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三十五年，發生了眾所周知的“坑儒”事件。這樁慘案的起因，是兩名方士侯生、盧生聚在一起，私下批評秦始皇。他們說：嬴政這個人，天性剛愎，認為自己前無古人。治國的時候一味親信和提拔法吏，與之相比，雖然也選了七十個儒生作為博士，只不過是擺設，從不重用。所有的事情，嬴政都是自行決定，大臣聽命辦事就行了，沒有資格議論，而且他常常用刑殺來樹立威信，因此沒有人敢出聲反對。最后侯生、盧生一致認為，嬴政是個極度貪戀權勢的人，在他手下做事非常危險。于是二人不辭而別，逃之夭夭。

聽聞消息的秦始皇，大發雷霆，也說了很長一段話，都在《史記·秦始皇本紀》里。他先是說，自己招攬了兩批人，各有各的用處。一批是文學士，其實就是上面所說的博士，他們的作用是“興太平”；另一批人則是方士，他們的作用是“求奇藥”。緊接著秦始皇說，他一向對這些人既尊重，又給予厚賞，沒想到他們“今乃誹謗我”，把他說得一無是處。最后，秦始皇還袒露了另一樁事情，他說，他派人調查了咸陽的諸生，很有一些人，“為妖言以亂黔首”。這句話就是整個坑儒事件的核心要點。雖然事件因方士而起，但讓秦始皇大動肝火的，不只是有人逃跑，更重要的是言論問題。侯生、盧生的“今乃誹謗我”，諸生的“為妖言以亂黔首”，都是同一性質的罪過。嬴政要的是臣民不能隨意褒貶自己，顯然并不是只有方士才長著嘴，故由方士遷怒至諸生，是順理成章的事。

這句話里提到了兩個關鍵字，“妖言”。這個“妖”，有時寫作女字旁，有時寫作言字旁。意思是一樣的，相當于歪理邪說。妖言，就是謠言的一種。

但顯然，“妖”是秦始皇站在帝王視角的主觀判斷。這里“妖言”和信息的真偽，并無特別關聯。這就又回到了我們之前討論過的話題，當判別標準不是人人都有權利掌握的時候，真實性就很難成為鑒別謠言的唯一因素。事實上，不但坑儒事件和妖言有關，焚書事件也是如此。李斯在建議焚書的奏言里，所用的理由便是“以非當世，惑亂黔首”。防范的同樣是誹謗君上、誹謗時代的“妖言”，區別只不過在于坑儒針對的是口頭妖言，焚書針對的是書面妖言。

劉邦在關中約法三章時，曾說過一句話：“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一般認為，所指的就是秦律中有明確的妖言罪。漢承秦制，妖言罪起初也被繼承下來，呂后元年才正式下詔，撤銷此罪。后來可能一度又重新起用了，故漢文帝二年又廢除了一次。但漢武帝時期，淮南王劉安被指控謀反賜死，罪名里又出現了“熒惑百姓，妄作妖言”。看來雖然都知道妖言罪不好，但用的人也是真爽。