政策的重要驅動力。印人黨自我宣傳、吸引民眾支持一貫有兩大路徑：一是向民眾許諾“發展、市場、繁榮和福利”；二是煽動印度教民族主義。這種做“兩手準備”的方式不僅有利于吸引不同訴求的選民，也可在某條道路行不通時迅速切換至另一種模式。

2019年5月印度大選前，因未能兌現經濟改革和發展承諾，印人黨支持率曾一路下滑。然而，同年2月印度準軍事部隊在印控克什米爾普爾瓦馬遇襲并造成40余人身亡后，印度國內群情激奮，印度空軍對巴基斯坦境內巴拉科特地區發動空襲，盡管其軍事行動效果存在爭議，并導致印度飛行員被俘，但在印人黨強大的輿論宣傳之下，此舉依然在印度國內被普遍視作印方對巴基斯坦的“重大勝利”。這一行動極大提升了莫迪的支持率，為印人黨在2019年大選中贏得壓倒性勝利奠定基礎。有這樣的成功經驗在前，莫迪政府對采取類似行動來鞏固加強民意感到更為自信。更不用說，本次襲擊事件中受害者的家屬來自印度至少15個邦，其引發的全國性憤怒進一步放大了事件影響力，在莫迪政府看來這是難得的加強民意之機。

再次，印人黨在2019年至2024年執政期間頻繁針對穆斯林炒作社群沖突，以鞏固其印度教選民基礎，導致其在國內制造“紛爭議題”空間收緊，亟須尋找新的“民意增長點”。2019年廢除憲法第370條、取消印控克區“特殊地位”、強推《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及重修羅摩神廟等舉措，都是這一策略的體現。這些行動一方面打擊了印度國內少數族群，尤其是穆斯林群體，使其日益邊緣化、弱勢化，難以形成有效反對力量；另一方面，也導致本國紛爭議題被“榨干”，尤其是在印東北部分離主義勢力和主要分布在印東部和中部山區的納薩爾派反政府武裝被莫迪政府大力鎮壓弱化后，印人黨在國內制造緊張局勢的空間越來越小，甚至陷入“拔劍四顧心茫然”的窘境。由于煽動國內族群對立的策略帶來的收益邊際遞減，印度民眾也開始對相關議題感到疲憊，轉而更加關注民生和發展。

在2024年6月的大選中，印人黨未能如2014年和2019年那樣獲得壓倒性優勢，反而被最大反對黨國大黨與地方政黨聯手打得措手不及，最后被迫組建聯合政府。盡管在此后一年里，印人黨痛定思痛，通過重新加強與國民志愿服務團的合作在幾個重要的邦選中再度奪回優勢，但為確保執政延續，印人黨十分需要進一步加強民意基礎。在國內議題所剩無幾的情況下，帕哈爾加姆襲擊事件為其提供了一個契機。

二、地區內外的“兩副面孔”

印度強硬回應帕哈爾加姆襲擊事件同樣有著地緣政治方面的考量。在南亞之外的全球舞臺上，印度竭力扮演著一個負責任、有能力的“民主”大國形象，試圖讓自身被視為一個體面的全球公共產品提供者。然而，印度在南亞地區卻呈現出截然不同的面孔。憑借人口、經濟和軍事優勢，印度長期以區域“霸主”自居，在經貿、移民、邊境等議題上對鄰國表現出“居高臨下”的態度，對此南亞各國不滿情緒不斷累積。2014年莫迪政府上臺后，曾提出“鄰國優先”政策，積極推動與孟加拉國簽署領土交換協議以解決長期困擾印孟的邊界問題、對斯里蘭卡提供投資和經濟援助，并通過推動次區域合作加深與鄰國的經貿與基建合作等。然而，這些舉措的首要目標并非推進區域發展，而是對沖中國在南亞地區的影響力，意在換取鄰國的戰略支持。與此同時，印度近年來日益注重參與大國競爭與全球地緣政治，對鄰國的重視實際上并沒有其鼓吹的那么多，區域合作推動緩慢，投資和援助缺少實質。因此，印度視南亞為其“后院”的行為與其全球抱負之間的反差反而加劇了鄰國對其的疏遠和不滿。近年來，馬爾代夫、尼泊爾和孟加拉國等國民眾抵制印度影響力的運動先后出現強化趨勢，尤其是孟加拉國在2024年8月政局變動并成立臨時政府后，與印度關系急劇惡化，但同時又積極改善與巴基斯坦的關系，這令印度對自身區域控制力下降的危機感進一步加深。帕哈爾加姆襲擊事件發生后，印度的強硬回應也有通過“懲罰”巴基斯坦重塑其在南亞權威的動機，反映出其“管理”區域秩序的迫切需求。

此外，印度單方面暫停執行1960年印巴簽署的《印度河用水條約》也觸及了南亞地區跨境河流問題痛點。印度河、恒河、布拉馬普特拉河等地區主要河流覆蓋著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尼泊爾、不丹、阿富汗等多國，關系著數十億人口的生計。跨境河流管理需要地區合作與有效治理，但印巴之間長期的緊張關系導致地區內部政治緊張、互信缺失、區域治理滯后，南亞各國間幾乎所有跨境河流問題都不得不通過建立雙邊框架來解決，而作為地區大國，印度在雙邊談判中擁有極高主動權與討價還價的籌碼。恒河和雅魯藏布江（流經南亞地區部分被稱為布拉馬普特拉河）在歷史上就曾引發孟印、尼印爭議，鄰國對印度的水資源政策也一直心存不滿。此次印度單方面中止了此前哪怕歷經多次印巴戰爭與緊張局勢都未曾被動搖的《印度河用水條約》，也向南亞各國再次表明印度在與鄰國打交道時可以不顧國際法底線，罔顧鄰國利益。除巴基斯坦外，受此事影響顯著的還有孟加拉國。1975年印度曾建法拉卡大壩，將大量恒河水引向加爾各答港，導致位于下游的孟加拉國干季水量驟減，嚴重影響其農業發展與生態環境。如今，印孟在1977年簽訂的《恒河水分享條約》即將于2026年到期，隨后兩國將重新舉行談判。或許印度此番拿跨境河流開刀也包含了對孟加拉國的警告之意，若果真如此，這毫無疑問將進一步對印孟關系產生負面影響。

