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蒲安臣（中）來源：新浪財經 作者：雪珥（澳大利亞籍華人學者）

1870年4月23日，星期六

，美國波士頓。

　　一場隆重的葬禮在這個城市舉行，成千上萬的人涌向街頭，為一位美國外交家送行。由軍人和警察護衛的靈車，覆蓋著中美兩國國旗：星條旗和黃龍旗，在當地消防隊樂團演奏的哀樂聲中，緩緩駛過街道。在舉行儀式的教堂墻壁上，也交叉懸掛著巨大的星條旗和黃龍旗，USA和CHINA是今天所有人議論的焦點。

　　遙遠的北京，大清國的中央領導核心、恭親王奕?，雖然并不知道喪禮的確切議程，卻也用自己的方式在哀悼。一個月前，以同治皇帝的名義下詔，賜予死者一品官銜，給予家屬1萬兩白銀的優厚撫恤金。因為，這位美國外交官也是大清國的洋干部，并且在為大清國出使俄羅斯時，“捐軀于異國”（使團成員志剛語）。

　　他的名字叫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

　　伸手摸世界

　　在披掛上大清國的一品頂戴花翎之前，蒲安臣是美利堅合眾國派駐大清國的公使。1867年，蒲安臣完成了他在中國的六年任期，即將回國。此時，恭親王等正在苦苦物色一個合適的人選，率領大清國代表團遍訪各簽約國。

　　這一年，正處在改革開放初級階段的大清國，內亂與外患都暫時消弭了，除了將精力放在以軍事變革為核心的“洋務運動”之外，恭親王率領的本屆政府，也著重調整中國的外交格局，與列強之間，不僅要“請進來”（當然列強都是不請自來的），更要走出去，除了“睜眼看世界”外，還要“伸手摸世界”。恭親王在寫給慈禧太后的報告中，提到：“惟近來中國之虛實，外國無不洞悉，外國之情偽，中國一概茫然，其中隔閡之山，總因彼有使來，我無使往。”

　　而另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與列強們簽訂的各項條約，又到了要續簽修訂的時候，根據以往血的教訓，可以斷定列強們必然會提出種種要求，而中國如果不走出去實地調查，將無法制定應對之策，無法維護、保障和爭取中國的利益，甚至都無法定位自己的利益在哪里。

　　“摸世界”的長期戰略動機，與“準備修約”的短期戰術動機，促使恭親王決心派團出訪。而現實困難是：以中國之大，居然“使才難覓”，即使要找出些精通外文的翻譯人才，都十分困難，何況是講政治、懂政策、會韜略、通外文的外交人才。恭親王擔心，“若不得其人，貿然前往”，則反而“誤我事機”。另一個擔憂是，中國一直要求外國使節覲見皇帝和太后必須行三跪九叩大禮，遭到列強的強烈抵制，雙方只好暫時擱置爭議，列強外交官也因此無法按照國際慣例覲見中國元首，遞交國書，而都由總理衙門和恭親王代勞了。如果派出正式使臣，按國際慣例覲見了外國元首，那對方的使臣就可以要求對等待遇，這“叩頭”問題又將成為麻煩。

　　困難既然如此之多，出使又是勢在必行，恭親王便創造性地想了個新辦法：聘請洋干部出訪。洋干部們出訪西洋，本身沒有語言障礙，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又已經在中國生活工作多年，熟悉甚至精通中國的語言和習俗，雙向溝通都可以很順暢。而且，請洋人出面，似乎有望避免列強們以此提出對等要求，他們總不至于也任命華人作為洋使來覲見中國皇帝，三跪九叩。這后一點當然很牽強，即使委任洋干部出訪，那也依然代表大清，人家一樣能要求對等覲見，這在日后果然應驗了。這與其說是恭親王的想法，莫如說是恭親王以此來忽悠反對者們，摸著石頭先下水再說。

　　外交創舉

　　赫德當然是首選，但赫德忙于海關這大清國最為重要的稅收渠道，無法分身。幾經斟酌，恭親王選中了“其人處事和平，能知中外大體”、并且即將卸任美國公職的蒲安臣。

　　蒲安臣1820年出生在美國波士頓，畢業于哈佛大學法學院，當了沒幾年律師后進入政壇，積極宣揚反奴隸制度，與后來擔任總統的林肯關系密切。35歲（1855年）那年，他當選為美國眾議院議員，聲名鵲起。林肯就任總統后，于1861年任命蒲安臣為駐奧匈帝國公使，但當蒲安臣行至巴黎準備上任時，卻傳來消息，這一任命遭到奧匈帝國政府的堅決拒絕。原來，蒲安臣十分同情匈牙利的獨立運動。此時，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恭親王代表大清國與列強簽訂條約，同意列強派遣使節常駐北京，林肯便將這一破天荒的職位給了蒲安臣。

　　這個在面對國內的黑奴制度和國外的民族壓迫都十分好斗的牛仔議員，卻在中國成了最受歡迎的彌勒佛。無論其動機如何，在大清國最為痛苦和孤獨的時候，他令看慣了列強臉色的恭親王和大清政府感覺到了溫暖。

