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 | 中訪網

作者 | 一杭工作室

晚上11點，某寫字樓23層的燈光依然刺眼。鍵盤敲擊聲混著咖啡機的嗡鳴在走廊回響，程序員阿偉揉著發澀的眼睛，第三次點擊系統考勤，今天的加班時長又很可觀。

手機屏幕突然跳出新聞推送，他下意識想劃掉，指尖卻在觸到那行標題時驟然停滯——《“漲工資”，又一次出現在了中央文件里》，阿偉不免有些期待：有中央文件背書，今年真的能實現“漲工資”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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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漲工資”，頻繁出現在中央文件中

5月26日，一則重磅政策劃破職場人關于收入的集體焦慮——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意見》的文件，文件內容第十五條提到：完善企業收入分配制度，推動企業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從制度層面為職工“錢袋子” 鼓起來提供保障。

在此之前，政策部署已逐步鋪墊。3月，中辦、國辦印發《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明確提出“城鄉居民增收促進行動”；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進一步指出，要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大力發展服務消費，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

政策層面的密集部署，深刻彰顯了推動工資合理增長的現實緊迫性與戰略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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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背后的時代焦慮

當前，國際局勢錯綜復雜、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全球經濟復蘇乏力，投資與出口均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在此背景下，擴大內需成為必然選擇。

而要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提高中低收入群體收入，是激活內需市場的重要突破口。從這個意義上說，推動工資合理增長，不僅關乎勞動者的切身利益，更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

“漲工資”既是民生工程，也是經濟命題。2024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放緩至3.5%，低于GDP增速1.5個百分點；居民消費率（最終消費支出占GDP比重）僅為46.8%，較全球平均水平低15個百分點。這一現象不僅制約內需潛力釋放，更影響高質量發展的可持續性。

在這樣的背景下，收入分配改革不僅是單純的民生議題，而是激活14億人消費潛力的戰略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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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矛盾中尋找平衡支點

不過，在“漲工資”的風吹向職場的同時，現實的土壤卻呈現出驚人的溫差。

當一線城市白領為“996”加班叫苦時，西部地區的農民正為每月3000元的工資精打細算；當科技公司以百萬年薪的誘惑爭奪AI人才時，傳統制造業的打工人還在為社保繳納比例與雇主博弈。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原院長劉尚希曾在接受《民生周刊》采訪的時候提到了這一現象，他提到：“當前我國消費不振的深層原因包括兩個方面：內外循環失衡與城鄉差距。”

數據顯示，2024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3.4萬元，農村居民僅1.9萬元，城鄉消費比達到1.8倍。造成這一現象的背后，其一是收入差距，2024年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為城鎮的38%，財產性收入占比不足3%（城鎮為12%）；

其二是公共服務缺口。一組數據勾勒出城鄉生活成本的鮮明對比：2024年，醫療與教育支出在農村家庭收入中的占比高達32%，比城鎮高出10個百分點。這種剛性支出的擠壓，迫使農民將42%的收入鎖進儲蓄罐（城鎮儲蓄率為 28%），形成“攢錢防風險”的生存慣性。

消費市場的數字化進程，更在城鄉之間劃出一道刺眼的分界線。數據顯示，農村地區網購滲透率僅35%，不足城鎮72%的一半。這種數字消費鴻溝的背后，不僅是基礎設施建設的差異，更是數字素養、消費習慣等多方面的集中表現。

這也說明，在“漲工資”政策頻頻發力的當下，還有值得關注的地方。如果不能打破城鄉之間的收入結界與公共服務壁壘，政策紅利可能只會在少數群體中形成“局部暖流”，難以形成全民消費提振。

當阿偉走出寫字樓，城市還未入睡。他抬頭仰望，仿佛有一絲微光悄然滲透下來。這光，既來自中央文件的鄭重承諾，更源于無數勞動者對自身價值被尊重的深切期盼。這，或許就是“漲工資” 三個字在中央文件中反復出現的終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