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隆溪教授的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2023)為兩個古人特別寫了一章：The Twin Stars of Tang Poetry，談的“唐詩雙星”李白、杜甫。

A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張教授看重李、杜的友誼，所以這一章之中，設有Li and Du:In Friendship and in Comparison 一節(p.123-131)。

不過，這一節征引的個別詩篇，突顯了李、杜二人在詩觀方面的“齟齬”。

張隆溪教授說：

Du Fu was the best in writing regulated verses and he crafted his poetic lines so carefully and painstakingly...We have seen Du Fu’s portraiture of Li Bo as a “tipsy immortal” to whom poetry comes by naturally :“For a jug of wine, Li Bo can write a hundred poems.” Li Bo happened to have a picture of Du Fu as well, entitled “To Du Fu in Jest” which was obviously written with a sense of humor and drew a caricature of Du Fu as working so hard on his poetry that he became almost emaciated:

On the Fanke Mountain I bumped into Du Fu,

Under the midday sun, he wore a hat of bamboo.

Why are you so thin since we last met, I asked.

It must be too hard in working your verses through.

孟棨《本事詩》

“To Du Fu in Jest” 就是《戲贈杜甫》:“飯顆山頭逢杜甫，頂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為從前作詩苦?！?見于孟棨《本事詩》)

然而，張教授在前面說過：Since Li Bo and Du Fu departed in Yanzhou, Shandong Province, in 745, they never had a chance to meet again, … (p.129)

換言之，745年在山東兗州分道揚鑣后，李、杜就再沒有機會重逢，那么，這On the Fanke Mountain I bumped into Du Fu （飯顆山頭逢杜甫）是真有其事？會不會是他人向壁虛構的？所謂 the Fanke Mountain，在何處？

杜甫寫詩，講究錘煉字句，反復推敲，如他在《解悶》中所言“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表明他刻苦執著，甘愿為一句好詩而嘔心瀝血。

日本靜嘉堂藏宋蜀刻本《李太白文集》

另一方面，杜甫眼中的李白形象，見于《贈李白》：“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所謂“愧葛洪”，是說李白煉丹未成；“空度日”，暗示徒勞無功。

清人仇兆鰲認為：“贈語含諷，見朋友相規之義焉。”（《杜詩詳注》，中華書局1979年版，頁42）。近人聞一多也認為此詩“帶著譏諷的語氣問”（聞一多《唐詩雜論》，萬卷出版公司2015年版，頁113）。

看來，杜甫諷李白，也是有形跡可尋的。

《戲贈杜甫》表達了李白對杜甫作詩的譏嘲、挖苦？還是如張隆溪教授所言，體現了李白的幽默感？

公元745年兗州之旅后，杜甫困居長安

飯顆山，相傳在長安一帶（董希平等評注《本事詩》，中華書局2014年版，頁105）?！帮堫w山”李杜相遇，是李白入翰林院時期的事？“逢杜甫”是在李杜同游魯地之前？

董希平等評注《本事詩》，中華書局2014年版。

可是，李杜相識在洛陽，當時李白已從翰林院放還（安旗等編著《李詩咀華》，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84年版，頁155），而杜甫未入長安。

744年夏，李、杜初遇于洛陽，其后，二人同游梁宋（今開封、商丘），高適參與。學者多認為，李白745年離開兗州后南下吳越，747年北上幽燕，與745年前往長安應考的杜甫并無交集（郁賢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鳳凰出版社2016年版，頁4117）。

杜甫747年應試落第后困居長安，李白則在長安以外的地域漂泊，所以，地理上李、杜難以重遇。

杜甫現存詩中有10馀首提及或懷念李白（如《春日憶李白》《夢李白二首》），但均無李杜重逢的暗示，反而充滿對李白漂泊的牽掛，例如: “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云”（《春日憶李白》）：杜甫在渭北（長安），李白在江東，遙隔千里。

又如，杜甫說“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夢李白》）：老杜擔憂李白漂泊江湖的安危。這側面印證李、杜沒有再見面。

因此，這“飯顆山頭逢杜甫”之事，真的出自李白之筆嗎？

郁賢皓校注《李太白全集校注》，鳳凰出版社2016年版。

“飯顆山之遇”如果真有其事，或在李、杜游山東之前?

