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幾何時，索馬里海盜在國際社會聲名狼藉，他們駕駛高速快艇在亞丁灣海域頻繁劫持商船。

巔峰時期每年制造上百起劫持事件，贖金金額從 50 萬美元到 300 萬美元不等，嚴重擾亂全球航運秩序。

然而從 2012 年起，國際海事組織數據顯示索馬里海盜襲擊事件逐年下降，2020 年后相關劫持報道已極為罕見。這一轉變背后，大國在亞丁灣持續十余年的軍事干預起到了決定性作用。

追溯海盜的歷史淵源，14 世紀地理大發現時期就已初現雛形。

當時西班牙憑借 “無敵艦隊” 控制美洲殖民地，將大量黃金白銀運回歐洲，英國伊麗莎白一世為打破西班牙海上霸權，秘密授權德雷克等海盜集團襲擊西班牙運寶船。

這些受國家資助的海盜被稱為 “皇家海盜”，他們的劫掠行為直接削弱了西班牙經濟實力，為英國崛起奠定基礎。

這種國家與海盜的利益勾結，在 400 多年后索馬里海盜的崛起中呈現出某種歷史輪回。

信息來源：《澎湃新聞》

索馬里海盜的興起與該國持續三十年的動蕩密不可分。

1991 年索馬里巴雷政權倒臺后，全國陷入軍閥割據狀態，20 多個部落武裝相互混戰，首都摩加迪沙甚至出現 “無政府區”。

作為東非曾經的意大利殖民地，索馬里獨立后經濟基礎薄弱，1990 年代人均 GDP 不足 200 美元，超過 60% 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以下。

1998 年非洲之角遭遇百年旱災，糧食產量暴跌 40%，大量牧民失去生計，轉而加入海盜團伙。

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報告顯示，2005 年索馬里海盜從業者超過 1.2 萬人，背后關聯著 10 萬人的利益鏈條，形成 “海盜經濟” 生態。

地理因素為索馬里海盜提供了天然便利，該國位于阿拉伯海與亞丁灣交匯處，扼守紅海 - 蘇伊士運河航線咽喉。

這條航線承擔著全球 14% 的海運貿易量，每天有超過 200 艘商船經過，其中包括運載原油的超級油輪。

2008 年 11 月，索馬里海盜劫持沙特 “天狼星” 號油輪，該船可裝載 200 萬桶原油，價值達 1.5 億美元，劫持事件導致國際原油價格單日上漲 2%。

而索馬里長達 3300 公里的海岸線，因國家無力建設海軍，僅有 3 艘巡邏艇能正常使用，給海上監管帶來極大困難。

海盜活動的暴利驅動遠超想象，據國際海事局統計，2005-2012 年間索馬里海盜勒索贖金總額超過 3 億美元。

一艘被劫持的貨船平均贖金為 120 萬美元，而海盜團伙的作案成本僅需 5 萬 - 10 萬美元，包括高速快艇、AK-47 步槍和 GPS 設備。

這些資金除用于購買武器外，還大量流入當地部落長老手中，形成 “海盜 - 部落 - 軍閥” 的利益網絡。

更嚴峻的是，海盜武裝的武器裝備甚至超過索馬里正規軍，2010 年查獲的海盜船只上曾發現 RPG-7 火箭筒和自動榴彈發射器。

面對海盜威脅，國際航運業陷入兩難境地，若選擇繞行非洲好望角，航行距離增加 1.2 萬公里，耗時多 10 天以上，單艘貨船成本增加 30 萬美元。

2011 年馬士基航運公司測算顯示，繞行好望角使亞歐航線運輸成本上漲 15%，而北極航線因常年冰封，每年僅夏季短暫通航，且需要破冰船護航，經濟性遠不如傳統航線。

這種現實困境讓多數商船不得不冒險通過亞丁灣，2008 年海盜襲擊成功率一度高達 35%。

國際社會的聯合行動始于 2008 年，聯合國安理會通過 1816 號決議，授權各國軍隊進入索馬里領海打擊海盜。

北約、歐盟、俄羅斯、中國等 20 多個國家和組織參與行動，在亞丁灣建立 “海盜高危區” 巡邏機制。

信息來源：《新華網》

2010 年韓國 “三湖珠寶” 號商船被劫持后，韓國政府打破傳統贖金談判模式，派遣特種部隊 “UDT/SEAL” 實施突襲，在交火中擊斃 8 名海盜，解救全部 21 名船員。

