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購物導報·影響力周刊 作者：凌懿

從要不要修路之爭到怎樣修鐵路的明爭暗斗，可以看到新舊觀念的激烈交鋒、各種政治力量的尖銳較量、利益關系復雜的你爭我斗……不啻是一幅當日官場的“縮圖”。

　　鐵路可以說不僅是一個國家的交通命脈，更是近代化發展的命脈。然而風雨飄搖的晚清，對于這樣一種新式交通方式卻深具戒心，即使在幾次列強入侵之后，仍對修建鐵路舉棋不定，使近代鐵路命運一波三折，還引發了幾次洋務派與頑固派的激烈爭論。

　　從要不要修路之爭到怎樣修鐵路的明爭暗斗，可以看到新舊觀念的激烈交鋒、各種政治力量的尖銳較量、利益關系復雜的你爭我斗……不啻是一幅當日官場的“縮圖”。

清廷對鐵路荒唐排拒

　　從清同治二年（1863年）前后起，以英商為代表的西方各國商人開始頻繁地向清政府施壓，要求在中國修筑鐵路，但均遭到清政府的堅決拒絕。清政府的這種排拒態度，使西方國家的政府和商人感到極度的失望和不滿。為了平息這種情緒，英國公使阿禮國在一份報告中建議關于鐵路和電報，不能作為一種條約的權利提出要求，應該以試驗的方式介紹給中國，讓中國人自己著手進行。

　　西方商人紛紛響應阿禮國的建議，積極向中國人介紹修筑鐵路這種新技術。同治四年（1865年）六月，英人杜蘭德在北京城外鋪設了一條小鐵路，向中國人展示其先進性能。但是，“京師人詫所未聞，駭為妖物，舉國若狂，幾致大變”。這條小鐵路隨即被步軍統領飭令拆毀，“群疑始息”。

　　幾乎與此同時，僑居上海的英商怡和商行，在修筑鐵路的申請被地方官員嚴詞拒絕后，仍然在上海至江灣偷偷修筑了一條鐵路，長約10華里。光緒二年（1876年），又將鐵路延長至吳淞，計長30余華里。由于事關侵犯主權，清政府經過反復交涉談判，最終竟以白銀28.5萬兩的價格贖回鐵路，并將其拆毀棄置。贖回鐵路一舉固然是為了維護國家之主權，但是花巨資贖回后又將其拆毀棄置，其認識之無知和行為之愚蠢，使人無法理解。

　　但是洋務派出身的李鴻章卻意識到了鐵路之必要。

　　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鴻章就在《籌議海防折》中一改數年前堅決反對興辦鐵路之立場，開始鼓吹興辦鐵路之利，但由于在朝中沒有獲得足夠的支持而偃旗息鼓。光緒二年（1876年），福建巡撫丁日昌也積極向朝廷建言在臺灣試造鐵路。由于臺灣地處東南一隅，無礙大局，勉強獲得朝廷批準，但很快又因為經費匱乏而自動中止。這次興辦鐵路動議的失敗，使李鴻章對興辦鐵路一事之艱難，有了足夠的認識，他曾對郭嵩燾說：“內地若果議及，必至群起相攻。”

李鴻章爭論聲中偷修鐵路

　　光緒六年（1880年）十二月，劉銘傳進京陛見，同時呈遞奏請籌造鐵路一折，明確提出：“自強之道，練兵、造器固宜次第舉行，然其包括，則在于急造鐵路。鐵路之利于漕務、賑務、商務、礦務、厘捐、行旅者，不可殫述。”不料，李、劉二人尚未議復，內閣學士張家驤即搶先上折，力陳鐵路之弊。他認為，興辦鐵路必將出現三弊：其一是修路將導致工商繁盛，從而吸引洋人前來通商貿易，“利尚未興，患已隱伏”；其二是民不樂從，徒滋騷擾；其三是虛靡帑項，賠累無窮。

　　李鴻章對這場遲早將要發生的爭論有足夠的準備。于是，聰明的他又開始了他一貫“遇見紅燈繞著走”的圓滑手腕。他一邊準備奏折，全面闡述興辦鐵路將有利于國計、軍謀、京師、民生、轉運、郵政、礦務、招商等九大利，“而國計、軍謀兩事，尤屬富強切要之圖”，還建議任命劉銘傳督辦鐵路公司事宜，一邊偷偷修鐵路。

　　這最先修的，就是中國第一個工業煤礦——開灤煤礦的運輸鐵路。雖然朝廷上爭論不休，但李鴻章悄悄試探性地動工修建開平煤礦唐山至胥各莊鐵路，1881年，這條約10公里的鐵路修好了，他才正式奏報朝廷，并有意說成是“馬路”。同時，為了盡量爭取朝廷支持，他積極活動朝中權貴。

　　然而即使這樣，仍沒改變洋務派在爭議中處于弱勢的局面。同年，降調順天府府丞的王家璧上折，指責劉銘傳籌造鐵路的奏折是李鴻章授意而為，攻擊劉、李倡議興辦鐵路“似為外國謀而非為朝廷謀也”，說什么“人臣從政，一旦欲變歷代帝王及本朝列圣體國經野之法制，豈可輕易縱延若此”。這無異于把興辦鐵路的倡議定性為賣國行為了。隨后，兩江總督劉坤一的奏折遞到，他雖聲稱自己在“仿造鐵路火車，實與李鴻章、劉銘傳有同志”，但又認為鐵路火車可能妨礙“民間生計”及內地稅厘收入，態度躊躇曖昧。而此時又有翰林院侍讀周德潤及通政司參議劉錫鴻上折反對修路，其中尤以劉錫鴻的反對最為激烈，影響也最大。因為劉錫鴻此前曾作為駐英公使郭嵩燾的副手出使歐洲，有實地考察歐洲的經歷，因而他的《罷議鐵路折》成為反對派的經典作品。