晚唐孟棨《本事詩》記載：李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后合德。其論詩云：“梁、陳已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故陳、李二集，律詩殊少。嘗言寄興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況使束于聲調俳優哉。故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蓋譏其拘束也。 (李學穎標點《本事詩》，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頁17)。

孟棨《本事詩》四庫全書本

這就是說，李白作詩，不像杜甫那般拘束于詩律聲調。孟棨引此“戲杜”之詩，為了是映襯李杜之異，為了彰顯李白才逸氣高，不愛受詩律所拘束。

孟棨引錄“戲杜”之詩后，接著寫“玄宗聞之，召入翰林”。似乎暗示，唐玄宗知道這“戲杜”之詩，就看重高逸的李白，而且安排李白入翰林院。

如果是這樣，李白哪一年獲玄宗征召？

李白應詔入長安、供奉翰林，是發生在公元742年（唐玄宗天寶元年）的事。

將李白的年譜和杜甫的年譜對照，我們得知：李白入翰林院，事在742年秋—744年春，李白身在長安，而杜甫742年仍在齊趙漫游，未至長安。

《李白年譜》

“飯顆山”始見于何處？

李、杜相識于744年夏天的洛陽，此前二人無交集。洛陽有“飯顆山”嗎？

我們查閱《元和郡縣志》《河南志》《洛陽縣志》等歷史地理文獻，得知：洛陽及周邊（如偃師、鞏義、孟津等地）均無“飯顆山”這地名。

《戲贈杜甫》未收入宋刻本《李太白全集》，最早見于晚唐的《本事詩》，很可能是后人偽托李白之名所作。

若《戲贈杜甫》為偽作，則好事者虛擬出“飯顆山”實亦不足為奇。虛擬的山名，沒有人能證實、也難有人能證其必偽。

筆者判斷，《戲贈杜甫》所寫的“逢”不大可能指李杜在洛陽初相識，因為，“借問別來太瘦生”明明說到“別來如何如何”，意思是“我們分離以來……”。如果是剛相識，是不會說“別來……”的。

劉文典《杜甫年譜》援引《遣懷》《昔游》，指杜甫744年秋游梁宋是和李白、高適“相從”，而不是在杜甫偶然在梁宋和李白高適相逢（劉文典《杜甫年譜》，云南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頁16）。

劉文典《杜甫年譜》

孟棨《本事詩》成于晚唐五代，此時距離李杜生活的時代已遠，書中所錄《戲贈杜甫》出于中、晚唐人偽讬的可能性不能抹殺。

《本事詩》的本意：李高于杜

查考“飯顆山”的出處，詞書上多說“飯顆山”典出《本事詩》。

不過，古書上也不是全無“飯顆山”之跡。宋人所編《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記載：“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齪，而有飯顆山之嘲誚。”(劉昫等《舊唐書?文苑傳》。仇兆鰲注《杜詩詳注》，中華書局版，頁4)。

《舊唐書》史官所據史料之中，或有孟棨的《本事詩》？只是《本事詩》說的“戲”，在史官的眼中卻對杜甫很不利：“齷齪”是狹隘、不舒展﹔“譏”、“嘲誚”表示不屑、看不起。

龔方琴《本事詩與本事詩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 年版。

史官“齷齪”“嘲誚”之評，鄙視杜詩之意甚重，和張隆溪教授所說的was obviously written with a sense of humor （有幽默感）大相徑庭。

可見，同一首詩，《舊唐書》史官和張隆溪教授各取一邊。張隆溪教授可以解釋為李白幽默，然而孟棨的原義恐怕是：論寫詩，李勝杜。

未能排除《戲贈杜甫》偽作之疑

南宋洪邁《容齋隨筆》說：“〔杜甫〕自諫省出為華州司功迤邐避難入蜀，未嘗復至東州，所謂‘飯顆山頭’之嘲，亦好事者所撰耳。”(瞿蛻園、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頁1701 )。