這次行動成為轉折點，讓海盜意識到并非所有國家都會妥協。

俄羅斯海軍的強硬手段極具威懾力。

2010 年 7 月，俄海軍 “沙波什尼科夫元帥” 號護衛艦在亞丁灣遭遇海盜母船，當場開火擊沉對方船只，抓獲 11 名海盜。

俄國防部隨后宣布，所有靠近俄船只的可疑小艇都將被視為威脅，這種 “零容忍” 態度讓海盜聞風喪膽，此后數年未見襲擊俄籍船只的報告。

俄海軍還在也門亞丁港設立后勤基地，常態化部署導彈護衛艦，形成持續軍事存在。

中國的護航行動體現了負責任大國擔當。

2008 年 12 月，中國海軍派遣 “海口” 號、“武漢” 號驅逐艦及 “微山湖” 號補給艦，開啟亞丁灣護航任務。

截至 2025年，中國海軍共派出 47批護航編隊，護航中外船只 6600 余艘，其中外國船只占比達 52%。

信息來源：《中國青年報》

2012 年 3 月，中國護航編隊在也門附近海域解救被海盜追擊的希臘商船，直升機升空威懾迫使海盜撤離。中國海軍還與多國開展聯合演練，提升區域反海盜協作能力。

多國聯合打擊下，海盜活動成本劇增，2012 年后，海盜襲擊成功率降至 5% 以下，2017 年起年均襲擊事件不足 10 起。

但徹底剿滅仍面臨復雜因素：一方面，索馬里過渡政府缺乏有效治理能力，2022 年當選的馬哈茂德總統雖承諾打擊海盜，但國內 “青年黨” 恐怖組織持續作亂，2023 年 2 月摩加迪沙軍事基地遭自殺式襲擊，造成 50 余人死亡。

另一方面，某些大國借反海盜名義在吉布提、索馬里蘭等地設立軍事基地，形成新的地緣政治博弈。

當前索馬里的人道主義危機加劇了海盜問題的復雜性，2022 年聯合國報告顯示，索馬里有 322 萬人面臨嚴重糧食不安全，占全國人口的 28%。

霍亂疫情已導致 1200 人死亡，110 萬人受威脅，在這種背景下，海盜活動雖大幅減少，但貧困和動蕩仍可能滋生新的犯罪溫床。

2023 年 2 月，索馬里政府啟動 26 億美元人道主義應急計劃，呼吁國際社會援助，但資金到位情況并不樂觀。

從亞丁灣局勢演變看，大國軍事干預確實迅速遏制了海盜猖獗勢頭，但要實現長治久安，仍需解決索馬里的內生性問題。

正如非洲聯盟委員會主席法基所言：“只有當索馬里人能在陸地上找到工作，海上的海盜才會真正消失。”

這需要國際社會在軍事護航之外，加大對索馬里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重建的投入，幫助該國建立有效的海岸警衛隊和司法體系。

近幾年索馬里海盜活動近乎絕跡的現實，印證了軍事威懾的直接效力，在強大的武裝力量面前，任何猖獗的暴力團伙都難以無視生存威脅。

當多國海軍艦艇常態化巡弋亞丁灣，那些曾經依仗快艇與輕武器橫行的武裝分子，在艦載直升機、導彈護衛艦的威懾下，終究無法逃脫 "武力壓制暴力" 的客觀規律。

這種轉變本質上揭示了一個現實邏輯：即便是一度無視國際規則的海盜群體，在絕對的軍事力量面前，也會對生存本能做出最直接的妥協。

但這段歷史留下深刻啟示：在全球化時代，任何區域安全問題都需要國際社會協同應對。

當各國軍艦在亞丁灣并肩巡邏時，人們看到的不僅是對海盜的威懾，更是國際合作的可能性。

而索馬里海盜的興衰軌跡，也成為檢驗國際社會治理能力的重要樣本，畢竟，真正的安全不僅需要大炮的威懾，更需要讓每個角落都遠離貧困與動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