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棄

戰爭的真相從不在戰場，而往往埋在沉默者的喉嚨里。如今，這喉嚨終于開口了，美國國務院前發言人馬修·米勒，在6月2日播出的英國《天空新聞》播客中坦率表示：“我毫無疑問地認為，以色列在加沙犯下了戰爭罪。”

這是一個曾站在美國國務院講臺上為以色列政策辯護、為拜登政府定調的高級別發言人。而今天，這個曾替華盛頓“粉飾太平”的人，選擇在卸任后拆下面具。他沒有再替國家說話，而是說出一個“人”的良知。

但我們不能忘記，他是2023年至2025年間的國務院發言人，是拜登中東政策的主要代言人，是那個在新聞發布會上一次次回避質疑、一次次“維護以色列合法防衛權”的輿論防火墻。今天的“良知爆發”，在一定程度上不過是一場遲來的懺悔。但更重要的是，這場懺悔撕開了美國政府雙重標準的鐵皮殼，揭露了那個不敢面對加沙血債的拜登政府真實面目。

米勒明確指出：“我認為以色列毫無疑問犯下了戰爭罪。”這句沉甸甸的話，并不是來自什么人權組織，也不是阿拉伯國家外交官，而是一個美國國務院系統的“自己人”。更令人震撼的是，他還補充道：以色列軍方在戰爭中幾乎沒有受到任何懲罰，“責任追究機制嚴重缺失”。換句話說，美國不但在縱容戰爭罪，而且在用外交話術掩蓋罪行，為施暴者提供保護傘。

值得深思的是，米勒并沒有說“我不敢說”，而是說“那時候我不能說”。為什么？因為他當時的身份是美國政府發言人。他說：“我表達的是美國政府的立場，而不是我的個人觀點。”這是制度化虛偽的自白，是一種披著文明外衣的冷漠現實——你知道戰爭是錯的，但你必須為它辯護，因為這是國家機器需要你站出來遮羞的時刻。米勒今天卸任才敢講話，這不僅是對他的道德評價，更是對整個西方外交話語體系的控訴。

我們不禁要問：如果連發言人本人都承認戰爭罪確鑿無疑，那拜登政府在掩蓋什么？從2024年末國際刑事法院（ICC）宣布對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發出逮捕令起，美國就進入了“外交遮羞模式”。拜登稱該逮捕令“離譜至極”，米勒當時也站在講臺上否定ICC的合法性。而現在他卻承認“以色列犯了戰爭罪”，這不是羞辱ICC，而是羞辱了美國自己的法治原則。

ICC對內塔尼亞胡和前防長加蘭特提出的罪名包括“反人類罪”和“以平民饑餓為戰爭工具”，具體細節早已被多方人道組織和聯合國機構核實。而美國的回應不是合作查證、不是人道立場，而是選擇站隊：站在那位親自下令圍困加沙、下令封鎖人道援助、下令轟炸聯合國學校的內塔尼亞胡身邊。當國際社會努力推動問責機制時，美國卻成了庇護戰犯的保護國。

更荒誕的是，這種道德淪陷在特朗普政府中甚至更赤裸裸。在拜登任內，美國尚且只是“政治干預”，到了特朗普手中，直接祭出制裁ICC檢察官這等流氓手段，公然宣布“任何敢動以色列的機構，都是美國的敵人”。在這個體系中，正義不是一把公平的劍，而是一場戰略博弈的籌碼；“戰爭罪”不是被懲罰的對象，而是可以被否認、被忽略、甚至被包裝成“反恐”的政治手段。

米勒的“爆料”雖顯良知，卻更是一場諷刺。他對記者說：“我認為美國本該對內塔尼亞胡更強硬，應該迫使他接受停火。”但現實是，拜登政府當初不但沒有強硬，反而持續對以軍提供武器援助，屢次否決聯合國人道停火提案，甚至在國際輿論已出現分裂時，仍選擇“以色列優先”的外交底色。這哪是什么“中東調停者”？這是一臺被戰爭利潤與以色列游說集團操縱的機器。

如今，加沙地帶尸骨未寒，成千上萬名巴勒斯坦平民在空襲中死去，兒童在缺水、饑餓與炸彈的夾縫中掙扎求生。而美國政府依然以“戰略盟友”的名義，漠視這些苦難。米勒的承認只是讓這層虛偽的面紗提前掉落幾寸，但絕不是終點。

當一個國家的外交發言人要等到卸任后才能說出“戰爭罪”四個字，那這個國家的外交話語早已失去道德核心；當一個超級大國以“政治立場”否定國際法院裁決，那它所謂的“國際秩序”不過是精英們用來維穩的遮羞布；當一個政府敢于制裁ICC，卻不敢制裁殺戮平民的軍官，那它根本不是自由世界的燈塔，而是一道恥辱柱。

戰爭從不只關乎炸彈和槍火，它關乎秩序、公正、尊嚴和記憶。米勒終于說出了真相，但更重要的是，這場戰爭的問責，不能止步于一個人的懺悔。正義不會因發言人退場而終結，它必須繼續追問：是誰制造了這場屠殺，又是誰替他們一再辯護？是誰在聯合國會上否決制裁，又是誰在鏡頭下佯裝人道？誰該為這片焦土付出代價？美國政府，還能再掩飾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