唐肅宗時（758年），杜甫因上疏為房琯辯護，觸怒了肅宗，被貶為華州（今陜西渭南華州區）司功參軍。759年，杜甫棄官西行，攜家人逃往秦州（今甘肅天水）。

洪邁的意思應該是：杜甫被貶為州級屬官后，流落西部，后來入蜀(西南部)，不大可能和李白相遇。洪邁判定“飯顆山頭”詩是好事者所作。

1953年，洪業(William HUNG)在一番辨析后，得出結論：

We must, therefore, accept the judgment of the best of scholars on these poets, that this poem is spurious. (William Hung, T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p.39)。

所謂spurious, 意思是：虛假、偽造、不可靠。

吉川幸次郎《中國詩史》

日本學者吉川幸次郎 (Kōjirō YOSHIKAWA) 同樣主張《戲贈杜甫》非李白之作（《中國詩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頁207。此書日文版據筑摩書房1968年《吉川幸次郎全集》第5卷編成 )。

到了1980年，瞿蛻園、朱金城校注《李白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出版，此書雖據王琦注本錄入《戲贈杜甫》，但是，校注者指出：王琦本中此詩錄自《本事詩》，清刊本《李詩通》(胡本) 則將此詩歸入于附錄（《李白集校注》2016年版，頁2003）。

由此可見，瞿蛻園、朱金城態度審慎，對《戲贈杜甫》的來歷做了必要的說明，并未深信此詩為真品。

關鍵是：孟棨《本事詩》從何處錄得《戲贈杜甫》？

郁賢皓《李太白全集校注》將《戲贈杜甫》列入書中的第三十卷“宋本集外詩文”，并推測：“此詩當為天寶四載之作”(頁4117)。

然而，天寶三載（744年），杜甫與李白才初遇于洛陽。天寶四載（745年），李杜一同東游。洛陽以東的地域，何處有飯顆山？這個問題，似乎一直沒有人能明確答案。

《李白集校注》

同樣，李白研究和杜甫研究的專家，哪位能講一講天寶四載李、杜二人登“飯顆山”的緣由？飯顆山(即使真的存在)又不是什么名勝古跡、宗教圣地……

2022年，薛天緯檢索《全宋詩》，找到包含“飯顆山”的詩有39首之多，借此證明在宋代詩人心目中李白《戲贈杜甫》的文獻真實性（薛天緯《李杜重逢飯顆山——關于李白“三入長安”的再討論》，載《唐代文學研究》2022年第1期頁37-48）。

但是，39這數據只說明“一些宋人相信”，無法說明《戲贈杜甫》的來歷無可疑。

論者或據《唐摭言》所錄“李白詩行”異文（長樂坡）為推測之依據。然而，《唐摭言》是五代的王定保所纂（成書于后梁至后唐時期），現存最早版本應該是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柯山書院刻本，書中所記中唐以前事或有傳聞之誤，例如《唐摭言》卷十三所謂“〔太白〕會草答蕃書，筆不停綴”即可存疑，因為唐朝外交文書由中書省專職起草，翰林供奉無此職權。

《唐摭言》

《戲贈杜甫》是李、杜友誼的“見證”？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人民文學出版社1971年版) 認為《戲贈杜甫》非偽作。

郭沫若只申說作詩可以是苦事、為作詩而消瘦也是不足為奇的，所以，《戲贈杜甫》所寫，無不妥。

可是，對于“飯顆山”在何處？李白何時在此山遇見杜甫？李、杜為什么同時到“飯顆山”去？郭沫若都沒有面對，也沒有解說。

無論如何，郭沫若認為，《戲贈杜甫》反映李白對杜甫沒有惡意。詩題中的“戲”字，郭沫若斷定是后入擅自增加的。

1962年郭沫若參加紀念杜甫誕生一千二百五十周年大會，其開幕詞題為“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

郭沫若《李白與杜甫》，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23年版。

郭沫若說：“李白和杜甫是象兄弟一樣的好朋友。他們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就跟天上的雙子星座一樣，永遠并列著發出不滅的光輝?！保ň霸凭帯蛾P于評價歷史人物問題: 杜甫問題討論集》，新加坡萬里書局1977年版，第 145 頁）。

大約過了九年，郭沫若在《李白與杜甫》一書里，不再認為李白與杜甫是我國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改為抑杜以揚李。

《李白與杜甫》全書以“揚李”為基調，于是，作《戲贈杜甫》的李白（假設真是李白所寫），在郭沫若眼中筆下，并沒有“譏”、“嘲誚”老杜 (《舊唐書》語)，相反，郭沫若聲稱詩句反映李白對杜甫關懷備至。

