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文博時空/文鄭文灝/文漫漫長河，紙張終會斑駁。蟲蛀、災害、霉變、老化、侵蝕……一本本承載著華夏記憶的古籍在歲月斑駁處日漸殘破。但總有一群人在無人知曉的不光鮮處，復原歷史的厚重。他們縫補著時間的罅隙，用匠心詮釋著心靈手巧。他們，便是古籍修復師。

《永樂大典》：“修書即修行”

“我就是一個修書的，咱們現在講叫古籍修復，修是指修補，復是復原。”杜偉生如此描述這個陪伴了自己大半生的職業。

杜偉生，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傳承人，從事古籍修復 40 余年。他熟悉中國籍的各種裝幀形式，掌握了中國古籍各種裝幀形式的修復技術和中國傳統字畫的裝裱技術。經手修復的古籍，有南北朝到唐末的敦煌遺書、宋《文苑英華》、明《永樂大典》以及其他善本古籍。此外，他還是《古籍修復技術規范與質量標準》國標的制定者。

杜偉生的工作經歷過轉折，并不是一開始就選擇了修書這份職業。自 1974 年從部隊退伍后，杜偉生便被分配到國家圖書館圖書修整組，當時作為新手曾跟著幾位在北京琉璃廠從事過古籍修繕工作的老師傅學習，在古籍修復、版本鑒定方面都學到了不少真本事。至今，杜偉生還記得作為左撇子的他被師傅們拿鋼尺糾正的日子。

對于杜偉生來說，其修書生涯濃墨重彩的一筆，便是負責《永樂大典》的修復工作。《永樂大典》是是明代永樂皇帝命解縉、姚廣孝等人編纂的大型類書，初名《文獻大成》，始纂于永樂元年( 1403 年)，皇帝親賜書名《永樂大典》。其全書 22877 卷， 3.7 億字，裝成 11095 冊。如果每天看一冊，也得花 30 年時間。作為一本古代的百科全書，《永樂大典》絕對為一本皇皇巨著。“說《永樂大典》是‘文化長城’一點不為過。”國家圖書館國家古籍保護中心辦公室主任林世田說。

《永樂大典》十分珍貴，但由于歷史原因，團聚之路異常艱難。目前，國家圖書館館藏的《永樂大典》數量停留在 224 冊，其余存世的 200 余冊散落在英國、日本等地 30 多個收藏機構中。而隨著時間流逝，部分歷經磨難的大典破損較重，亟待修復。

2002 年，國家圖書館啟動了大典修復工作。但大典修復過程并非一帆風順，經歷著了諸多難題。大典書皮用的是絹，可現代的絹，哪怕是最粗質地的，都和原書皮材料相差甚遠。杜偉生和同事們幾乎跑遍北京的綢布店，最終找到一種生絲織品，其外觀和薄厚與大典書皮用料相近，再用傳統中國畫顏料刷染上色，讓新換書皮與原書皮顏色趨于一致。

在制作書皮面板時，由于《永樂大典》書皮厚，用手工宣紙糊制需要四五十張，但低溫時，這么多層紙裱糊在一起很難干透，還易發霉。而北方暖氣帶來的溫度升高使裁切好的紙板和書皮縮水，導致返工。“北方這個暖氣太可恨了。”現在說起這事，杜偉生還是顯得有點無奈。為解決這些問題，杜偉生和同事們只能在糊制時減少托裱層數，確保干透。

工作時的杜偉生

“整舊如舊”是修復過程中的核心原則。于是到書頁修復時，杜偉生多采用“掏補”法。在不拆掉書皮和紙捻的情況下，把毛筆和補紙伸進書頁中間修補破洞。這個過程就像繡花，得小心翼翼地去掉補紙四周紙毛，掀書頁不能快，補完一張才能繼續下一張。而且修復過程中要注意登記書號、卷冊，保存脫落書皮的破損碎片，紙捻斷了也不能添新錐眼，裝書皮時漿糊用量要合適，保證書背平整。就這樣，經過 9 個多月的努力， 158 冊《永樂大典》重煥生機，杜偉生和他的團隊用愛與耐心讓這部古籍瑰寶再次閃耀。

