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購物導報·影響力周刊 作者:凌懿
從要不要修路之爭到怎樣修鐵路的明爭暗斗,可以看到新舊觀念的激烈交鋒、各種政治力量的尖銳較量、利益關系復雜的你爭我斗……不啻是一幅當日官場的“縮圖”。
鐵路可以說不僅是一個國家的交通命脈,更是近代化發展的命脈。然而風雨飄搖的晚清,對于這樣一種新式交通方式卻深具戒心,即使在幾次列強入侵之后,仍對修建鐵路舉棋不定,使近代鐵路命運一波三折,還引發了幾次洋務派與頑固派的激烈爭論。
從要不要修路之爭到怎樣修鐵路的明爭暗斗,可以看到新舊觀念的激烈交鋒、各種政治力量的尖銳較量、利益關系復雜的你爭我斗……不啻是一幅當日官場的“縮圖”。
清廷對鐵路荒唐排拒
從清同治二年(1863年)前后起,以英商為代表的西方各國商人開始頻繁地向清政府施壓,要求在中國修筑鐵路,但均遭到清政府的堅決拒絕。清政府的這種排拒態度,使西方國家的政府和商人感到極度的失望和不滿。為了平息這種情緒,英國公使阿禮國在一份報告中建議關于鐵路和電報,不能作為一種條約的權利提出要求,應該以試驗的方式介紹給中國,讓中國人自己著手進行。
西方商人紛紛響應阿禮國的建議,積極向中國人介紹修筑鐵路這種新技術。同治四年(1865年)六月,英人杜蘭德在北京城外鋪設了一條小鐵路,向中國人展示其先進性能。但是,“京師人詫所未聞,駭為妖物,舉國若狂,幾致大變”。這條小鐵路隨即被步軍統領飭令拆毀,“群疑始息”。
幾乎與此同時,僑居上海的英商怡和商行,在修筑鐵路的申請被地方官員嚴詞拒絕后,仍然在上海至江灣偷偷修筑了一條鐵路,長約10華里。光緒二年(1876年),又將鐵路延長至吳淞,計長30余華里。由于事關侵犯主權,清政府經過反復交涉談判,最終竟以白銀28.5萬兩的價格贖回鐵路,并將其拆毀棄置。贖回鐵路一舉固然是為了維護國家之主權,但是花巨資贖回后又將其拆毀棄置,其認識之無知和行為之愚蠢,使人無法理解。
但是洋務派出身的李鴻章卻意識到了鐵路之必要。
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鴻章就在《籌議海防折》中一改數年前堅決反對興辦鐵路之立場,開始鼓吹興辦鐵路之利,但由于在朝中沒有獲得足夠的支持而偃旗息鼓。光緒二年(1876年),福建巡撫丁日昌也積極向朝廷建言在臺灣試造鐵路。由于臺灣地處東南一隅,無礙大局,勉強獲得朝廷批準,但很快又因為經費匱乏而自動中止。這次興辦鐵路動議的失敗,使李鴻章對興辦鐵路一事之艱難,有了足夠的認識,他曾對郭嵩燾說:“內地若果議及,必至群起相攻。”
李鴻章爭論聲中偷修鐵路
光緒六年(1880年)十二月,劉銘傳進京陛見,同時呈遞奏請籌造鐵路一折,明確提出:“自強之道,練兵、造器固宜次第舉行,然其包括,則在于急造鐵路。鐵路之利于漕務、賑務、商務、礦務、厘捐、行旅者,不可殫述。”不料,李、劉二人尚未議復,內閣學士張家驤即搶先上折,力陳鐵路之弊。他認為,興辦鐵路必將出現三弊:其一是修路將導致工商繁盛,從而吸引洋人前來通商貿易,“利尚未興,患已隱伏”;其二是民不樂從,徒滋騷擾;其三是虛靡帑項,賠累無窮。
李鴻章對這場遲早將要發生的爭論有足夠的準備。于是,聰明的他又開始了他一貫“遇見紅燈繞著走”的圓滑手腕。他一邊準備奏折,全面闡述興辦鐵路將有利于國計、軍謀、京師、民生、轉運、郵政、礦務、招商等九大利,“而國計、軍謀兩事,尤屬富強切要之圖”,還建議任命劉銘傳督辦鐵路公司事宜,一邊偷偷修鐵路。
這最先修的,就是中國第一個工業煤礦——開灤煤礦的運輸鐵路。雖然朝廷上爭論不休,但李鴻章悄悄試探性地動工修建開平煤礦唐山至胥各莊鐵路,1881年,這條約10公里的鐵路修好了,他才正式奏報朝廷,并有意說成是“馬路”。同時,為了盡量爭取朝廷支持,他積極活動朝中權貴。
然而即使這樣,仍沒改變洋務派在爭議中處于弱勢的局面。同年,降調順天府府丞的王家璧上折,指責劉銘傳籌造鐵路的奏折是李鴻章授意而為,攻擊劉、李倡議興辦鐵路“似為外國謀而非為朝廷謀也”,說什么“人臣從政,一旦欲變歷代帝王及本朝列圣體國經野之法制,豈可輕易縱延若此”。這無異于把興辦鐵路的倡議定性為賣國行為了。隨后,兩江總督劉坤一的奏折遞到,他雖聲稱自己在“仿造鐵路火車,實與李鴻章、劉銘傳有同志”,但又認為鐵路火車可能妨礙“民間生計”及內地稅厘收入,態度躊躇曖昧。而此時又有翰林院侍讀周德潤及通政司參議劉錫鴻上折反對修路,其中尤以劉錫鴻的反對最為激烈,影響也最大。因為劉錫鴻此前曾作為駐英公使郭嵩燾的副手出使歐洲,有實地考察歐洲的經歷,因而他的《罷議鐵路折》成為反對派的經典作品。