張隆溪教授也和郭沫若一樣，認為《戲贈杜甫》無惡意。

郭沫若的解釋，對張教授有沒有影響？也許難說有或無。張教授The Twin Stars of Tang Poetry的說法，可能和郭沫若的“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偶然巧合，正如兩個人同時使用“雙峰并立”不能說明什么。

黃國彬《中國三大詩人新論》

一揚一抑、“二元對立”的雛形

《戲贈杜甫》的出現，可能是好事者為了抬高李白而拿杜甫作詩“苦”、為詩“瘦”來襯托李白之不凡。

相傳李白見崔顥《黃鶴樓》后作“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二句，也可能僅屬傳說（見于南宋人計有功《唐詩紀事》卷二十一。元代《唐才子傳》將這故事擴充。參看周勛初《李白評傳》）。

宋代文人嚴羽推崇崔顥《黃鶴樓》。嚴羽《滄浪詩話》稱“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黃鶴樓》為第一”。宋代出現的“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計有功編《唐詩紀事》卷二十一“崔顥”條），可能是出自好事者，為凸顯崔顥的成就而虛構(?)李白嘆服。

世人多強調李白洪才河瀉，作詩不假思索、自然而成，這和杜甫的精思錘煉是截然相反的。張教授的書中也有這種“二元對立”的話語……(p.141)

杜甫曾推許李白：“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杜甫在《贈李白》，另一版本題為《憶李白》）。所謂“飄然”“俊逸”都給人李白作詩不拘執、不著意、不造作的印象。

王仲鏞校箋《唐詩紀事校箋》

孟棨將《戲贈杜甫》編入《本事詩》中的《高逸第三》，所謂“高逸”是指李白，卻暗示杜甫欠高逸、與高逸相反。這是李杜二元對立的雛形。

域外學者談李杜，也沿襲這“拘束／高逸”的分野，例如英國學者Arthur Cooper (1916–1988) 說：

Poetry in the West since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end to move from "rules" to "freedom"... (Arthur Cooper, Li Po and Tu Fu: Poems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Penguin Books, 1973)。

Arthur Cooper, Li Po and Tu Fu (Penguin Books, 1973)

Cooper 說的是：到了十八世紀，在西方，寫詩從拘守法則("rules") 轉向容許自由( "freedom" ) ，所以，李白看起來更像現代詩人。

事實上，李白古風的句式長短變化、打破格律束縛，啟發了美國新詩對自由詩體（free verse）的探索。

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 1885 –1972）等人將李白視為“自然詩人”，龐德《神州集 / Cathay》一書中以李白詩為最多（參看趙毅衡《詩神遠游：中國如何改變了美國現代詩》，四川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頁148。)

E. Pound, Cathay. Legare Street Press, 2022

龐德的李詩翻譯也多以意為主，用自由詩體，不講究韻律。

李白作詩，真的不怎么費力？“天然去雕飾”？接下來，我們探討李白會不會修改他自己的作品。

李詩異文，出自李白本人?

高逸、不拘束只是李詩的一個面向，而不是全部面向。復旦大學教授陳尚君指出：李白詩歌多“別本異文”，在全部唐詩中顯得很突出。

陳尚君傾向認為，“別本異文”很大一部分為李白本人所改，即有可能幾種不同文本都出李白本人手筆。

陳尚君對李白詩的研究揭示，李白很可能對于自己詩歌反復修改（參看陳尚君《李白詩歌文本多歧狀態分析》一文，載《學術月刊》2016年第5期，收入陳尚君《唐詩求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陳尚君《李白怎樣修改自己的詩作》一文，載《古典文學知識》2022年第2期）。

陳尚君《唐詩求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陳尚君所論，有實例為據，例如：敦煌藏經洞所出P.2567號卷子所錄李白詩43首與通行本李詩有別、《古風五十九首》與《感興八首》重合者可判出高下……。

因此，如果有人假設李白寫詩毫不費力、不必修改，那未免把李白看得過高，將李白過度神化。

專研李白詩的薛天緯（曾任中國李白研究會會長）指出：敦煌寫本《惜罇空》應是李白早期創作的文本，而今傳宋本《將進酒》則是李白的定稿（李白付讬于族叔李陽冰，編入李白詩集《草堂集》）。