　　最后，清廷不得不做出最后決定：鐵路花費巨大，暫不考慮。

峰回路轉鐵路交由海軍造

　　李鴻章對朝廷沒有批準興辦鐵路計劃，并不感到意外，因為以他的從政經驗分析，他知道當時提出興辦鐵路的時機尚未成熟。于是，他接受醇賢親王奕譞提出的先試驗、后推廣的建議，在自己的轄區內先行試辦鐵路。

　　不料，事情到了1885年，突然有了轉機。

　　這年中法戰爭結束，戰爭中暴露出海軍調度協調的問題，清廷最終同意成立“海軍衙門”，同時陸軍調兵遣將行動遲緩的問題也暴露出來，清廷也不得不面對這個問題，重新考慮是否應當修鐵路。于是經過李鴻章和奕譞的努力，清廷終于在1886年將鐵路事宜劃歸由奕譞為總理，李鴻章等人會辦的海軍衙門辦理。由海軍衙門負責修建鐵路，可說是當時的中國特色。

　　但即使此時奕譞位居如此權重之地位，仍然不敢大張旗鼓地修鐵路，可見阻礙之大。那么從哪里開頭呢？大家立馬想到了1881在李鴻章巧妙的手腕下僥幸存活的“馬路”唐胥鐵路。于是開平礦務局在李鴻章的授意下以運煤方便為由，將唐胥鐵路延長40公里，至蘆臺附近。1886年底，又延長到大沽、天津。1887年，由奕譞出面奏請，強調這路是“調兵運軍火之用”，并將開平鐵路公司改為中國鐵路公司。第二年，完成從唐山至天津全長130公里的鐵路。

　　這一修，使李鴻章信心大增，想趁熱打鐵再把鐵路從天津延伸到京城附近的通州，于是在1888年11月通過奕譞主管的海軍衙門奏請修筑津通路。誰知，這一奏請雖然得到了朝廷批準，卻捅了馬蜂窩。

　　頑固派本來是對奕譞有所顧忌，對李鴻章悄悄修路一忍再忍，并未大肆反對，現在他竟“得寸進尺”要把鐵路修到天子腳下，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反對聲紛至杳來，掀起了近代關于鐵路的又一次大爭論。

慈禧壽辰中斷關東鐵路

　　頑固派不停上書，恨不能一舉拆掉李鴻章的臺。為了聳人聽聞，頑固派首先指責修路是“開辟所未有，祖宗所未創”，還將修路與“災異”聯系起來，認為清宮太平門失火就是“天象示儆。”他們依然堅持以下幾點：一，修鐵路有利于外敵入侵，二是修路之處要拆毀民田墳墓，必致民憤，三是鐵路修了之后，原來的水手、船夫、客店主將失業，必然破壞穩定。

　　但這次李鴻章卻毫不退卻，針鋒相對。他反駁說，敵人前來也必須用機車運兵，我方先他們一步就可以出奇制勝；至于擾民，只要給居民一定的“重價”，他們必然就不反對修路了。至于說鐵路要奪人生計，他認為更沒道理，從國內外經驗來看，鐵路沿線生意發達，且增加更多職業與崗位。

　　這一次的爭論顯然和1880年的不一樣，當年雙方只能空論修路的利弊，而且當時的頑固派力量比洋務派大得多。但這一次，不僅有唐津鐵路的經驗證明了鐵路優越性，而且很多中間派也站到了洋務派這邊。為了廣納意見，1889年慈禧還發過“懿旨”，要求地方大員也參與討論。這些地方官歷來就諳熟官場的游戲規則，對中國傳統政治的“站隊”游戲了如指掌，知道意見兩派都各有勢力，于是大多數含糊其辭、態度曖昧。

　　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兩廣總督張之洞了，這位洋務派中趨保守的重臣，在中法戰爭之后轉而贊同修路。但是他的建議卻頗具智慧：停修津通路，改修腹省干線，即從盧溝橋到漢口的盧漢路。幾經權衡，清廷最后采納了張之洞的建議，緩建津通路，先建盧漢路。歷時半年的大爭論遂告結束。

　　然而，這雖然看上去是洋務派贏了，但只有李鴻章知道，張之洞的這個建議實際上“大言無實”。因為盧漢鐵路長達三千里，財政緊張的清廷如何負擔得起？張之洞仿佛看穿李鴻章的心思，于是建議盧漢鐵路分為南北兩段，他和李鴻章各負責一段。然而李鴻章對這種得了便宜還賣乖的做法并不買賬，索性稱病推辭。

　　誰知依然是峰回路轉，由于沙俄入侵步伐加快，因此李鴻章抓緊機會提出先顧東北，緩建盧漢鐵路，先修關東鐵路。此奏很快得到批準，李鴻章的勢力也得到擴張。

　　可惜，這關東鐵路才修了100多公里，便因為慈禧太后60壽辰需要錢，而不得不停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