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民國風文藝范》

藏經洞的歷史已廣為人知，現整理資料，找到一些原始的歷史照片，并重新做了更為詳細的圖注說明。讓我們再次回顧這段令人痛心的歷史。

01.藏經洞的發現與流散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五月二十六日，云游寄居在敦煌莫高窟的道士王圓箓，在清理洞窟的積沙時，沙出壁裂，發現一個隱藏的附室。開啟的時候，這個小洞窟內密密匝匝地堆滿了成捆的經卷、文書、文物，從地面壘到屋頂，見者驚為奇觀，聞者傳為神物。這就是后來舉世聞名的敦煌藏經洞。

據考證，這個小洞窟最初是為紀念唐代沙州（敦煌）佛教高僧洪辯法師而開鑿的影窟。洪辯（？-862），唐沙洲僧人，大中二年（848）助張議朝起事，任河西都僧統等職。族人及弟子就禪室為影堂，塑真容像并于大中五年（851）立《告身碑》。大約在11世紀初西夏攻陷沙州之前，三界寺（今莫高窟）僧人為了保護珍貴的佛教文物，將洪辯塑像移于他處，而將大量佛經、佛畫、法器等文物秘藏于第17窟，之后又在宋代被充當為莫高窟寺院的“法物收集處”。

從藏經洞中出土的文獻約在五萬件以上，其中90%是佛教典籍，還有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其它宗教的典籍；也有藏文、西夏文闐文、梵文、回鶻文、粟特文、突厥文、龜茲文、婆羅謎文、希伯來文等多種古文字寫本；以及官府文書、四部書、社會經濟文書、文學作品等大量世俗文書；除了文獻之外，還有若干銅佛、法器、幡、幢、絹紙畫、壁畫粉本等物。

藏經洞被發現后，消息不脛而走。王道士先后取部分寫本、佛畫等分贈給敦煌縣令汪宗翰、肅州兵備道官員廷棟，甘肅學政高級官員葉昌熾很快也得到了下級進貢的經卷。由此，藏經洞文書開始了在國內最初的流散。然而，此時的清王朝已處于日薄西山、頹勢難挽的末期，光緒三十年（1904）三月竟以運費無從籌措之由，未能將藏經洞文獻及時歸檔保存，只是草率地任由王道士原地保管，不再過問。

02.被劫的經過

1905年初，俄人奧勃魯切夫從內蒙古黑城遺址挖掘之后，從塔爾巴哈臺商人處獲悉敦煌發現藏經洞的消息，10月趕至莫高窟，以50根硬脂蠟燭為誘餌，換得藏經洞寫本兩大捆。其中既有幾個朝代的中文手稿，也有蒙文、藏文、梵文、突厥文、回鶻文、婆羅謎文手稿。藏經洞文書流失海外由此開始。

1907年，英國人斯坦因第二次中亞探險，發掘古樓蘭遺址，通過師爺蔣孝畹，向發現莫高窟的王圓箓道士，以白銀一百八十兩的價格買走敦煌莫高窟藏經洞中二十四箱佛經和五箱刺繡及繪畫，轟動整個歐洲。斯坦因劫掠的大量敦煌文物曾暫存在安西縣政府達數月之久，竟無人過問。

1908年3月，法國人伯希和率探險隊來到莫高窟，對洞窟進行編號、抄錄題記。因其精通漢語，伯希和花了24天時間來挑選文書，經過每天大約翻閱1000卷的速度將藏經洞中遺物全部翻檢，選取精華，并首次系統拍攝莫高窟照片數百張。后以白銀五百兩獲取了藏經洞中學術價值最高的寫本、印本、文書、絹畫等六千卷，現分藏于法國國家圖書館和吉美博物館。

1909年，伯希和攜帶部分敦煌寫本精品到北京展示，中國學者始知藏經洞之事，在羅振玉等人的奔走呼吁下，乃力促清學部電令甘肅藩司查封石室，將所余遺書于宣統二年（1910）秋運抵北京。運京途中，復遭盜劫。至京后，又遭李盛鐸，劉廷琛等官吏竊奪，各取佳作數百卷，而所余8697卷則入藏學部京師圖書館。

1912年，由日本佛教凈土宗西本愿寺第二十二代宗主大谷光瑞組織的中亞考察隊成員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在敦煌滯留八周，進行了大量的拍攝和調查，用白銀三百五十兩，獲取寫經四百余卷，并帶走莫高窟塑像兩尊。

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重訪尼雅、樓蘭遺址、敦煌，用銀五百兩，再次向蔣孝畹、王圓箓買走經卷約六百件。這次還發掘了中國內蒙古額濟納旗的西夏古城黑水城，在打開綽號為“河邊大塔”的塔腹和基座時，發掘大量佛經、文書和雕塑，共計四千件，這些文書中包括西夏文、漢文、梵文和吐蕃文等多種文字。在考察之后，他寫下了《亞洲腹地》和《在中亞的古道上》。

1914年，俄國奧登堡考察團在莫高窟停駐五個多月，測繪大部分洞窟的平剖面圖，臨摹繪畫數百張，拍攝照片約三千張，還剝走了一些壁畫，拿走多身彩塑，帶走莫高窟南北區清理發掘出的各類文物一萬余件，加上在敦煌當地收購大批文物和各類繪畫、經卷文書二百余件，裝滿了幾大車。現分藏于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和艾爾米塔什博物館東方部。

1924年，美國人華爾納至莫高窟，在藏經洞文書已被瓜分殆盡的情況下，用化學膠水剝取壁畫二十余幅，以白銀七十兩，獲取盛唐彩塑一尊。1925年，華爾納又一次組織考察隊至敦煌，因當地民眾的反對和官方阻止，大規模盜剝壁畫的陰謀才告破滅。華爾納第二次中國探險是徹底的失敗，但在中國人眼中，這是保衛敦煌的一次成功宣示。自此，才封閉了西方探險家們的盜寶之門。

藏經洞的文物，絕大部分經由道士王圓箓之手流失而出。當時，王圓箓的注意力正放在募化善款、營修廟宇上，希望借助發現藏經洞得來的聲望，建功立業、光耀門庭。由于他無法認知這些文物究竟蘊含多少文化價值和精神能量，也就直接導致了難以彌補的文化損失。藏經洞文物的流失，是我國近現代史中令人痛心的一頁。

然而，如從另一種視角來看，敦煌藏經洞文物在世界的流散，亦可認為是在復雜的歷史現象中，一種被動的文明傳播和交流過程。一百多年來，這些流散于世界各地的珍貴文物，已經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推動著知識的研討傳播、文化藝術的溝通發展，以及世界各種文明智慧的交流提升，也促使國內外在不斷舉辦關于敦煌題材的藝術大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