陳尚君認為各種異文可能都出李白本人手筆。臺灣學者黃永武《敦煌的唐詩》則傾向論述敦煌卷子所錄李詩的價值較高。

黃永武《敦煌的唐詩》，臺灣洪范1987年版。

文學文化的研究不可廢

抄錄、傳播、異文等問題，都與文學作品的載體、物質媒介有關。

美國學者Stephen Owen編纂文學史首重“文學文化”，例如，他注意文學作品的載體、物質媒介、書寫技術、印刷方式、編纂者選擇等等。

張隆溪教授卻對Owen的撰史宗旨有微言。

張教授認為文學史應該“專注于分析作品本身” （張隆溪教授語。另參本系列的第四十三篇洪濤《被質疑的宇文所安、被去律的老杜》一文，載“古代小說網”；宇文所安《他山的石頭記：宇文所安自選集》，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文學史書應以作品為中心，這個主張自然有其道理。

高島俊男《李白と杜甫》有一章“李白の文學と杜甫の文學”

不過，從上面的討論我們認識到：物質條件足以左右文學作品本身的存在狀態，涉及詩篇異文、改寫、后人擅改甚至偽作等關鍵問題。因此，文學文化的研究實亦不可偏廢，否則“作品本身”可能失去基礎——《戲贈杜甫》如果是偽作，還要將它系于李白名下嗎？

清人龔自珍的疑心很大。龔自珍認為現存千多首李白詩，只有122首是真品（參看：宇文所安撰、賈晉華譯《盛唐詩》，三聯書店2004年版，頁142)。

“文學文化(literary culture)” 這個詞的內涵所涉甚廣，普通人可能感到不好掌握。本文的注重的是“文學文化”的一個焦點：我們現在讀的文本來自何方？文本是在怎樣的條件下(背景中)形成的？

《靜夜思》案例引出兩大可能性

即便是“國民唐詩”《靜夜思》，也有異文：首句有作“床前看月光”，第三句有作“舉頭望山月”。

孫洙《唐詩三百首》所錄的《靜夜思》，一般認為是“民間口傳版”：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靜夜思》僅四句，而傳世版本有數十種之多，其中某些異文有沒有李白本人修改的遺存？這種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

當然，明代才首次出現的“李詩異文”，不大可能是李白本人的改筆。這說明后人“代李白執筆”的情況是存在的（例如明代的編書者擅自改動詩句）。

安旗、薛天緯等《李白全集編年箋注》，中華書局2020年版。

既然如此，《戲贈杜甫》會不會也是好事者“代李白執筆”寫出來的？

另一方面，薛天緯討論《靜夜思》異文問題帶出了另一個重點：“李白《靜夜思》，句句有來歷”。

薛天緯指出：李白融會前人月夜思鄉作品如《古詩十九首》、曹丕詩、晉朝樂府民歌、謝朓詩來結撰自己的詩句（薛天緯《李白詩解》，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

薛天緯的結論是，《靜夜思》的創作過程中李白也須調動“文化儲存”（薛天緯《李白詩解》，頁382）。

換言之，李白寫詩未必是自然天成、一揮而就。

總 結

本文的討論說明了《戲贈杜甫》所寫“重逢”之時空等信息，皆無考（尤其是飯顆山）。因此，飯顆山“逢杜甫”之事，可能是抑杜者虛構的。更審慎的學人，會推測此詩很可能是偽作，目的是揚李。

在《戲贈杜甫》自身嫌疑未能盡釋的情況下，此詩豈可取為李杜友誼之證？逕將《戲贈杜甫》當成是李白之作，把“飯顆山相逢”當成“文學事實”寫入史書，是不夠嚴謹的。

《杜甫集校注》

姑且懸置《戲贈杜甫》的真偽問題，《本事詩》之中《戲贈杜甫》表達“李白”對杜甫苦吟錘煉（拘束）的“關注”，作者想張揚李白之“逸”，隱然透出以杜甫烘托李白之意。

《舊唐書》將這微旨強化成李白“自負”、李白“譏甫齷齪”、“飯顆山之嘲誚”。因此，李、杜之間的“齟齬”在宋代史官筆下變得更清晰。本文題目所說的“齟齬”，主要是指詩觀上的差異和不同心態。這種差異可能是后人故意強調的。