杜偉生的工作臺

當問起杜偉生怎么看待自己和古籍的關系時，他用“古籍醫生”一詞形容自己。在他的眼中，書是有生命的物體。而修書之后看到“病人”手腳齊全、重新站立，便是一位“古籍醫生”最大的成就。“你只有從心底里珍愛它，你才能不厭倦一干就是幾個月的繡花活兒。”杜偉生說。

《永樂大典》封面

《敦煌遺書》是如何復活的？

在古籍修復的世界里，朱振彬宛如一位執著的守護者，他與《敦煌遺書》的故事，充滿了挑戰與傳奇。

朱振彬踏入古籍修復領域，始于上世紀 80 年代。那時的他，年輕且充滿熱情，在古籍修復大師張士達的言傳身教下，開始了漫長的學藝之旅。從最基礎的認紙、打糨糊開始，朱振彬逐漸掌握了古籍修復這門古老技藝的精髓，也養成了沉穩專注的性格。

1989 年《敦煌遺書》修復正式啟動，這成為朱振彬古籍修復生涯中的一座重要里程碑。《敦煌遺書》，那是對 1900 年發現于敦煌莫高窟 17 號洞窟中一批書籍的總稱，包含了公元 2 世紀至 14 世紀的古寫本及印本，總數約五萬卷，它們宛如歷史長河中的璀璨明珠，卻因歲月侵蝕而傷痕累累。

當朱振彬和同事們真正開始修復工作時，面對的是重重困難。由于藏量巨大、年代久遠，《敦煌遺書》的修復只能以搶救為主，重點修復那些“病入膏肓”的書卷。書卷因紙張不同，破損狀態也各異。其中，采用竹紙的古籍常常脆化為很多細小的碎片，有的如寸許，有的僅像大米粒兒一般。朱振彬化身為拼圖能手，他小心翼翼地拆開古籍，揭開每一葉，用手兜住那些如雪花般脆弱的碎片。這個過程需要極大的耐心，因為每一片碎片都承載著歷史的記憶，任何疏忽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

敦煌遺書專藏之《成唯識論了義燈鈔科文》修復前

拼好碎片只是第一步，接下來是更為精細的“微相入”環節。朱振彬使用的“微相入”方法，有著古老的淵源，早在北魏賈思勰所著的《齊民要術》中就有記載。他拿起充當“手術刀”的普通毛筆，蘸上比米湯還稀的糨子，待筆尖不滴糨子時，才輕輕點在碎紙片的邊緣，牽引著碎片和書葉之間的毛茬輕輕搭上。這是一個對力度和技巧要求極高的過程，下筆稍微重一點，碎片就會粘在毛筆尖上不肯下來，再一提筆，就會徹底從古籍上揭走，損傷書籍；下筆輕了，碎片和書葉之間搭不上，一拎起來碎片掉落，又得重新拼圖。在這個環節，朱振彬的工作間安靜得仿佛時間都停止了，他全神貫注，每一個動作都精準無比，仿佛在進行一場神圣的儀式。

朱振彬工作照

而對于那些采用皮紙的古籍，老化后的情況同樣棘手。皮紙的纖維略長于竹紙，老化時形成的“酥皮”并不會斷裂成一個個碎片，而是紙張的纖維異常稀疏，絮化得就像豆包布，葉面上的字跡也都走樣變形。給這樣的書葉做“微相入”時，每一次操作的空間還不足一毫米。朱振彬深知，此時成敗的關鍵就是經驗，他在毫芒微渺間操作，猶如在懸崖邊行走，稍有不慎就會對古籍造成損害。