最后,清廷不得不做出最后決定:鐵路花費巨大,暫不考慮。
峰回路轉鐵路交由海軍造
李鴻章對朝廷沒有批準興辦鐵路計劃,并不感到意外,因為以他的從政經驗分析,他知道當時提出興辦鐵路的時機尚未成熟。于是,他接受醇賢親王奕譞提出的先試驗、后推廣的建議,在自己的轄區內先行試辦鐵路。
不料,事情到了1885年,突然有了轉機。
這年中法戰爭結束,戰爭中暴露出海軍調度協調的問題,清廷最終同意成立“海軍衙門”,同時陸軍調兵遣將行動遲緩的問題也暴露出來,清廷也不得不面對這個問題,重新考慮是否應當修鐵路。于是經過李鴻章和奕譞的努力,清廷終于在1886年將鐵路事宜劃歸由奕譞為總理,李鴻章等人會辦的海軍衙門辦理。由海軍衙門負責修建鐵路,可說是當時的中國特色。
但即使此時奕譞位居如此權重之地位,仍然不敢大張旗鼓地修鐵路,可見阻礙之大。那么從哪里開頭呢?大家立馬想到了1881在李鴻章巧妙的手腕下僥幸存活的“馬路”唐胥鐵路。于是開平礦務局在李鴻章的授意下以運煤方便為由,將唐胥鐵路延長40公里,至蘆臺附近。1886年底,又延長到大沽、天津。1887年,由奕譞出面奏請,強調這路是“調兵運軍火之用”,并將開平鐵路公司改為中國鐵路公司。第二年,完成從唐山至天津全長130公里的鐵路。
這一修,使李鴻章信心大增,想趁熱打鐵再把鐵路從天津延伸到京城附近的通州,于是在1888年11月通過奕譞主管的海軍衙門奏請修筑津通路。誰知,這一奏請雖然得到了朝廷批準,卻捅了馬蜂窩。
頑固派本來是對奕譞有所顧忌,對李鴻章悄悄修路一忍再忍,并未大肆反對,現在他竟“得寸進尺”要把鐵路修到天子腳下,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反對聲紛至杳來,掀起了近代關于鐵路的又一次大爭論。
慈禧壽辰中斷關東鐵路
頑固派不停上書,恨不能一舉拆掉李鴻章的臺。為了聳人聽聞,頑固派首先指責修路是“開辟所未有,祖宗所未創”,還將修路與“災異”聯系起來,認為清宮太平門失火就是“天象示儆。”他們依然堅持以下幾點:一,修鐵路有利于外敵入侵,二是修路之處要拆毀民田墳墓,必致民憤,三是鐵路修了之后,原來的水手、船夫、客店主將失業,必然破壞穩定。
但這次李鴻章卻毫不退卻,針鋒相對。他反駁說,敵人前來也必須用機車運兵,我方先他們一步就可以出奇制勝;至于擾民,只要給居民一定的“重價”,他們必然就不反對修路了。至于說鐵路要奪人生計,他認為更沒道理,從國內外經驗來看,鐵路沿線生意發達,且增加更多職業與崗位。
這一次的爭論顯然和1880年的不一樣,當年雙方只能空論修路的利弊,而且當時的頑固派力量比洋務派大得多。但這一次,不僅有唐津鐵路的經驗證明了鐵路優越性,而且很多中間派也站到了洋務派這邊。為了廣納意見,1889年慈禧還發過“懿旨”,要求地方大員也參與討論。這些地方官歷來就諳熟官場的游戲規則,對中國傳統政治的“站隊”游戲了如指掌,知道意見兩派都各有勢力,于是大多數含糊其辭、態度曖昧。
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兩廣總督張之洞了,這位洋務派中趨保守的重臣,在中法戰爭之后轉而贊同修路。但是他的建議卻頗具智慧:停修津通路,改修腹省干線,即從盧溝橋到漢口的盧漢路。幾經權衡,清廷最后采納了張之洞的建議,緩建津通路,先建盧漢路。歷時半年的大爭論遂告結束。
然而,這雖然看上去是洋務派贏了,但只有李鴻章知道,張之洞的這個建議實際上“大言無實”。因為盧漢鐵路長達三千里,財政緊張的清廷如何負擔得起?張之洞仿佛看穿李鴻章的心思,于是建議盧漢鐵路分為南北兩段,他和李鴻章各負責一段。然而李鴻章對這種得了便宜還賣乖的做法并不買賬,索性稱病推辭。
誰知依然是峰回路轉,由于沙俄入侵步伐加快,因此李鴻章抓緊機會提出先顧東北,緩建盧漢鐵路,先修關東鐵路。此奏很快得到批準,李鴻章的勢力也得到擴張。
可惜,這關東鐵路才修了100多公里,便因為慈禧太后60壽辰需要錢,而不得不停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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