“高逸”和“齷齪”代表兩種不同的詩觀。

明末清初王夫之論詩，強調“以意為主”，反對“求形模，求比擬，求詞采，求故實”，推許寫詩要“自然拾得”（參看王夫之《姜齋詩話》）。王夫之的詩學主張有別于苦吟、死守詩法的那一套詩觀。

王夫之撰，戴鴻森箋注《姜齋詩話箋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

明代楊成著、王用章編《詩法源法》可以代表以規則、技法論詩之作的一派。張教授似乎也將杜甫歸為這類詩人。張教授說：Du Fu ... worked on his poetic lines with diligence and artistic skills (Zhang 2023:141)。diligence 是“謹慎”，應該是指杜甫作詩，謹守法度。

杜甫本人對李白和李詩，其實沒有多少抵觸，相反，杜甫推崇李詩的言論溢于言表，例如《春日憶李白》說：“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薄都睦钍锥崱氛f：“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笨芍^推崇備至。

別人拿李詩杜詩來對比、分高下，其實和杜甫本人沒有多大關系。

杜甫卒后三十年內，未有令名。據說，到九世紀初才有人將“李杜”并稱（參閱Stephen Owen, 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 The High Tang. Quirin Press, 2013. Chapter 11.）。

民國以后，論李、杜詩，世人往往使用新的“二元對立”：李白代表“浪漫主義”，而杜甫代表“現實主義”。新的“二元”偏重指涉李杜詩篇的內涵和詩風，雖然“浪漫 / 現實”仍與創作手法有關。

在文學史論述中，浪漫、現實之分曾在二十世紀中期的文學史書中大行其道。這種“對立”至今還沒有完全“退潮”。

張慧玲《李杜之爭與宋代杜詩地位的浮沉》，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

附記一：文學史，不應是文學化的歷史

孟棨《本事詩》是唐末出現的一部筆記小說集，是詩人軼事資料的匯編。此書所記皆屬實？

《本事詩?情感》記載崔護因題詩“人面桃花相映紅”而使女子患病而亡。后來又因崔護慟哭，女子死而復生（董希平詩評注《本事詩》，中華書局2014年版，頁69）。這種詭異事是有可疑的。

余才林《唐詩本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

文學史書如果采入小說情節，那就成了“文學化的史書”。文學化的史書，內容真實性成疑。這對史書的公信力有害無益。

相關的論題，請讀者參看：洪濤《采小說情節入史書——女詞人?絕佳之作?層累之弊 (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二十一) 》一文，載“古代小說研究”2024年8月3日。

附記二：李白“擺去拘束”

孟棨《本事詩》的《戲贈杜甫》帶出一個重點：杜甫作詩，較“拘束”。

然而，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并序》贊許杜甫：“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并比較了李杜異同：“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辭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 參看：郭自虎《元稹與元和文體新變》，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頁25)。

郭自虎《元稹與元和文體新變》，安徽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元稹用“擺去拘束”來形容李詩，這和《本事詩》同調。元稹和孟棨都考慮“拘束”的問題，這雷同之處難道是純屬巧合？

在元稹眼中，杜甫長于“排比聲韻”“屬對律切”，這是杜優于李之處。

簡言之，元稹認為杜甫詩法度嚴謹。元稹的“擁杜”、講聲律，和王夫之的“重自然”，路向不同，甚至是背反（參看上面“總結”部分）。

附記三：校讀記

“古代小說網”2025年5月23日刊出本系列的上一篇: 洪濤《被質疑的宇文所安、被去律的老杜 (讀張隆溪教授的英文版中國文學史?四十三) 》。

洪濤《從窈窕到苗條：漢學巨擘與詩經楚辭的變譯》，鳳凰出版社2013年版。

第四十三篇的網上版本之中，《春望》和《月夜》的英譯本排版有瑕疵：在上載過程中，受技術因素影響，結果英文版詩篇只有首四行是分行排列的，第五行至第八行似是散文（不分行）。

謹此向譯者和讀者（搜狐網、騰訊網、網易、微信等平臺的讀者）致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