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螺螄殼里做道場，他能當個合格的“破屋裱糊匠”，讓韓國安全度過未來5年，不惹事、不闖禍、不卷入戰爭，就是大韓民國之幸。
我個人對韓國的未來挺悲觀的，它雖然是個主權國家，但依附大國幾百上千年，韓國人并不知道如何治理一個國家。所以，獨立之后就癡迷于抱大腿而無法自拔。
并非它想抱大腿，而是它必須抱大腿，因為其民族精神和性格中壓根就沒有獨立自主的因子，跟缺鈣似的，很難自立自強。其實，如果放在非洲、中東、拉美和歐洲等地方，韓國也許能如魚得水，但唯獨在東亞怪物房不行。
因為它邊上有個磁吸力極強的大塊頭，就像開了上帝視角一般，可以從任何層面降維暴擊韓國。如果不是大塊頭經歷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尤其是輸了甲午海戰，韓國壓根就不可能誕生。
正是因為長期依附大國，沒有自己的國家歷史和文化，韓國人形成了深刻的“被害者意識”，并催生了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與對外部評價的敏感性。比如韓國人經常強調“獨島主權”和“泡菜起源”，實質就是對歷史話語權的爭奪。
正是因為極度敏感，韓國人又陷入了二極管思維，要么急躁冒進，要么非黑即白，很容易極端波動。比如尹錫悅親美支持率最高可達50%，最低能暴跌至11%。
1961-1979年樸正熙時代，韓國創造了“漢江奇跡”，但即便如此，也未能消解其文化自卑，反而激發了“文化優越論”。比如，將端午節申遺、宣稱“漢字起源于韓國”等，都是在試圖重塑文化主體性，彰顯其文化優越論。
此外，因為沒有宏大且延續的歷史文化敘事，韓國形成了以輩分為基礎的“序列意識”和“家族中心主義”。韓國企業就保留了這一特質，比如三星的“終身雇傭制”和論資排輩晉升，日企也存在著這種現象。
因為長期被強權支配，韓國民眾還形成了遇事就回避的“背對主義”和“責任推卸”習慣。比如2014年“世越號”沉船事故中，船長棄船逃生，政府救援遲緩。再比如韓國捐血率僅為0.23%，遠低于全球3%，反映出韓國人公共意識薄弱。
而這種公共意識薄弱，又源于韓國歷史上侍奉強者的“事大主義”。比如，明清時期稱臣納貢，二戰之后依附美國。翻譯翻譯，就是天塌了有大個子頂著。
現代外交中，韓國在安全上依賴美國，經濟上則依賴中國，橫豎都得抱大腿，否則就會迷失自我。但等到真正抱住大腿之后，韓國恰恰就失去了自我，跟浮漂似的大幅度搖擺。
所以，四年之前韓國民眾可以選擇右翼尹錫悅，四年之后就可以讓左翼李在明以絕對優勢勝選。以至于博彩賠率，李在明勝率高達96%，競爭對手勝率僅為4%。
在競選過程中，李在明最喜歡打的政治牌，就是抨擊尹錫悅過度親美，以至于其政治主張跟尹錫悅幾乎完全相反。所以，我個人并不覺得他會真心擁護自己的政治主張，純粹是因為部分韓國民眾轉向，投其所好而已。
一是經濟優先，反對脫鉤，主要是沒能力與中國脫鉤，畢竟中國是韓國最大貿易伙伴，占其出口額28%，半導體對華依存度高達63%。二是不介入敏感議題，因為這是道送命題，有資格答題的只有美國。
三是平衡外交，拒絕選邊站隊，淡化“扈從”色彩，在中美之間尋求動態平衡。四是延續文在寅時期的“三不一限”承諾：不追加薩德、不參與美反導體系、不加入美日軍事同盟、限制現有薩德使用。
如果用一個詞評價其政治主張，那就是“務實”，要當有尊嚴的合伙人。但在中美博弈越發激烈的情況下，務實恰恰是最難做到的。因為務實就意味著對美國霸權說不，就是在解構美國霸權。
所以，我并不認為李在明上臺能給韓國帶來啥變化。更何況在他上臺之前，就已面臨著“前有標兵，后有追兵”的窘境。
“標兵”就是青瓦臺魔咒，李在明的改革有多深入，財閥的反撲就會有多強悍，從李承晚到尹錫悅，總共十三任總統，竟然有十一任未得善終。
“追兵”就是李在明身上還帶著六樁官司，二判雖然無罪，但韓國檢方依舊死咬不放。所以，李在明誓言“終結政治報復，把檢察廳關進籠子！”但這玩意風險極高。
盧武鉉當年就是因為司法改革，最終被逼跳崖。盧武鉉跳崖之后，當年調查他的檢察官尹錫悅甚至當上了韓國總統。
但更深層次的原因還是韓國國運到頭了，當芯片、汽車、造船等都被中美掐住命脈之后，試問韓國有何能力玩轉平衡術，憑啥自主？尹錫悅選擇躺平當美國棋子，李在明卻想站著把錢掙了。但站著的代價，很可能是被兩邊同時踹倒。
所以，李在明改革就如同走鋼絲，本質上是在測試一個國家的韌性：當財閥癌癥擴散、地緣颶風壓境、世代鴻溝撕裂時，韓國能否在窒息中找到自己的呼吸方法。
成功，有可能打破青瓦臺魔咒；失敗，不過就是民主鬧劇再添悲涼一頁。但歷史終將證明：比變革失敗更危險的，是從未嘗試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