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利全名摩西·芬利，生于1912年。摩西這個名字自然讓我們聯想到，他是個猶太人。事實也是如此。作為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他接受過正規的教育。這人是個神童，神到在我們還剛剛小學畢業的十二三歲的年紀，他便考進了美國著名的敘拉古大學，而且學的是心理學。我們可以想象一下，一個相當于我們今天的初中生的孩子，居然在大學中學習心理學，而且人家還非常優秀。1927年，他剛過15歲生日，便以優異成績從敘拉古大學畢業。他最初的意圖是從事法律工作，大學畢業當年就轉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習公法，兩年后，他剛剛17歲，就獲得了碩士學位。在和他那時差不多大的年紀，我才剛進大學，還不知道有研究生這回事！

芬利在研究生階段的學業表現顯然也相當優秀，畢業后就進了一個大公司的法律部門。但是他很快就發現，法律不是自己喜歡的工作，于是他放棄了高薪的工作，轉而參與哥倫比亞大學《社會科學百科全書》的編寫工作。在這個過程中，他開始轉向社會學、經濟學，并且廣泛閱讀了馬克思、德國社會學家韋伯，以及法國年鑒學派代表人物布洛赫等人的著作，從此確立了他對社會經濟史的興趣，以及研究方法上重視社會科學理論的取向。他的外語應該也非常不錯，至少法語和德語對他來說根本不是問題。就在為《社會科學百科全書》做編輯期間，他申請到哥倫比亞大學古希臘羅馬史的博士研究生項目，師從著名的古史學家威斯特爾曼。正是在讀博士期間，他遇到了自己的終身伴侶瑪麗。兩人都是古希臘羅馬史專業，估計是上課或研討班期間認識的，1932年結婚，從此恩愛一生。不過他和導師的關系似乎不太融洽，問題應當是出在兩個人治學的路徑差異上。威斯特爾曼以研究莎草紙文獻見長，主張詳盡研究古代有關史料，從中爬梳出有用的史實。芬利則認為，這類鉆故紙堆的工作意義有限，缺乏真正的理論思考，而且難以綜合眾多的基本問題。或許因為兩人理論和方法上的差異，當芬利急需幫助時，威斯特爾曼并未施以援手。芬利也不免對導師不太滿意，甚至稱后者的《古代希臘羅馬奴隸制》這本著作為“學術上的災難”。

芬利年輕時還是個社會活動家。20 世紀 30年代德國法西斯上臺，美國也不免受到法西斯運動的影響。這引起了一部分知識分子和社會活動家的警覺。他們發起聲勢浩大的反法西斯運動，爭取學術自由。這場運動中，著名的人類學家博厄斯，還有美國共產黨都有所參與，芬利當時作為博厄斯的助手，多次負責組織相關的游行和反對法西斯的集會。在此期間，他研習馬克思主義，并與左派知識分子接觸密切，甚至可能參與了美國共產黨的活動。二戰期間，他放棄了自己的學術工作，投身反法西斯活動。這多少影響了他的學術產出，但對政治活動的參與，也讓他積累了不少政治經驗。

戰爭結束后，芬利在羅格斯大學任教。但因為他 1930年代的活動，在1950年代初麥卡錫主義的高潮中，芬利和他的眾多同學、同事一道受到調查，妻子瑪麗也受到牽連。指控他的人中，包括《東方專制主義》的作者魏特夫。此人曾是德國共產黨員，甚至做到中央委員，1938年流亡美國時，一度無處棲身，是芬利夫婦接納他在家中長住。沒想到此人是個白眼狼，利用麥卡錫主義反戈一擊，指控芬利。面對審查，芬利拒絕回應，因而激怒了美國當局，他們向羅格斯大學施壓，逼迫大學不顧教授們的反對，將芬利解聘。由于這場風波，芬利經歷了近20個月的失業。1954年，憑借新作《奧德修斯的世界》為他贏得的聲望，同時還有另一知名學者、意大利裔的莫米利亞諾的幫助，芬利來到英國，后來在劍橋大學任職。芬利非常喜歡劍橋古典學的氛圍。當時在那里擔任古代史講席教授的是著名古史學家，也是英國工黨黨員的瓊斯，其他那些同行，比如研究羅馬法的約翰·克羅克、政治學家約翰·唐等，也與芬利相處友好。他在劍橋大學先后擔任講師、高級講師和教授，做過達爾文學院的院長，成為他那一代最為杰出的古史學家。1962年，芬利正式成為英國公民；1970年，他接替瓊斯擔任劍橋大學古代史講席教授；1971年，他當選不列顛學院院士；1979年，他因為自己杰出的學術貢獻，受封為爵士。

值得一提的是，芬利和妻子瑪麗的婚姻生活十分美滿。他們相識于哥倫比亞大學，1932年結為連理。移居英國后，和芬利同為古代史博士的瑪麗便徹底告別了希臘羅馬，找了一份基礎教育教師的工作，將大部分精力用于照顧家庭。芬利多少還保留了一些他作為社會活動家的習慣，經常在家里舉行聚會，招待好友和同事。每逢這種時候，具體負責操持的就是瑪麗。芬利對此也心存感激，他寫的書中，至少有兩本是題獻給瑪麗的。不過英國的天氣不太友好，瑪麗移居英國后，健康狀況日益惡化，芬利則一直不離不棄地照顧她。1986年6月22日，在料理完妻子喪事后，芬利回到寓所，4小時后因腦出血陷入昏迷，次日去世。

芬利主要的研究領域是古代希臘史，但他的著作更多的是以整個古典世界為研究對象。自1953年以來，他寫了大批著作，涉及古代經濟、奴隸制、民主政治等，《古代世界的政治》是他晚年的著作，可謂他思考的結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