朱振彬的專用修復工具

在修復的漫長過程中，朱振彬和同事們還面臨著其他諸多問題。比如，古籍修復不能戴手套，因為只有用手觸摸到書，才能知道指尖該用多大力度，才能感受到古籍的歷史韻味，書角磨損的圓角等歷史痕跡都要保留。而且，修復過程中要確保材料的安全與合適。糨糊必須是自己動手制作的純天然小麥淀粉制品，水要用純凈水或蒸餾水，這樣才能保證糨糊的可逆性，為未來可能的再次修復留有余地。

從 1989 年到 2013 年，朱振彬和同事們在《敦煌遺書》修復工程上耗費了 20 余年。讓《敦煌遺書》這一中華文化瑰寶在歷經滄桑后重獲新生。

敦煌遺書專藏之《成唯識論了義燈鈔科文》修復后

用修復技術延續古老藏書閣傳承

王金玉， 1962 年生于寧波， 1978 年年僅 16 歲的她從寧波甬劇團來到天一閣工作，開啟了與古籍修復長達 40 多年的緣分。

天一閣是明代進士范欽的私人藏書處，位于今浙江寧波，是中國現存年代最古之藏書樓。閣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義。天一閣從建立以來便有著極為嚴苛的規定以限制登樓。黃宗羲曾破例被允許登樓，留下了“讀書難，藏書尤難，藏之久而不散，則難之難矣”的感慨。在黃宗羲之后，近兩百年僅十余名大學者獲準入內。乾隆時，天一閣為《四庫全書》獻書，名聲大噪。歷經自然災害、朝代更迭與戰亂，天一閣的藏書遭受了各種磨難。現在，天一閣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以及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

初到天一閣時，王金玉對古籍修復一無所知，只是個熱愛唱歌跳舞的年輕姑娘。然而，在接觸古籍修復工作后，她逐漸沉浸其中，工作時能快速進入“禪定”狀態。她獨立修復了包括《天圣令》、《西都雜例》等眾多珍藏刻本，成為天一閣藏品修復部主任。 2012 年，她主持編寫的《古籍與文書修復導則》，為全世界古籍修復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導。

王金玉工作照

2018 年，王金玉率團隊啟動了天一閣館藏 58 冊《復莊今樂府選》修復項目。這套書是清代文學家姚燮編選的歷代戲劇類文學作品總集，分藏于多地，由于存放時間過長，受潮情況不一，且是在曾被修補過的基礎上再次破損，同一頁紙不同部分顏色不同，其中 19 冊甚至無法翻閱。

修復前，她先是到庫房調研，針對古籍破損情況提出初步方案。古籍出庫后，按照材質相近、厚度略薄、顏色寧淺毋深的原則從近三百種手工紙中挑選修復用紙。

她坐在工作臺前，面對這套受損嚴重的古籍沒有貿然行動。為避免頁面不平整和修補方式不統一的問題，她用精巧的工具，極小心地把之前修補部分揭離，讓古籍原始破損狀況完全呈現。同時，遵循“修舊如舊”的原則，她在眾多紙張里精心挑選幾種不同顏色的修補用紙，拿著紙對著光仔細比對色澤、紋理，努力還原古籍原始狀態。

古籍修復過程

王金玉講授修復經驗

綴補時光的“一代國手”

“看一部書修得好壞，不能看是否修復一新，要看是否古風猶在。”這是張士達對弟子說的話。

張士達先生于 1902 年出生在河北。 16 歲時，他因生計踏入北京琉璃廠肄雅堂古書店，開啟了自己的學徒生涯。在那個時代，肄雅堂是京城裝裱修復的金字招牌之一，經營范圍廣泛，更是以修復破損古籍為拿手好戲。年輕的張士達在此處刻苦學習，白天忙碌于店里事務，夜晚則與店主丁夢松的孫子一同抄寫書目，在書籍裝訂與修復的技藝海洋里不斷汲取經驗。他天資聰穎且心細如發，對書籍殘頁缺字、版本類型、收藏流向等信息了若指掌，這為他日后的卓越成就奠定了堅實基礎。