　　恭親王選中蒲安臣，這不僅是對蒲安臣個人的認可，更是對美國的肯定。總理衙門一貫認為：“英法美三國以財力雄視西洋，勢各相等，其中美國最為安靜，性亦平和”，曾國藩也認為“米夷質性淳厚，于中國時思效順”。而蒲安臣在華的工作方針，就是要“用公平的外交，來代替武力，用公平的方法，獲得公平的結果”，積極推行“合作政策”，協助中國解決了一些棘手的外交問題，深得信賴。

　　在大清國外交部（總理衙門）為其安排的告別宴會上，恭親王等試探了他的意向，雙方一拍即合，一個外交史上的創舉便定了下來。　

這一創舉，根據當時的海關洋干部、后來成為著名漢學家的馬士（H.B.Morse）記載，“震撼了北京外交界”。在上海出版的英文報紙《北華捷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說：“這一決定，乍聽之下，不能相信……我們可以肯定地說，無論公布得如何突然，蒲安臣的任命一定是經過長期的和縝密的考慮。”

　　應該說，這是蒲安臣個人事業的頂峰。此時，他年僅47歲。

　　美國“漢奸”

　　扛著黃龍旗出訪的蒲安臣，第一站就是他的祖國美國，最大的成就就是簽訂了中美《天津條約續增條約》，史稱“蒲安臣條約”。

　　這一條約包括了8項條款，主要是：保持中國的完整；中國控制自己的內地貿易；中國在美國各商埠設立領事館；相互不得進行宗教迫害；鼓勵中國勞工向美國移民；相互居住和履行的權力；相互準許對方學生入學；不干預中國的內部發展。

　　這一在中國被后世指責為賣國的條約，在當時很長的一段時間內，都成為各界謳歌和歡呼的對象，認為這是中國與西方在平等基礎上鑒定的第一個條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梁啟超，他稱贊“彼條約實為最自由最平等之條約也”。

　　這些不同的觀點，直接關系到后世對蒲安臣的評價：他或者是中國人民的友善朋友，或者就是帝國主義的陰險幫兇。而指責他為帝國主義走狗的主要依據，就是這一條約掀起了華工進入美國的高潮，隨即激起了美國國內的反華浪潮，這些華工普遍受到了迫害。

　　指責走狗的慷慨激昂者，卻很少考慮：正是“蒲安臣條約”的存在，令美國各地的排華行動，面臨著法律上的巨大障礙，而排華的主力軍，正是以愛爾蘭裔為主的美國“工人階級”，他們在勤勞、安分、靈巧的中國工人競爭下，采取了暴力行動。而美國政府在很多場合下，根據條約及美國國內法律，不惜動用警察甚至軍隊，武裝保護華工，與示威者爆發流血沖突。在反華者的巨大壓力下，國會數次通過排華法案，卻最終都擱淺在“蒲安臣條約”上，可以肯定那些排華者必定跳著腳大罵蒲安臣為“漢奸賣國賊”，直到“蒲安臣條約”期限過后，美國的排華才上升到立法層面。　　

“殉職”俄羅斯

　　蒲安臣使團，承擔的是遍訪列國的任務。從1868年2月成行，直到1870年1月蒲安臣被俄羅斯的嚴寒擊倒，他們一直在各國游說，先后訪問了美國、英國、法國、瑞典、丹麥、德國、俄國，會見了各國元首。

　　根據同行的使臣志剛記載，病中的蒲安臣十分擔心與俄國的交涉，俄中毗連陸地數萬里，這遠遠超出了蒲安臣所熟悉的“海洋外交”，他既擔心“辦法稍差，失顏于中國”，又擔心“措語未當，貽笑于俄人”，于是“日夜焦急，致病勢有加無已”，終于在2月23日不治而亡。

　　這是第一個殉職在大清崗位上的洋干部，消息傳來，恭親王立即請示慈禧太后，對蒲安臣給予了高度評價和優厚撫恤。俄羅斯在圣彼得堡為蒲安臣舉行了第一個葬禮，然后將他的遺體用專輪運回美國。各國元首和政府首腦紛紛發來唁電，各國報紙也予以報道并配發了大量的評論。

　　當蒲安臣還在英國時，赫德曾給他寫信說：“有一個偉大的角色可以扮演：給中國十足的評價，對整個世界都是有利的，并且如果運用得當的話，對個人的信譽也是有貢獻的。”蒲安臣自己也說：“當這個擁有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最古老國家，第一次尋求與西方世界發生關系，并要請這個最年輕國家（指美國）的代表，來作為一種變革的媒介,這個使命并不是能夠通過懇求得到或是拒絕得了的。”

　　可以說，他的哀榮，絕對不是來自于他曾經的美國外交官身份，而是來自于東方那條掙扎著想騰飛的巨龍，以及巨龍陰影下那個低調的運籌帷幄者——37歲的恭親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