雖然目前沒有確鑿證據表明外部勢力直接支持了印度此次針對巴基斯坦的系列行動，然而，印度與美國、以色列等國的軍事合作可能增強了其戰略信心。以色列提供的無人機、導彈和激光制導武器顯著提升了印度的軍事能力，印美軍事關系也在不斷深化。2016年，美國認定印度為“主要防務伙伴”，并在2018年將其提升至“戰略貿易授權”第一層級，允許印度“無需許可”即獲廣泛軍事和軍民兩用技術。兩國簽署了包括《后勤交流備忘錄協定》（LEMOA）、《通信兼容與安全協議》（COMCASA）與《工業安全附件》（ISA）等多項關鍵協議，促進了雙方的防務貿易與技術合作。此外，近些年印度通過四方安全對話機制（QUAD）與美國、日本和澳大利亞定期舉行聯合軍演（如馬拉巴爾演習），進一步增強了其在印度洋地區的戰略地位。這些因素增強了印度在地區事務中的自信，使其在對巴基斯坦采取進攻型策略時更有底氣。

2025年5月17日，巴控克什米爾地區利帕山谷村民發現一些房屋在本次印巴交火過程中遭到損毀。 圖源：“世界知識”微信公眾號

三、印度“強硬”的成色

為維系“戰象”人設并回應國民期待，莫迪政府必須按照“攻擊性原則”行事。然而，充滿情緒但缺乏理性的行動最終只會令其付出高昂成本，莫迪與印人黨對此心知肚明。因此，莫迪政府長期以來在事實上采取的是營造“可控危機”的策略，也即在相關事件發生之初刻意放大爭議，借機作出強硬回應，但又在引火燒身前謹慎控制沖突范圍，占得便宜后迅速宣布己方獲勝并鳴金收兵。本次印巴緊張局勢升級的一個主因便是，莫迪政府評估巴基斯坦國力相對衰落，有限軍事行動不會引發巴方對印實施長期大規模的對等報復，因此在5月7日采取了“短、平、快”且打擊范圍有限的空襲行動。從該角度來看，莫迪政府的回應看似激進，但從其國內政治層面出發，它又是“謹慎而深思熟慮的”。從表面上看，莫迪政府的策略確實獲得了成功。帕哈爾加姆襲擊事件發生后，印度國內對克什米爾人和穆斯林的仇恨情緒顯著上升，社群議題和印巴議題再一次具有了炒作空間；而在空襲行動結束后，不僅印度全國上下一片歡騰，就連絕大部分反對黨也一度不得不表示鼎力支持。莫迪政府的失策之處在于，巴基斯坦有了2019年普爾瓦馬襲擊事件后印度所作所為的前車之鑒，對印度此次可能采取的行動有所預判，準備得比印度預估得更加充分，反擊也更加有力。由于無法“在占得便宜后迅速宣布獲勝”，印度不得不拉長軍事行動期限，同時力避將自己卷入和另一個核國家的全面戰爭。

印度不顧巴基斯坦的再三解釋與對國際社會介入調查的呼吁，起初采取了升級事態的做法，險些讓整個地區再次卷入印巴沖突，可能進一步加深了南亞中小國家對印度的負面印象，其在5月7日對巴空襲中的表現也暴露出其軍事能力的局限性，這同樣向鄰國表明印度管控地區沖突的能力并沒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強大。

同樣地，盡管外部支持和自身實力增長可能讓印度感到底氣十足，但國際社會尤其是美歐的態度證明，他們并不希望看到南亞出現大規模難以控制的沖突。盡管美國表態支持印度反恐并居中調停，但這種支持是有條件的。美國的戰略焦點主要集中在東亞，特別是與中國的競爭；歐洲同樣更關注烏克蘭危機與延宕至今的新一輪巴以沖突。在這種情況下，印巴沖突只會被他們視為分散注意力的負擔。若印度的強硬舉措未真正實現預期效果，反而導致印度的地區領導地位被削弱，這只可能加大美歐對印度在地區事務中發揮穩定作用價值的疑慮。美西方絕不會希望印度的強硬是自己在背后支持促成的結果，畢竟這只能導致印巴緊張局勢升級，并對美西方在亞洲的整體戰略布局產生負面影響。

盡管強硬政策可能在短期內增強地區威懾力，莫迪政府也可單方面宣布獲勝以撈取民意支持，但印度或許已在為此付出代價，此次印巴沖突開辟的許多“惡劣先例”很可能為地區長期風險埋下隱患。印度若想追求真正的全球大國地位，在自身能力不足以支撐其“霸主形象”的前提下，或許依然需要更審慎與更負責任的對外策略，而非強硬高調的“英勇果決”。

作者簡介：楊怡爽，云南財經大學印度洋地區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轉載自“世界知識”微信公眾號2025年6月3日文章，原標題為《楊怡爽：印度應對印控克區襲擊事件態度解析》

本期編輯：楊倩

本期審核：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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