三年學徒期滿后，店主因看重他的為人與技藝，又將他留用四年。此后，他憑借自身努力開設了“群玉齋”書店，憑借精湛技藝結識了眾多文化名流，被譽為 “一代國手”。

《蟠室老人文集》是南宋名臣、文學家葛洪的文集。葛洪，字容父，自號蟠室老人，東陽人，宋淳熙十一年進士，官至參知政事，其文集著有奏議、雜著文二十四卷。此書原藏東陽葛氏祠堂，清光緒年間尚存十一卷，后命運多舛，在上海一紙廠車間廢紙堆中被發現時，僅存《文集》十四、十五兩卷，成為海內孤本。盡管如此，它依然憑借其珍貴的歷史文化價值，先后入選《第一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以及南京圖書館十大館藏古籍珍品，是當之無愧的歷史珍寶。

1957 年，為編纂《中國版刻圖錄》，趙萬里先生在全國搜訪善本時發現了這部已殘破不堪、散落嚴重的《蟠室老人文集》，隨后將它帶回北京圖書館，交由張士達先生修復。修復前，全書受潮、霉蝕，水漬臟污遍布，多在書葉折縫及版框外。部分書頁粘連、絮化、蟲蛀，文字殘缺，書冊裝幀也已殘破，書葉散落，亟待修復。

面對如此棘手的情況，張士達先生精心制訂修復方案。他首先選配修復用紙，書葉補紙多為略薄于書葉的舊皮紙，依書葉顏色定色，淺黃色為主，少數略深，甚至可能用殘存護葉修補；護葉用紙也是舊皮紙，米黃色；襯紙為薄皮紙，米白色；書皮用紙則是經打蠟砑光的瓷青紙。

在修補書葉環節，張先生選擇揭開粘連書葉，拼接殘缺文字和欄線，依書冊部位及書葉顏色選紙，按破損程度確定修補搭口寬度，濕潤修補后檢查調整，書葉修復后平整，多數在相對濕潤狀態下修補，首尾葉雖破損嚴重但未托裱，且修補前未專門清洗，僅在修補時稍加處理。

裝訂書冊時，他仿照“黃裝”樣式，先將書葉折葉、修剪、錘平，每葉加襯紙并點粘左右側，墩齊壓實后點粘成冊，再粘加護葉，壓實打磨，包裹瓷青書皮。這種裝訂方式既考慮到書葉厚、殘破多的情況，提高了書葉韌性和平整度，又因折縫殘破不宜漿背而改為點粘書口，同時版框外區域狹窄也使“黃裝”成為合適選擇。

修復完成后，此書還配有金絲楠木書盒，第二冊第一張后護葉右半葉左下角粘有趙萬里手書的“一九五九年一月張士達裝”簽條，明確記錄了修復時間和人員，使其成為我國現當代古籍修復史上極具價值的重要作品。

張士達修復的宋刻本《蟠室老人文集》

參考資料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官網

新華網：《永樂大典》：滄桑歷盡續傳奇

中國新聞網：揭秘《永樂大典》修復：曾被暖氣困擾 細致如繡花

北京日報：國家圖書館古籍修復專家杜偉生:修書即修行

光明網：以補天之手修復古籍，攜匠心精神傳承技藝

臧春華.宋刻本《蟠室老人文集》修復考[J].圖書館界, 2019 ,( 03 ): 72-74+78 .

邱曉剛.張士達與《蟠室老人文集》[J].國家圖書館學刊, 2007 ,( 04 ): 93-94 .

新京報：北京文化守護人｜朱振彬：讓古書“復活”

澎湃新聞：敦煌遺書脆化成“酥皮點心”，還能修好嗎？

新民晚報：給國寶續命，讓古書復活，國圖古籍修復師成功修復“天祿琳瑯

光明網：藏書閣中修書人，禪定一事終一生

人民網：王金玉，天一閣“修書” 40 載

澎湃新聞：致敬她力量｜妙手傳書香，“我在天一閣修古籍”

圖片 | 鄭文灝

排版 | 黃思琦

設計 | 尹莉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